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十一月，一个多雾的下午，隆冬的午后，天色已经暗淡起来了，图书馆里亮着灯。我坐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正一页一页的翻阅着一本厚厚的经济学著作。就这样翻阅着大约一个半小时，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一手夹著书一手握着笔抬起头来，居然发见两个着装有些古意的人（这种着装我已经不能够肯定他应该属于的年代了），却安坐在我前面的两张红皮木椅上，又好象是环境全然不在图书馆了，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学校旁边的小酒馆了。但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两人面前也摊着一堆书，但他们显然并没有去读书，而像是在谈论些什么，只是偶尔的将他们面前的书，翻开来，指着一点来对自己的观点加以左证。对于这阵势，老实说我一点也不怕，还有意的学着年青时候的作派，坐在原地，也放开了书本，只静静地倾听着他们的谈论。也不知道他们谈论了多久，只到图书管理员来告诉我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才醒觉过来，待我将侧向图书管理员的头正将回来时，我前面的那两个着着不能够确知年代的衣服，谈论着的经济学问题的人，已遽然不见了。原来这只是场梦，一场林语堂先生所推崇的-----在剑桥老楼里与牛顿等先哲贤人晤会的那种梦，只是晤会的人不是我，我仅是个倾听者罢了。然而这梦做的虽然有些日子了，但至今却仿佛：两人所谈所论尤临在我座位之前，历历在目。
而这本书正是我亲自经历的那一段近乎于传奇的故事。这一段两个着着不能够确切知道年代的服装的古意的人的对话，自觉说的有些趣味，故将它誊录下来编写在此，但并无意欲问世传奇。但既然已经录下了，那么在下自然得将此来历注明，以方便各位有缘的读者了然而不惑。
必须打破市场永久繁荣的迷梦
经济周期又发作了
我前面已经说过，那梦境的具体背景仿佛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图书馆，又仿佛是学校附近的小酒馆，这与那两个人的着装一样，颇不能够确定了。且说在我抬起头来的那一时间，只听的两人中略为年轻的那一位冲着另一个问道：
“汉森，最近情况怎么样啊？”
“还有好多工作没来的及处理呀，这次危机将是一场巨大的崩溃。”那个叫汉森的回答道，“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非常糟糕，到如今连中国和俄罗斯的股票市场也像滚落的石头一样下挫。”
“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美国和中国，代表了市场供需的两个面，一个是需求面的代表，一个是供给面的代表，美国人的需求直接拉动中国的供给，而中国为应付美国老那庞大的需求，则须要大量的投资则和初级生产数据的采购，而这又将直接影响包括中东、俄罗斯、巴西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能源出口国，这可是拉动这轮全球经济繁荣的两架马车呀。”
“是呀。现在整个世界真是一团糟。”汉森说道：“曼哈顿那里的建筑物虽然屹立不动，可是，却早已是人去楼空。更麻烦的是大量的工厂的工人也正在走向没有工作的边缘。这就像古老的经济周期又发作了。”
汉森和他的朋友两人都顿了顿，两人都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又沉默了半分钟，汉森突地哈出一口气来， “这是一次危机，你知道吗？托马斯，而且这是很大的一次危机。不妨等等再看吧。”汉森说道。
“经济周期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呀！！”托马斯整了整他那因为我自己不能够确定到底属于那个具体的年代，而让我觉得有些古怪的衣服，然后对着他对面的汉森说道。“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总是出现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更迭，如此循环往复。尽管人们一直在不断努力探索经济周期的原因，企图克服周期的一再重演，但时至今日，它似乎仍然是个无法根治的痼疾。”
市场失灵是个伪命题
市场失灵说
“你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愚蠢的说法，我要告诉你的是，不要指望能够根治这种‘痼疾’。老实说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什么‘痼疾’，而只能够说是一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我们人类的主观意志可以把它改变吗？针对于当前的危机，最近我们总能够在各种各样的，传统的、新兴的媒介上看到，有些学者和媒体人都习惯于谈论市场失灵的问题，他们帮我们分析着市场失灵的原因，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因为市场经济主义盲目地追求自发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主义私有制又制约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干预结果，造成了‘市场失灵’。他们告诉我们道：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利用市场法则的结果造成对市场发展的阻碍。市场经济主义条件下造成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⑴自发性。即各个分散的企业只从自身的局部利益出发，按照市场信号调整微观经济的资源配置，往往使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处在无政府状态。它需要经过长期的、无数次的反复，才有可能达到社会总供求的平衡。⑵滞后性。各个市场主体在接受市场价格信号时，所获得的高于或低于商品生产价值时，已是在交换之后的事了，此时再行调整，一方面已发生了供应不足或供过于求的状况，另一方面这时的调整也不能及时满足供求平衡的需要。市场机制的作用自身不具备预见经济变化的功能。⑶不稳定性。当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平衡时，不会因此而被稳定下来。各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还会将资源从效益低下的部门向效益相对较高的部门转移，同时造成这一部门供求平衡的损害。市场机制的竞争是各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哪个部门获利相对丰厚就会调动自己的资源要素向哪一部门转移，从而造成供需平衡的不稳定性。而从根本上说，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对市场行为的过份依赖与放纵。
他们把它叫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具体，他们给我描述了种种可怕的现象：
⑴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
这是因为市场机制遵循的是资本与效率的原则。资本与效率的原则又存在着“马太效应”。从市场机制自身作用看，这是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资本拥有越多在竞争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收入与财富向资本与效率也越集中；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其雇员的剥夺，使一些人更趋于贫困，造成了收入与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拉大。这种拉大又会由于影响到消费水平而使市场相对缩小，进而影响到生产，制约社会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社会经济资源不能实现最大效用。
⑵外部负效应问题
外部负效应是指某一主体在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过程中，对其他主体造成的损害。外部负效应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成本外部化，但生产或消费单位为追求更多利润或利差，会放任外部负效应的产生与漫延。如化工厂，它的内在动因是赚钱，为了赚钱对企业来讲最好是让工厂排出的废水不加处理而进入下水道、河流、江湖等，这样就可减少治污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从而对环境保护、其它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带来危害。社会若要治理，就会增加负担。
⑶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
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动力机制。竞争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竞争是在同一市场中的同类产品或可替代产品之间展开的。但一方面，由于分工的发展使产品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资本规模扩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垄断的出现，减弱了竞争的程度，使竞争的作用下降。造成市场垄断的主要因素。①技术进步；②市场扩大；③企业为获得规模效应而进行的兼并。一当企业获利依赖于垄断地位，竞争与技术进步就会受到抑制。
⑷失业问题
