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谈爱国消费论，忽悠谁?！

大谈爱国消费论，忽悠谁?！

编者按：最近许多官员和报刊大讲特谈“消费爱国”论调，什么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对合肥市房地产市场展开调研，当场掏腰包买下一套80多平方米的高层住宅；合肥市规划局局长王爱华，在当地电视台直播栏目极力推销楼盘，高喊 “买房就是爱国”的口号；紧接着有经济学家提出“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言论；《瞭望杂志》提出“中国面临严峻挑战积极消费就是爱国”；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哲更是建议，“发动一场爱国消费，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一年收入都拿来消费。如果政府允许这么做，我愿意拿出我的精力和财力去推动这个事情”。

人们不禁问：你们这些官员、报刊、专家到底是代表国家讲话？还是代表人民讲话？或是代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讲话？他们到底代表了谁？

改革开放３０年，应该说我们国家的政体还没有变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共和国，应该仍然是人民的共和国！

那么，你们这些官员、报刊、专家到底是代表谁在讲话？

答案，不就是很清楚了嘛，肯定不是代表广大人民大众在讲话。既然不是代表人民大众利益讲话，就是在忽悠广大人民大众！

　　本博认为“爱国消费论，直接忽悠老百姓”的根据理由如下：

一、平民百姓为什么不敢大把大把花钱呢？

我们人人都知道，有钱花的日子是很爽的。然而，当前老百姓对未来如何，真的没有一丝安全感，说实话，任你政府和专家如何忽悠，老百姓都不会轻易地潇洒去消费。

　　目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低收入群体，有上亿的特困群体，３０年了，富人的比例其实很小。低收入群体、特困群体、弱势群体，根本没有多少钱去消费，许许多多家庭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所谓的中产阶级和都市白领，面对是比美国更贵的油价，比英美更贵的房价；面对是股票亏损惨重，面对着是高房价的房奴；面对是不断上涨各种消费，如水电气费等；加上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与就业不稳，教育、医疗、社保的普遍缺失，谁都不敢大手大脚花钱！

为什么中国小民，喜欢把不多的钱，放在国家银行里，哪怕是没有什么利息。这种如此热衷于把钱送到银行的原因，不是为提高国民储蓄率，而是确有是生存的需要。

　　有人存钱为防老；人存钱防病灾；人存钱为下一代，让孩子上学；当然也有年轻的为买房。如果真得响应号召，到银行排队取钱，积极花钱促进内需，消费爱国是做到了，接下来发生情况是，老来积蓄不够，生病看不起，孩子学费年年上涨，买房也无着落。到时候这日子又怎么过呢？一句话，诸多小民不敢花钱，不是不爱国，而是没有强大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作支撑，怎么敢大把大把花钱呢？

二、不必把消费提升到爱国高度令人毛骨悚然！

以拉动内需方式，求解经济难题的道理人人都懂，把消费提升到爱国的高度去解读，恐怕不仅不能激起人们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反而会令人毛骨悚然。

　　此论，让人想起当年“爱国鱼”、“爱国菜”的往事，一些商家把积压滞销的产品贴上“爱国”标签，谁不买就是不爱国。他们喊着“大公无私”、“同舟共济”的口号，使人们体验了一回“爱国”壮举，而大家的钱却实实在在地装进了既得利益者的腰包。

“买房爱国主义”及“消费爱国主义”，它暗示的是一种单边的“肯尼迪逻辑”：“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种强调公民责任的逻辑并没有错，但前提是必须有对等的、强调国家责任的逻辑：“不要问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

三、官员、报刊、专家鼓励消费请不要拿爱国开讲

过去“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一尺布，可以讲到与伟大的战略部署、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好不容易我们总算搞明白了，你上班就上班，吃饭就吃饭，没有必要跃过几个逻辑台阶，变成“全世界人民离不开我”，消费也说到爱国的地步。

　　买房也好，别的什么消费也好，与爱国之间的关系，我看就是一尺布与伟大部署之间的关系。用来用去，你就不知道上餐馆的时候到底是在吃饭还是在实践战略部署。生活还是真实一点好，还是真切一点好。放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真把自己吃饭说成“实践战略部署”，别人会怀疑他脑子有问题的。同样，“消费”这个中性的动词，也承担不起“爱国”的内涵。

