在中国，学者（舆论界）分几类，一类，媚俗，敏感的捕捉风吹草动，为政策写颂文，为政党唱赞歌；另一类，闷骚，介乎同流合污和独善其身之间，做那些无关痛痒或者隔靴挠痒的研究，所言之处、所行之事，圆滑，模棱两可，偶能发出真实想法，但不敢诉诸于文面；前两类人，很多，上至政策研究室、中宣部、以及主管宣传工作的李某人，下至野鸡学校的教授老师小报编辑民间学者网络写手，林林总总，一起“引导”民众舆论思想，“暴力方式对对方实施性猥亵以及性行为”民意。

再一类，能说出真知灼见，说白了的话，也就是说实话的人，这个群体成分复杂，需要阶级分层：海外华裔学者，拥有世界名牌大学的学术背景，和国内难以获得的或者被严重扭曲的事实数据资料，或偏激、或中肯的提出批评建议，不惧政党压力，因其鞭长莫及，这阶层中，也可分类，按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分类有别于传统阶级斗争的形式，再次说白了，纯学术的意识形态差别，表现为亲这个亲那个；政治庇护学者，曾遭受迫害或者语言被剥夺的人，在自身所处的语境下难以发出声音，或者发出声音被极力覆盖，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抽搐事件中，避难于美丽的阿美利坚或者不癫的大不列颠等，有后台，还是洋后台，简称阳台，于是乎，顿时，感觉到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有发表演讲的冲动，写出来了。这类人，也能分类，一类痛心疾首派，为那个远离起初设立目标的国家和政党感到悲哀和愤怒，写出来如啼的血，入木三分；另一类动机可疑派，民众运动中的策划者和煽动者，为运动而运动为造反而造反，天生的群众运动家和舆论鼓动家；还有，就是边缘派学者，处于一国两制或者即将一国两制的语境之下，并能在东西方文化、思维中灵活转换，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但也是更多倾向于学术上的认知取舍，大家众所周知的郎咸平便是其一；此外，可贵如立场坚定人格也坚定者，其在国内，能扛过这么多次运动，贵在过硬的情商和智商，并能抓住每次变化，在变化前兆压好筹码发出声音，同时立场不变表达立场的方式富有艺术，改革的东风也往往能将他们送到风头浪尖，但毫无疑问，他们属于舆论的头和尖，就我认识的人中，我想，即将80高龄的茅于轼先生，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