失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主要后果，一方面从微观看，当资本为追求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时，劳动力被机器排斥。另一方面从宏观看，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变化，对劳动力需求的不稳定性，也需要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以满足生产高涨时对新增劳动力的需要。劳动者的失业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满足了市场机制运行的需要，但失业的存在不仅对社会与经济的稳定不利，而且也不符合资本追求日益扩张的市场与消费的需要。
⑸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
市场机制的作用只会扩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一些经济条件优越，发展起点较高的地区，发展也越有利。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等也会相对较高，可以支付给被利用的资源要素的价格也高，也就越能吸引优质的各种资源，以发展当地经济。那些落后地区也会因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优质要素资源的流失而越发落后，区域经济差距会拉大。再是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地区使用自然资源过程中也会出相互损害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负外部效应：江河上游地区林木的过量开采，可能影响的是下游地区居民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造成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危害。
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公共产品是指消费过程中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所谓非排它性也就是一当这类产品被生产出来，生产者不能排除别人不支付价格的消费。因为这种排它，一方面在技术上做不到，另一方面却使技术上能做到，但排它成本高于排它收益。所谓非竞争性是因为对生产者来说，多一个消费者，少一个消费者不会影响生产成本，即边际消费成本为零。而对正在消费的消费者来说，只要不产生拥挤也就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类产品如国防、公安、航标灯、路灯、电视信号接收等。所以这类产品又叫非盈利产品。从本质上讲，生产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矛盾的，生产者是不会主动生产公共产品的。而公共产品是全社会成员所必须消费的产品，它的满足状况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这样一来公共产品生产的滞后与社会成员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就十分尖锐。
⑺公共资源的过渡使用
有些生产主要依赖于公共资源，如渔民捕鱼、牧民放牧。他们使用的就是以江湖河流这些公共资源为主要对象，这类资源既在技术上难以划分归属，又在使用中不宜明晰归属。正因为这样，由于生产者受市场机制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驱使，往往会对这些公共资源出现掠夺式使用，而不能给资源以休养生息。有时仅管使用者明白长远利益的保障需要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但因市场机制自身不能提供制度规范，又担心其它使用者的过度使用，出现使用上的盲目竞争。
这些人不厌其烦的告诉着我们，市场失灵的表现还有许多，它要求人们科学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善意的提醒我们不要混淆在市场失灵的非常时期政府采取的干预手段与政府在正常时期举措的界限。那么真如这些学者和评论家所指出的，当前市场是失灵的？”汉森接过话题，道：“但这实在是个愚蠢的话题。我不知道在那些市场失灵论者的眼里，什么样的市场才不是失灵的，或者说什么样的市场才是灵验的，难道是永远持续的繁荣吗？但那绝对只是一个比乌托邦还美丽的迷梦。”
“嗡~~~~~哼”，托马斯把他那托着腮的手拿开，想椅子深处靠了去，“这需要从哲学方面谈起了。”
世界的本质具有不可被认识性
汉森洽了口咖啡，笑了笑说道：“看来也只有这样了。达尔文曾经说过‘作为广义和比喻使用的生存斗争，不但包括个体间的相互依存，而重要的还包括个体的生存质量和繁殖后代的意义。’这种学说应用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也是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的。当我们看到两个缺乏食物的人为着一点食物而相互搏斗时我们可以说，他们真的是为了生存在斗争，可是当两个人互通有无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相互依存。
有了这个思路，我们对以下的问题予以探讨就显然要容易的多了，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一开始就给经济活动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只打算谈谈经济活动的要素——交易，经济活动无非是一种扩大了的交易活动。而交易的物品就是经济学里的所谓‘商品’（good），在道德哲学里却有着‘善’的意思，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人类为了互相依存，而必须采取交易，以此来达到互通用无，以此来改善生存的质量，达到幸福的预期，这就属于善，当然这种解释是狭义的还不完备。在经济学里，一种物品所具有的商品性叫‘goodness’。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里曾对此有所论述。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名著《尼科马可伦理学》里首次提出了所谓‘美德伦理学’。全书的主题之一是‘什么是幸福?’这恰恰也是经济学家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交易，而交易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交易的对象们试图通过互通有与无来达到改善自己生存状况，而达到幸福的预期。经济学出自伦理学，两门学科的深切关怀，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人类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册中提出，人们通常只在两种含义下使用‘善’这个语词：第一种含义是‘作为一种性质的善’，即事物内在的优良属性；第二种含义是‘作为一种关系的善’。亚里士多德说：‘很明白，诸善必须以两种方式被言说，其中有一些必因其自身而善，另外一些则由于那些因自身而善的善而获得善的性质。’在经济学里，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交易呢？因为我们都是在追求改善生存状况，努力实现幸福的预期，而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表现出了善之共相的那种‘善’；而为什么我们的交易会得到延续和存在呢？原因是在于，通过交易我们达成了或者说部分的达成了我们的预期，作为实现预期的手段它是‘有用’的，这就是休谟所说的‘utility’（效用），否则，交易将无法进行下去。也正是因为它成就了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事情而被称之善。’
也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学里的‘善’并不仅仅只是作为手段的善，它同时也包含着我们所说的‘因其自身而善的善获得’的那种善，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言说的话，就是：我们在谋求改善自己生存状况，而不得不诉之于交易行为，而这种行为本身又将改善其它人。而人类谋求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善达成幸福之预期，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人类内在的优良属性，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因为人类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标，决定了人类的思维永远是倾向于至上的。这是一种因为表达了善的‘共相’（idea）而被称为善的‘善’，即‘概念的善’，它可以囊括所有无穷多的‘具体的善’。
那么‘善’或者‘好’，能被‘经济地’追求吗?我们能够孤立地追求幸福吗?例如智力、视力，以及一些特定的快乐与荣誉?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呢？亚里士多德给出的解释是：如果我们在追求这些事情的同时还为着追求另外一些事情，我们仍然不妨认为这些事情是因其自身而善的。……不过，因自身而善的善毕竟要有一种性质是普遍的，就如同白是白雪与白铅的共性那样。荣誉、智慧、享乐，这些被称为善的不同事情，却没有上述的那种共性。……善，故而不是对应于善之共相的作为事物共性的某种要素。幸福不会因为荣誉、快乐和理性而被我们选择，相反的，我们是因为幸福而选择了荣誉、快乐和理性。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最高的善是‘自我充足’的，它为它自身提供值得追求的充足理由，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解释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我看来却还很不充分，事实上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承认说：‘显然，即便存在着一种普遍地预期诸善或能够孤立存在的善，那也不是人类能够达到的。为什么呢？”