动员消费，说消费就是爱国主义的观点，是荒唐的。如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积蓄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今后的生活将会极其难过。说消费就是爱国。这个“国”，是非常狭义的国——政府。在中国每一次消费，大致会为政府提供消费额30%的税收。这是政府鼓励民众消费的根源。

如果当你无力获取收入、也无力消费时，政府就管不了你。因为税收早就花光了。即使没有花光，也要预计花光。

四、官员、专家强调消费就是爱国是否太牵强附会？

消费爱国论调，太过于牵强附会。两个完全不能混淆的概念柔和在一起，如果说，政府和经济学家倡导的消费，是爱国观点，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不符合实际，有点强奸民意。

爱国是个伟大词汇，是个人情操表现，抒发了对于祖国的炽热情怀。相反购房消费完全是个人行为，民众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做出的选择。

如象河南省信阳市政府利用权力优势，在信阳市的黄金地带建筑了数十幢豪华别墅，依照职位的高低，按名单分配房子。这种政府消费行为，其表现能属于爱国行为吗？

民众有心消费，也要有钱。如果囊中羞涩，结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民众希望政府行为，是要正确引导消费趋势，出台一些合乎情理、符合实际的政策。如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按户口每人五千或万元；给购房者个体发放资金补助，或者发放购房券；增加就业岗位，增加民众收入等等，实事求是地解决民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而不是空喊口号。否则，所有的措施就如同空中楼阁，毫无价值可言。

中央三令五申提倡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在民众和政府这个环节上，民众居于主体地位，政府处于客体地位。

希望各级政府要推出“符合实际的、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对待每一个中国人民。

　　　　　　　　　　　　　　林国奋写于２００９年春节

附资料之一：

刺激农民消费将导致其生活陷入困境

《广州日报》2009年1月27日报道：每天的广州火车站、汽车站，都在高负荷地运载大量农民工回乡，而这个浩大的工程今年来得特别早。“四川返乡农民工突破百万，灾区面临就业困境”，这样的报道在春节前不时见诸报端。

春节来临前的一个月，挂靠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系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支调查队伍深入到贵州、湖南等地的农村。这支调查队由贺雪峰教授带队，一行15人，驻扎农村半个月，记录了返乡农民工目前的生活状态。

农民返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回乡后他们做些什么?当地政府提供了怎样的政策支持?来年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又将如何?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贺雪峰说。

贺教授带队的这次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工返乡”后的农村。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贵州，湄潭县，某村。

李家院子里，一个满脸稚气、20出头、穿着时髦的小媳妇，一边哄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断翘首张望，听到外面有点响动就出来探探。

小媳妇打工时认识现在的丈夫，李家院子未来的主人，两人很快回家办了酒席，生了孩子。因为厂里不景气，夫妻俩在春节来临前，早早卷起铺盖回了家。

小媳妇虽然跟丈夫回了家，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打工梦”。小媳妇的丈夫从城里回来后，就跟着父亲在县里做电工，“学个一技之长，将来也不会没饭吃”，而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她，打心底认为婚姻阻断了她由来已久的梦，她也不止一次提出离婚。

春节的临近，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陆续续回来了。平时不大跟长辈、邻里交往的小媳妇，对谁家有打工返乡的消息却特别灵，一有空就“奔”过去凑热闹了。

李家是村里的大户，到这辈却是单传，两公婆决心要把儿子留在身边，所以对小媳妇也百般顺从，万般讨好，“不然她早就走人了”。然而，小媳妇的心如磐石，“一定要出去打工”。