说着，他拿起桌上的一本书，在托马斯的眼前晃了两晃，说：“虽然我不能够苟同列宁的很多观点，但我还是不得不恭维他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认识论的结论，他在他的这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书里写道：
1、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而存在的，比如茜素本来就存在于煤焦油里，在我们未知之前，我们没有这种感觉，但它就是存在的。
2、在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认识的东西之间。
3、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它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辨证的思考，也就是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去从不知到知，怎样去从不完全的、不确定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这就是列宁关于认识论的完整的议论，托马斯，你得原谅我做这样的引证，但是我们非这样不可。”
深坐在椅子深处的托马斯把他那交抱在胸前的一只手腾了出来，耸了一下肩头摆了个请继续的姿势。
汉森对于托马斯的这个动作很满意，他在椅子上，挪了两挪，只到他认为那个姿势让他感到舒服后，他这才继续着他的话题：
“对于列宁的认识论的第一点，我们是绝对的持肯定态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哲学编第一节里,有过很精准的论述：‘~~~~~~~~~思维永远不能够从自身中来,而只能够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她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应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正确----这正是哈耶克及整个奥地利学派或者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识的基础。
也就是说我已经明确的表明我的观点：
1.认同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我是赞同世界中物质是第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
2.也就自然认同了恩格斯的观点：‘~~~~~~~~~思维永远不能够从自身中来,而只能够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但也正因为这种认识过程观----自然界的因果性----决定了：
3.认知不可能包括对象的全部，因为认知者永远落后于他的对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从自然界的因果性与.对象与认识者的相互影响谈起:
A.自然界的因果性
那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书中说道：“客观的科学的认识，不在信仰中，不是在思辨中，而是在经验之中，在归纳中去寻找原因，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去寻找原因，自然科学不是在现象之外，而是在现象之中或者通过现象去寻找原因-------原因是思维能力的产物----但他不是思维能力的纯粹产物-----它是思维能力和感性材料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感性材料给这样产生的原因提供了客观存在。
综合他上面的描述，约.狄慈根于是在他的另一部书里继续发展了他的观点，约.狄慈根在他的《漫游》一书里写道：“我们可以看到、闻到、嗅到、触到、听到绝对真理，无疑地也可以认识绝对真理，但她并不全部进入认识中，不言而喻，~~~~~~图画怎么能够和它的模特儿一致呢？只是接近一致而已。
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虽然也犯了列宁式的单边主义的错误----他们都把人的认识过程定义为运动的动态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又都忽视了，被认识物本身也是运动的、是动态的，比如在画家画画的时候，你的模特儿还是以前他的客观存在吗？显然不是，在相互运动中他的心境和他的行为都已经起了变化。我们的图画反映的仅仅只是我们的认识对象即模特儿已经受到我们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客观存在。-------
就是在被认识物被静态化的前提下，我们的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得出了他那伟大的结论：“图画不包括对象的全部，画家落后于他的模特儿，务必要注意这一点。
B.对象与认识者的相互影响：
我们承认模特儿的客观存在是无条件的，但模特儿在适应环境的变化（这自然也包括对他画图---即认识者对他而产生的影响而做的变化）中做的适应性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条件的。当然列宁与约.狄慈根的这种将被认识对象静态化的认识法对于自然界中的无机物如他一再提到的煤焦油中的茜素、原子中的电子的确是有效的，但这个自然界并不只是无机物构成的，还有大量的有机物甚至生物，特别是想人这样的有意识能力的生物---虽然这种意识也仅仅只是物质的产物，但他也确实客观存在------在这里恩格斯与列宁的认识方法也就失效了---他忽视了被认识物的运动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借助齐美儿的认识来补充列宁的不足------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是无数个个体（它包括了我们及我们之外的一切自在之物）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世界可以成为一个整体来影响个体，个体同样可以从自我出发，对世界作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将会汇入世界这个整体，再去影响其它的个体，令他作出对世界相应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将反过来影响世界这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又去影响每个个体。这种相互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世界是动态的是一种化的性状。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确的哲学观：‘自在之物’对我们的感官的刺激这一外部因素才是认识产生的基础条件，也只有它的运动它的变化通过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缘因，产生并且传达到人的感官，并经头脑最终形成思维和意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有一句很到位的话，概括了这种因果过程：“思维永远不能够从自身中获得，而只能从外部世界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 而客观的认识，不在信仰中，不是在思辨中，而是在经验之中，在归纳中去寻找原因，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去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只能够相对的认识自然界和他的各个部分."这些你可参见约.狄慈根的《漫游》一书的第195-197页.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定格下来的图画中的模特,它并不能够包括对象的全部."摄影中,我们纪录的对象,是在我们摄影定格前0.05秒前的对象.原因在于,物质是运动的,当画家在画他的模特时,事实上他与他的对象<模特>\对象与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与他<画家--观察者>\他与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与对象\外部环境与时间和空间,事实他们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运动,在做画的过程中\过程前与过程后,对象---模特的状态会守恒吗?显然不会,同样观察者--画家也不会,过程前的模特与过程中的模特和过程后的模特,在状态上是并不一致的,所以模特是不可能以同一状态无数次出现在图画里的.从而决定了认识将永远处于经验之后,认识本身就仅仅只是对世界变化的一种被动归纳和总结的过程而已.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认知不可能包括对象的全部，因为认知者永远落后于他的对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永远是倾向于至上的，但现实是不可能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永远倾向于无限的，但现实中它是有限的，按他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标来说，它是倾向于至上和无限的，但它的个别实现和某一时期的现实来说却恰好是相对可能的，比如我们认识的煤焦油中的茜素、原子中的电子。最后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世界是可能被相对认识的，但在普遍概念下，世界是绝对不可能被认识的。’这就是自然界的因果性影响下的必然结果，是世界普遍的客观规律。也因此我们承认世界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是相对可以被认识的,就象牛顿的引力论可以让人造卫星来背书一样.但我们更强调的是世界是绝对不可能被认识的.
在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世界虽然是不可能被认识的,我们人类的行为仅仅只是对物质世界的运动发展的被动反映,但因为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决定了人类的思维永远是倾向于至上的,原因在于他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标，它必须倾向于至上和无限,这一切的真正深度的原因在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适者生存.生存--这一先决条件决定了我们人类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标必须倾向于至上和无限,虽然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至上的,人的认识能力也将是有限的，理性也将是有限的，基于自己认识的有限性，那么‘善’或者‘好’，也就是不可能能被‘经济地’‘理性地’追求的。”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汉森突地把放在胸前的手一扬，说道“有个叫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在1977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他的论证从‘利益’、‘激情’和‘理性’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开始。利益（interests）是激情（passions）与理性（rationality）的中介，赫希曼以此来论证资本主义是如何启蒙、如何发源的。但在我看来这种特性并不只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我看来它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历程都具有普遍意义，就象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适合于任何社会阶段。
赫希曼从未在任何一处对激情和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做一个区分，这样做有明智的一面。因为，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研究项目才能够做到的。一旦陷入到其中，此后的叙述就无法进行了。哈奇逊和斯密一派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家总是这样来刻画自利的，即，所谓自利无非就是一种自利的激情。赫希曼似乎把利益一方面看作是一种具有结果上的可预见性的行为动机，另一方面当作是可持续的行为动机，以区别于激情的多变性和后果的不可预见性。这大概是赫希曼对两者做出的最明确的区分了。虽然我们认为这样的区分并不是完善的。休谟在1747年写下了这句话——“理性是并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既然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理性能干什么呢?理性只好寻求工具这样一个地位。理性是不能问目标的合理性的，它只能帮助人类最合理地达到目标。阿马迪亚·森在一篇演说里这样来形容经济学的理性：当一位工具理性主义者或者经济学家看到另外一个人手执一柄刀去杀无辜的人的时候，他不去问其他的问题，他只是劝告这个凶手说‘您这个刀不够快，我这里还有一把更快的刀’。理性主义不去问那个人杀人的目的是合乎理性的还是疯狂的，杀人者只是激情的奴隶。
达尔文已经给我们证实了一点，那就是没有那个个体具有自害的倾向，它的任何构造都是为了它自身的生存而服务的，但为什么存在了某些物种的灭亡呢？原因在于它对于变动中的环境已经失去了适应的弹性，而向这种状态发展的行为才是我预备表达的所谓的自毁倾向。也正是因此，也许我们应该把利益看作本质上不过是人对导致身心快乐的东西的激情，由此出发，一方面它能够抑制其他有害的激情，另一方面，它自身也有可能蜕变为有害的激情或者激发其他有害的激情。如果看到这一点，就会对基于利益的交易秩序—由它衍生的是国家、法律、制度和道德，与人类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有更加复杂的思考，特别是激情与交易秩序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利益与交易秩序之间内在关系的逻辑是很不一样的。”
托马斯把头抬将起来，眼睛只定定地望着汉森，待汉森把话说完，他哈哈一笑，说：“你谈的这些也让我想起休谟来，休谟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道德原则研究》。休谟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效用为什么使人快乐?他在他书里这样论述道‘但是这些难道可以通过理性的那些自身不能控制这些情感且无法驱动人们行动的推理来达到吗?”休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纯粹的推理如果不能打动我们的情感就一定不能导致我们行动。如果你没有激情，就只能坐在那里推理，而不会去行动。休谟进一步指出，推理和推论虽然可以发现真理，但是它们所发现的真理是冷漠的，它们不引起我们感情的冲动，引不起任何欲望或者是反感，故而它们不可能对任何行动发生影响。因此，情感是连接理性与实践的中间环节。现在有人还在犯一种错误，他们始终认为情感是低于理性的，是更低级的、动物性的事情，理性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是那该死的唯理论。但事实是休谟早就指出了这种认识的偏差，因为理性不能够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想打动我们去实践理性的推理，就必须引起我们的欲望，激发我们的情感。而这点也就决定了，在我们本来就不可能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因为我们的情感因素，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又增添了更多的主观意识在内里了。”
经济活动的性质
汉森端起咖啡杯来，喝了一口，又拿起咖啡壶，望自己的杯里倒了一杯：“正是基于这种种原因，决定了交易的每一方都将力图用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来满足自己，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交易活动的参与者总习惯于进行议价。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极力地扩大交易的对象，而这样以来自然就会与其它的交易对象发生冲突，这个时候生存斗争就出现了。作为交易的供给方或者需求方来说，为了争夺更多的交易对象，而迫使同处于供给方的对手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离开舞台，而独享交易对象。同样，他的这种作为也使用于他的交易对象，因为打跨同属于供给方的对手，也就意味著作为交易对象的需求方，失去参考对象，而不得不服从自己的意志。反之亦然。
因此,我们可以说交易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迫使对方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虽然这种暴力受到国家甚至于国际法律和道德惯例的限制，但是这样限制对于它来说是那么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会不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即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是目的。为了确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对方，这包括同属于一方的同行或者是交易对象，顺从自己的意志。因此从概念上讲,以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互通用无，并以此来达到改善生存质量是我们交易的目的，但往往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人性本身的局限性或者说人的本质，却使得对方不得不顺从自己的意志成为经济活动的一种当然的结果。这个结果代替了上述目的并把它作为不属于本身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排斥掉了。
经济活动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我们的交易活动不是因为感情引起的，但在实际过程中却总会同感情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的，消费者的品牌偏好就是一种典型的交易感情化。而这种联系的紧密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交易标底牵涉到自己的利害程度的大小，这也就解释了人在消费时，不仅要顾及品牌感受还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有人在其品牌感受上虽然更喜欢诺斯诺仪司，但他却不得不去购买一台奔驰，在这里他的购买的承受能力制约了他的感情因素。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论点:经济活动目的是旨在于通过交易来达到互通有无，以此来满足自己改善生存或满足自己欲望的要求，但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往往是以对象顺从自己的意志为核心，这就使得经济活动演变成为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参与到交易活动中的每一方都意图使对方不得不服从自己,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