此时此刻，同村的小嫂子阿英却心情迥异。

当年在广东打工时，阿英的“日子过得很潇洒”：经常变换工作，有钱就花，还“耍”过不少男朋友。已经是两个孩子她妈的阿英，今年34岁，去年回家后，她与老实巴交的丈夫两人，安心种起了一亩五分田。说起打工，她心里已泛不起半点涟漪。“一方面，这个年龄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小女孩、小伙子比较好找;另一方面家里也需要照顾，有老人和小孩，而且在农村比较自在，想做的时候就做，想赶场(赶集)的时候就去赶场”，她长叹一口气，“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这是发生在2009年新年前，贵州农村最为常见的一幕，同时也是发生在广大中国农村，返乡农民工较为普遍的场景。

1月13日晚，从贵州返回武汉的火车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查小组仍在缱绻思索，带队的教授贺雪峰长长舒了一口气，“农民工返乡”的情况，比“我们调查小组之前预想的有些不同”。他们一行15人的调查队伍，驻扎贵州、湖南农村半个月——他所在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对这次的调查煞费心思。

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

记者：调查小组所到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状况?

贺雪峰：2009年元旦后不久，我们到了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进行了半个月的驻村调查。

聚合村是一个典型的汉族村庄，全村共有4400人，人均约一亩耕地，是取消农业税后，由之前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我们刚到村庄时，全村已有200多农民工返乡。在我们调查的半个月时间里，每天都有10～20个农民工返乡，到我们离开聚合村时，全村2000个外出务工村民中，已有600人返回村中，而在往年，春节前的半个月才是农民工开始返乡的时间。

聚合村大量农民工返乡与金融危机有关。几乎每个被访谈的村民都会与我们谈起金融危机，并事事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从访谈返乡农民工情况得知，聚合村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工厂倒闭，春节临近，农民工不再新找工作，而是先回家乡过完春节，再作打算;二是工厂订货不足，开工不满，之前需要加班生产以供出口的季节，现在变成淡季，农民工因为没有加班，报酬不高，不如请假回乡过个好春节，工厂也乐意农民工请假;三是到山西挖煤的农民工，因为山西煤窑秩序整理而停矿数月，他们正在等待煤窑重新开放。

记者：现在最为担心的是大量农民工返乡后无法就业，形成社会上不稳定因素，您怎么看?

贺雪峰：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危机远未见底，2009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更加多工厂的倒闭与开工不足，可能有更多农民工失业，而不得不返乡。聚合村有2000个村民在外务工，村支书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没有了。更严重的是，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适应农村的环境，他们在外务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一旦打工积蓄的那点钱花完，他们就可能偷盗抢劫。那个时候，农村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可能更加严重。

与聚合村支书担忧相似的是，很多专家学者担心，金融危机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返乡，他们守在城市却又无业，就可能带来社会治安与秩序问题。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就业减少，不仅可能带来农村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且可能带来城市社会问题。

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学家计算，中国在2009年最低必须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不然中国的就业不足就可能带来一场灾难。也因此，国家一方面扩大投资，一方面鼓励内需。甚至有意见说，现在爱国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增加消费，多花钱。

记者：农民返乡后，他们靠什么生活?

贺雪峰：最近几年，中国农村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普遍改善)，使返乡农民发现，家乡的生活也还不错，较之前想象的落后其实不同。而按户所有按人均分的土地制度，又使每一个回来的人都至少能够通过从土里“抱食”来解决温饱问题。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归属，有了生存下去的最低底线。

所以，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要理解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讨论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就业的机制，我们必须讨论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记者：农民工的返乡，对农村建设、内需拉动有什么作用?

贺雪峰：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只有通过拉动内需，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达到最底线的就业，从而保持社会稳定。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中国特色的机制，更不理解农民工返乡的逻辑，而是坐在家里想当然。

与拉动内需保增长的结论相反，我们在农村调查看到及担忧的是，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赚钱的能力。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

大部分青年农民工比较乐观

记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贺雪峰：这正是我们一个有趣的发现，大部分青年农民工的情绪都比较乐观。

我们访问了20多位返乡农民工，超过35岁的返乡农民工，他们对春节后是否再外出务工，大都犹豫不定，因为他们对外出能否找到工作的信心不足。这些已婚的年龄偏大的村民，也往往是首先被工厂裁员的。相反，聚合村20岁左右的年轻的农民工，都确定无疑地计划春节后即外出务工，他们相信可以找到工作，并且不难找到。