我们已经说过,在具体的过程中，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已经沦为交易行为的目地。现在我们还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要对方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对象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对方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交易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对方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交易的参与对象，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服从自己的意志。因此,如果要以交易行为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对方丧失议价的能力,或者陷入势将无力议价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让对方，这包括除自己以外的，参与交易活动的所有参与方丧失议价力，而服从自己的意志，不论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交易行为追求目标。
但交易活动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一方绝对的牺牲就不能成为交易，当然这样的局面也会经常出现，但那已经不是什么交易的问题而是掠夺的问题了。这样，上面所谈的交易行为的最高目标,必然是交易的参与各方都要考虑的。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在自己没有有效的瓦解对方的议价能力以前,不能不担心会被对方瓦解自己的议价能力,这包括作为供货商议价能力和作为竞争者的议价能力的丧失。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象其它参与方那样行动,就象其它参与方不得不象我们这样行动一样。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导致第二种极端。
想瓦解对方的议价能力而服从自己的意志,我们就必须根据对方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对方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子的乘积,这两个因子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寡和意志力的强弱。
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有数量可作根据(虽然不完全如此),作为交易参与方的需求方，其意志力的强弱也往往能够根据其对交易标底物的需要的弹性和刚性度来确定,但作为同处于同一交易方队的竞争者和有极强弹性需求的需求方来说，则判断将相对困难，只能根据参与交易的动机之强弱作概略的估计。这也就假定我们能用这种方法大体上估计出对方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决定自己应该使用多大力量,或者加大力量以造成优势,或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强我们的力量。但是对方也会这样做。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概念上讲,它又必然会趋向极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
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它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因此,如果我们要在战争的纯概念中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那么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就会趋向极端,就会陷入玩弄逻辑所引起的不可捉摸的概念游戏之中。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
即使使用力量的最大限度是一个容易求出的绝对数,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人的感情是很难接受这种逻辑幻想的支配的。如果接受了这种支配,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必然同意图通过交易来达成追求改善生存状况的诉求发生抵触,同时还要求意志力发挥到同既定的目的不相称的程度,这种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意志从来都不是靠玩弄逻辑获得力量的。
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在抽象领域中,一切往往被想象得尽善尽美,我们必然会想象参与交易的各方都一样不仅在追求完善,而且正在达到完善的地步。但在现实中真是这样的吗?除非在下列情况下才会这样：
（1）交易是突然发生的、同以前的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和完全孤立的行为；
（2）该次交易是唯一的一次交易；
（3）交易的结局是绝对的,而对交易后的形势的估计不会对今后的交易发生任何影响。
关于上述第一点,我们认为交易的参与各方都不是抽象的,就是意志,这个在抵抗力中最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因子,也不是抽象的。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世界具有绝对不可能被认识性，但同时却具有被相对认识的可能性，而意志也一样，它的今天也许就预示着它的明天。交易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因此参与的任何一方大多可以根据对方是怎样的和正在做什么来判断,而不是根据对方(严格地说)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做什么来判断。人都是不完善的,总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最后,甚至整个交易活动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失利者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交易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这在同处于供需任何一端的竞争者中尤为明显。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这样一来,整个交易行为就摆脱了力量的使用总是向极端发展的严格法则。既然不再担心对方追求极端,自己也不再追求极端,那么自然就不必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而可以通过判断来确定使用力量的限度,当然只能根据现实世界的现象所提供的材料和概然性的规律来确定。既然交易的参与各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互通有与无的交易者,既然交易活动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人们就自然可以根据实际现象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了。
参与各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手的特点、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概然性的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
我们在前面搁下的一个问题,即交易的目的,现在需要重新加以研究了。在这以前,趋向极端的法则,使参与对手丧失议价能力和服从自己的意志,一直掩盖着其追求互通有无改善生存状况的目的。现在,当趋向极端的法则的作用一旦减弱,这个意图一旦同目标分离,交易的真实目的就必然又显露出来。既然这里考虑的是如何根据具体的交易对象和具体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作为交易的最初动机的交易真实目的也就必然在计算中成为很重要的因素。要求交易的参与对象所作的牺牲越小，可能遭到其抵制的肯能性就越小。交易的参与对象的反抗就越小，需要使用的力量就越小。其次，交易对改善其生存状况这一目的的意义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因此，需要使用的力量和手段也就不同。
这样,作为交易的最初动机的真实目的,既成为衡量交易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但是交易的真实目的—改善生存状况，不能单独地成为这种尺度,它必须同交易的参与各方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际事物,不是纯粹的概念。同一目的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都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所以,只有当我们认为这种目的能对它应交易的参与者自身动员发生作用时, 我们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尺度,记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交易行为的不仅仅只是个体人的行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交易也日益复杂化了，交易的对象也日益复杂化了，在日常交易中，既存在个体人与个体人之间的交易，也存在机构与个体人之间的交易，还存在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交易，甚至于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交易。而在这个日益复杂化联系紧密化的时代，个体人与个体人之间的交易越来越落伍了，反倒机构与机构地区与地区的交易更趋频繁了，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交易参与者自身动员的原因了，因为无论是机构也好地区也好，不是单纯的个人了，而是由很多不同诉求和欲望的个体的组合，这也就决定了，虽然追求的都是改善生存状况这一一目，但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要看交易参与者中个体们对交易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
另一个问题是，一方交易参与者的利害事实上总是和另一方的利害正好对立的,关于这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交易活动中存在真正的两极性。两极性原理只适用于正数和对立的负数能恰好抵销的同一事物。在一次交易活动中,交易各方的每一方都想获得利益最大化,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利益的最大化就意味着排斥了另一方的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具有外在共同关系的两种不同事物,那么两极性就不存在于这两种事物本身,而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
但现实却是交易活动进行得越缓慢,间歇的次数越多和时间越长,错误就越容易得到纠正,因此交易的参与各方就越敢大胆设想,越不趋向极端,越会把一切建筑在概然性的计算上和推测上。每个具体情况本来就要求人们根据己知的条件进行概然性的交易活动的进程比较缓慢,就为进行这种计算提供了一定的时间。由此可见,交易活动的客观性质很明显地使交易本身成为概然性的计算。现在只要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交易活动就成为赌博了,而交易活动中是确实不会缺少偶然性的。
这又回到了世界具有绝对不可能被认识性这个本质上来了，也正因此，而使得我们人类的活动变成了，本身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而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遇而来的幸运,在交易活动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交易活动的主观性质,也就是进行交易活动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我们一定会更觉得交易有时候确乎近似于赌博，特别是大宗物质的交易。它所隐含的危险有可能并不下于战争,而在危险中最可贺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是勇气。虽然勇气和智谋能够同时存在而不互相排斥,但它们毕竟是不相同的东西,是不同的精神力量。而冒险、信心、太胆、蛮干等等,则不过是勇气的表现而已,它们都要寻找机遇,因为机遇是它们不可缺少的。
由此可见,在交易活动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象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交易活动中,使本来质朴的交易活动演化的近似于赌博了。
这是因为什么呢？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愿跟随理智走那条哲学探索和逻辑推论的狭窄小道,因为沿着这条小道它会几乎不知不觉地进入陌生的境界,原来熟悉的一切就仿佛离它很远了,它宁愿和想象力一起逗留在偶然性和幸运的王国里。在这里,它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沉溺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气就如虎添翼,象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样,毅然投入冒险和危险中。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感情而一味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是这样的理论,那它对现实生活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理论应该考虑到人的感情,应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赢得应有的地位。交易活动不是科学，交易活动是门艺术，因为它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交易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有了偶然性,就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心来利用它。而一旦勇气和自信心越大,偶然性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所以,勇气和自信心是交易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东西,理论确立的定则,应该使这些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修养能够自由地以各种不同形式充分发挥出来。但是,甚至在冒险中,也还有机智,有谨慎,不过它们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罢了。
但是,交易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交易活动由于幸运的变化,由于激情、勇气、幻想和热情的起伏而表现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一手段的特色而已。
利益共同体总是在某种利益目的的集结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利益目的引起的。因此,交易活动是一种近乎于政治的行为，或者说政治本身是为这种交易活动服务的，只有当交易活动真的象按纯概念推断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时,它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就好象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而代替政治,才会排挤政治而只服从本身的规律,就象一包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一样,只能在预先规定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实世界的交易并不是极端的行为,它的紧张并不是通过一次爆炸就能消弥的。交易活动是一些拥有资源禀赋和发展方式及程度不尽相同的力量的活动,这些力量有时很强,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但有时又太弱,以致不起什么作用，这在刚性需求面和垄断经济下表现的尤为明显。因此,交易活动仿佛是暴力的脉冲,有时急,有时缓,有时快有时慢地消除紧张和消耗力量。换句话说,它是有时迅速有时缓慢地达到目标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交易都有一段持续时间,足以使自己接受外来的作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改变,简单地说,交易活动仍然服从指导交易活动的意志的支配，特别是交易的参与者不是个体人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时。既然我们认为交易活动是为改善我们的生存状况这个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交易活动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交易时应该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这个目的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和情感变化,因此,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在现实中我们就经常看到某一人本来打算是去酒店吃顿勉强可以添饱肚子的饭菜的，但却因为外界的因素，比如在那里遇到了熟人，并遭到他的奚落，这时候情感往往会战胜理性，争口气往往战胜交易的初始目的，而去做了不切实际的交易。所以尽管如此,它还是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所以,交易的目的贯穿在整个交易活动中,但在交易活动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交易本身又反过来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起见,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交易的自然趋向只是指哲学的,纯粹逻辑的趋向,决不是指实际发生冲突的各种力量（例如交易参与各方的各种情绪和激情等等）的趋向。诚然,情绪和激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激发得很高,以致很难把它保持在目的诉求所规定的道路上。