在工厂越来越依靠现代化生产线生产的条件下，外出务工农民的90%以上都是普工。只有诸如电焊、烹饪等少数工种需要一定技术含量，是所谓技术工。

普工则从事简单的劳动，是对耐心、体力和注意力的挑战。年轻人，一般体力较好，注意力集中，动作快捷而敏锐，可以长时间地做一件事情。因此，现代的生产线天然倾向要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工厂若要裁员，一定是先裁年龄偏大的劳动力。

金融危机虽然会导致工厂倒闭和裁员，却只是影响了年纪偏大的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就业，而年轻的农民工却不大会被裁掉，及相对不担心找不到新的工作，虽然加班会减少，及工资可能降低。

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

记者：这些返乡农民工怎么看待自己“打工”生活的前途?

贺雪峰：在聚合村调查，外出返乡农民工说“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生动而形象地表明了当前农民工的处境。“打工无前途”，是说外出打工，是吃青春饭，一般情况下，未结婚的年轻人在外打工，一月可以有1300元左右的收入，但这个收入很快就会被花掉。调查访问的七八个未婚年轻人，外出务工多年几乎都没有什么积蓄，甚至有好几位仅是拿到当月发的工资作为全部积蓄回到家乡。进城务工农民想在城市结婚生子，买房安家，几乎不可能，也极少有人尝试。几乎所有外出务工农民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生子的家庭拖累，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城市待下去，最后不得不回到家乡的农村。

在外务工，既然没有前途，最重要的就是在回来之前，攒足在农村家中盖一栋房子的费用，而事实上，只有运气比较好且夫妻两个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户，才能盖起一栋比较像样的房子。

“打工无前途”是所有外出务工农民的共识，但这个共识，尤其对年龄较大者有强烈涵义，因为年龄越大，工作越难找，工资越低，而家庭拖累却越大，他们不得不考虑何时返乡的问题，他们一直在进城和返乡之间犹豫。

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未婚青年来说，将来的前途暂时还不用考虑，打工收入比农村收入高，城市生活也比较热闹和有趣，他们还没有到在城乡之间作出决断的那一天。过好一天算一天，因为“回乡无意思”。年轻人理想主义多一点，浪漫多一点，爱情多一点，对未来的憧憬多一点，将来碰运气的可能性多一点。年轻人就难以在村里待久，待的时间一长，就会感到无意思，就不会安分守己。

记者：春节后，会有多少农民工返城?

贺雪峰：而对于年龄偏大的已婚村民，他们人生中的现实压力摆在那里，既然打工已经没有前途，返乡是最后目的地，他们就不是在强烈地体悟“返乡无意思”，而是在考虑如何返乡，何时返乡，返乡后可以再做些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当前金融危机导致工厂倒闭、裁员和农民工的就业困难，只是淘汰了年龄偏大的“普工”，而恰恰这些年龄偏大的“普工”早已在考虑是否返乡，他们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回到家乡，很快就可以融入到家乡的氛围，接受村庄生活的意义，他们适应于村庄的生产、生活和人情世界。

而那些觉得“回乡没意思”的年轻人，他们难以待在村庄中，他们却仍然可以进城务工，且他们一般都可以找到机会，虽然工资要低一点。

这样一来，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困难，及经济困难导致的就业矛盾，首先淘汰了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而这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又恰恰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回乡的农民，这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回到家乡，可以很快就适应家乡的生产和生活，再次成为(也许一直都是)家乡的一员。因为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可以回家且可以适应家乡的生产、生活，而使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压力被吸收、消化，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因此就大大地降低。

明年或许会有完整政策出台

记者：当地政府对农民工有没有什么扶持政策?

贺雪峰：当地政府对返乡农民工非常关心，也积极为他们寻找就业的门路，首先，当地政府要求每个村每星期都要汇报返乡农民工最新近况。然后，我们所调查的村，收到政府补贴的400元钱，要求发放给最困难的农民工。

但这个问题，一时很难有系统的解决方案，明年或许会有些完整的政策出台。

记者：这些农民回家后，那些年长的农民工，没有社保，他们将来的收入全部靠一亩几分田，能好好生活吗?