由此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交易活动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我们为了改善生存状况这个目的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交易的动机和产生交易的条件不同,交易的形式和大小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但因为概然性和偶然性的存在，交易活动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交易活动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交易活动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器官，包括三个方面:一、交易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往往意味着必须让其它参与者服从自己的意志,而在虚荣心、过度的自信心下，这些都可成为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交易活动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追求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工具的从属性,交易因此也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不完备的信息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
也正是因为人与世界具有这种联系，从而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经济活动有着这样几个显著的特征：
1、不确实性：
世界本来就是不确定的，人类行为中所依据的情况有75%是隐藏在不确实的雾霾里的，更为要紧的是人类的任何活动除却战争外再没有象经济活动这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如此广阔的田地，因为没有那一种活动会象经济活动这样，各方面都与偶然性保持经常的接触的了。也正是如此，人类的经济活动之一就是处理这些意外的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不是由人预先制定的，并不能够预先知道事件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它更像是在某一事件发展过程中对之实施的一些措施，通过观察这些措施的相应效果，再从中选出那些确有效果的措施继续执行。
2、不可控性：这里有两个方面：
外部：因不确实性的先决条件的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动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实性因素，使得企业对外部资源不可能发挥有效的控制。
内部：由企业外部环境变动的影响，企业内部环境亦随之急剧变动，而各种不确实性因素，也使得企业对内部资源也不可能发挥应该有的控制作用。
3、低效率性：
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异过程，而该过程本身是对环境适应性反复地尝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失败和错误不断出现，直到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方案，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事物都是在运动的，所以就是我们自认为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了，但事实是，它也还仅仅只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因为图画永远落后于模特。从短期而言，这显然是低效率的，有时甚至会将我们带入一个错误的领域，至少是得不到合适的结果。
从上面简单的描述我们就可见了，不确定性因素是所有特征的核心。但交易的前提却是建立在对信息的有效处理上的，因为信息是我们对交易参与各方所了解的必要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但概然性和偶然性的存在，但因为世界具有绝对不可能被认识的特质，只要考虑一下这一基础的性质、它的不可靠性和多变性，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交易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多么容易倒塌了来把我们埋葬在它的瓦砾下面。虽然所有的书里都说，只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决不能不抱怀疑的态度，但是这只不过是著书立说的人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时提出的一种聊以自慰的可怜的遁词而已。
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信息，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交易参与者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
除了那些抱有乌托邦幻想的白痴以外，谁都不会否认，就如同中国武侠电影里强调的一点：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存在江湖一样，只要存在交易就会存在危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世界本身就是不可知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存在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对于人类来说，客观事物是存在的，但却是不充分的，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如果是我们要描绘的模特，我们是那个画家的话，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思维是我们的大脑接收到外部事物后，再经过它的处理然后做出判断的结果，而在这个接收和处理判断的过程，那么我们的模特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难道就是静态的吗？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是运动的，它不可能是静态的，包括死亡后的人，他的尸体在不断的分解不断的腐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运动。那么最后到我们的画布上的那个图画，我们不能够说它是那个模特，而只能够说，它只是我们对那个模特在特定时间里的某个行为的印象。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过程永远都落后于世界的变化。
更何况这个自然界是何其的大呀，而我们又是何等的渺小呀，正因为其大而我们却小的这个先决条件，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备的，因为我们只能够观察到对象的一个局部。有人让几个盲人去摸象，然后让他们描述这个大象是什么形状，于是有人认为大象就是一张蒲扇，因为他摸到了大象的耳朵，而另一个人很不满他的描述，他说大象就是一堵墙，因为他摸到的是象的躯体部分，而又有人不满了，说大象是柱子，他摸的是象腿。在这个世界里，事实上我们都只是些摸象的盲人。当然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在这些盲人中也有些厉害的主，他能够把大象的局部观察的很透彻，但这时候又有新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第一个说话的人明明说的是A，但最后经过不断的传递，结果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他得到的信息却变成了Z了，这也就是啤酒效应产生的温床。”
“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或者其它的比如政治危机等等，都只是信息不完备的结果，是信息不完备危机。” 托马斯说。
“对，可以这样理解，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信息而造成的信息不完备的缘故，而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备，却恰好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汉森古怪的耸了一下他的肩头说道：“在商品经济中，信息主要反映在价格上，价格信息是经济信息的中心，其他信息都是为价格信息服务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用价格信号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围绕价格进行资源博弈的过程，对任何一种资源的优先占有都可以在博弈中获得相关的利益，信息也是这样。在现实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如此普遍，其影响如此之大，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以至于影响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造成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交易中获取太多的剩余，出现因信息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导致利益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这种交易参与各方信息的不对称，最后的结果自然会被演变为啤酒效应，一旦这种效应聚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失控，而这种失控就是危机。