贺雪峰：这就要考虑到农村家庭收入的构成。一个农民家庭的收入不是单个的，而是家庭两三代人收入的总和。现在最困难的家庭，应该是父母不能劳动，小孩还没成人的家庭，全靠中间一代人的收入。

在农村，普遍生育比较早，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他可以靠种田生活，他的孩子也已经成人，可以在外打工，也有收入，这样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也还不算差。

目前，农村状况就是这样：年长的农民工没有外出打工的打算，能安心在家种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们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即使考不上大学，也能找到技术性学校就读，再不行打工也能有条出路。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腾讯网》

网址：http://news.qq.com/a/20090127/000054.htm

附资料之二：

《中国青年报》：

买房就是爱国？奇谈怪论

“在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两台发动机（指房地产和出口）都不应该停，房地产市场不能砸。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国民经济约等于房地产（国民经济≈房地产），约等于民生。房地产崩盘百姓更买不起房子。”在12月13日举行，由招商银行和潇湘晨报主办、阳光100承办的阳光100财富大讲堂上，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这样表示。（《潇湘晨报》12月16日）

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就是由房地产引爆的。在本世纪初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着急寻找新的经济引擎，最后瞄准了房地产。以房价暴涨为标志，导致美国房地产“无根”繁荣，最终由次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这个教训中国必须汲取。

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讲，“国民经济≈房地产”论正好迎合了其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从开发商角度看，是试图通过高房价维护其暴利。从其他企业角度看，房地产过热、房价居高不下、暴利持续存在，使得许多做实业的企业把正常生产资金投入到了可能获得暴利的房地产上，影响其正常生产资金所需。房价稍有波动，企业就将面临资金困境。当前，江浙一部分企业之所以经营资金那么紧缺，与去年投入到房地产后不能及时“抽身”不无关系。可见，将国民经济等同于房地产，是非常有害的。

赵晓还说：“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这完全是奇谈怪论，难道现在不买房的百姓都是不爱国吗？百姓买不买房首先看是否确实需要买房；其次是能否买得起房；再次是预期房价走势，如果认为房价会进一步下跌，稍后买房更加划算，可能会推迟购买，否则就会当即购买。买与不买，完全根据百姓的自身情况和对市场的判断，与爱不爱国不相干。给现在不买房者扣上“不爱国”的大帽子，却闭口不谈开发商顺从大势自动降低房价，不得不使我们怀疑这样的“专家”是在充当开发商的马前卒。

房地产作为投资的组成部分，这几年对经济的拉动确实不小。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拉动是畸形的，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造成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决不能依靠房地产行业。正确的选择是，趁当前结构调整之机，把中国经济增长转变到消费上和铁路、农业、保障性安居住房等基础设施投资拉动上，摆脱房地产在经济增长中比重过大的状况。

赵晓认为“3年内全国9000亿元建保障性住房既可以托市，也可以砸市”，“这些保障性住房并不能被市场消化。从长远看，这是砸市，不是来救市的。”现在，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大部分还没有列入保障范围内。在此情况下，笔者不相信国家确定的9000亿元保障性住房没有市场，卖不出去。9000亿元建保障性住房可以起到一举三得之功效：解决了困难群众的居住问题；平抑了高房价；又拉动了经济增长。

而“政府出资收购市场上存量房，再进行分配；政府应该制定两年内谁买房子，反过来给你全部房款的20％”的建议，实质上不如说是给开发商直接送钱。从拉动经济的角度来说，政府收购存量房比新建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小得多。现在谁买房子，政府给补贴房款的20％，是脱离国情、只有坐在办公室里的学者专家才能想得出来的主意。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腾讯网》

网址：http://news.qq.com/a/20081218/000571.htm

附资料之三：

积极消费就是爱国？

《瞭望》周刊文章：积极消费就是爱国

我很爱国

但我无法消费

原因不仅仅是没钱

即使我有钱

我也要仔细掂量

当年朱总理为了把老百姓的存款从银行里抠出来

采用了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