我从来的认为，基于人类信息不对称原因，只要有交易就存在危机要素，而这种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是伴随人类交易活动而存在的，它是人类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交易行为的必然结果，只是在过去几万年的人类活动历史中，因为人类交易活动的规模和范围而使得这种危机极小化了，这正如我们对于里氏5级以上的地震我们才会有明显的感觉，但我们却不能够就认为低于4级以下的就不是地震罢。既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人类交易就存在危机，那么这种危机自然存在于原始社会过，也存在于奴隶社会过，也存在于封建社会过，只是因为其强度和对社会的烈度、影响度都不太高，而被人们忽视了。”
‘信息’是简单的、非自然的、不可定义的特定事物的质
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一文中已经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类是科学知识，即被组织起来的知识由专家所掌握，在理论和书籍中可以得到；一类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为处于当时和当地的人所拥有。在此，哈耶克所讲的知识，实际上就是信息，所以我们单就经济信息来讲，也可以把它们这样分作两类。
不同种类的信息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经济理论作为信息是经济现象中规律性的总结，是一种普遍的趋势或状态，多用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抽象化描述。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是有每个人所掌握的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是信息不对称的本源，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体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
但是在各类的经济管理中，这两类信息经常地被搞混，有时拿经济理论作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用，有时拿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作经济理论用，错误地配置了社会的资源以至影响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无论在国家对宏观经济系统的管理还是企业对微观经济系统的管理中都存在这种情况。
哈耶克在文章中列举了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的重大作用：如一个靠不定期货艇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识几乎就在于知道一种即时机会的地产掮客，或从不同地方商品价格的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并指出，在经济管理中，这种重要的信息很容易被管理者轻视以至于造成损失或者增加了交易成本。管理者耽于用统计数字来实施政策而忽视经济体系的经常不断的小变化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因为在任何竞争的行业中保持成本不上升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仅仅这个任务就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虽然统计总数比具体细节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统计数字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时常想做的那样以‘大数法则’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
占有信息的人在交易中获得优势，这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租金，实际上信息租金是每一个交易环节相互联系的纽带。每一个行业都是特殊信息的汇总，生产一种产品要工程师的专业信息和技术人员的技术信息以及销售人员的市场信息，把产品变成商品进行交换，需要商人的专业渠道信息和价格信息。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座山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称，而要获得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代价）的。不对称信息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对信息成本的投入差异，消费者往往没有对商品的诸如生产信息等信息进行投入成本，这必然与生产者之间产生信息投入成本差异，生产者利用信息投入差异获取利润正是为了补偿先前付出的信息成本。其实质仍然是资本的获利性在另一种层面上的体现，只不过我们剥离了资本，换了一种观察的角度而已。为了纠正以上问题，减少信息暴利及维护资源分配的效率及相对公平，已经从经济学领域里，派生出一脉叫信息经济学的分支来。我们也可以大胆的假设，通过他们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门科学将有帮助于人们在今后的交易活动中，剔除一些过度非理性因素，而使得交易活动能趋于一种理想的状况。
抛开他们的见解，我试图这样来认识信息，在我看来‘信息’是简单的、非自然的、不可定义的特定事物的质。首先,‘信息’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类似于自然数里的素数，不能再分解成更简单的概念。其次，它不是自然界有的（nonnatural），它不像一座山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苹果我们可以指称它是一个苹果，它是抽象的，是看不见的。最后，它是不可定义的（indefinable），既然是原子概念就应当是不可定义的。对于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分解成一堆原子概念，不可再分，然后证明这么多原子概念合成人类全部思想。这相当于数论学家将所有大于1的自然数分解成素数的乘积一样，这分解是惟一的。所以这三个定语非常重要,‘信息’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它不能够被定义。‘信息’不是一个quantity（量），它是一个quality（质）。关于‘信息’的诸命题全都是综合的，而绝不是分析的。
关于综合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接康德的论述。‘综合的’是指结合对经验的观察提出来的一些命题。‘分析的’是指不涉及经验观察，只从概念推出子概念和子命题。关于‘信息’的命题全都是综合的，也就是说有不同的‘信息’，必须要看经验是什么样子的，经验中的‘信息’是哪些。‘信息’不像数学命题那样，可以通过先验的分析过程推演出来，这是第一个要点。其次呢，我的观点是:‘信息’是一单纯的概念，正像‘白’是一单纯的概念一样；正像决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白的一样，你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信息’。比如对于一个没见过苹果的小孩子，你要告诉他苹果是什么，最有效、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把苹果拿来，指着这苹果说：‘这是苹果’。然而，不同于苹果,‘信息’是非自然的，对于一个没有感受到你所提及的‘信息’的人，你不能像给一个不知道‘白’是什么的人显示白颜色而让他知道‘白’那样阐明什么是‘信息’。我们必须否认信息是可定义的，信息只能就其本身而称为‘信息’。
也正是信息具有这样的特质，也就决定了，所谓的信息经济学，他的研究充其量只能够说明信息和资本、土地一样，是一种需要进行经济核算的生产要素，它触击不到信息不对称的实质。套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是：显然，即便存在着一种普遍地预期完备的信息或能够孤立存在的信息，那也不是人类能够达的到的，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寻找某种可达到的最高的善而已。幸好，这一经济学分支的创始人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说，只要存在交易就存在危机，一则因为世界的特质、一则因为信息本身的特质，以及人本身的局限性，这些因素的集合促使了事物的发展轨迹决定了这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客观真理就是自然规律，他是不会随着人类的主观意志而发生转变的。但人的因素却可以把这种危害放大或者降低。
“摩尔告诉我们什么叫形而上学：真正的形而上学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我们认识到在现象的底下有一种叫做‘本质’的东西开始的——这就是本质主义。一旦人意识到了这样一个命题——我们看到的、感觉到的事物是假象、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是表面的、是假的、不真实的，那么你就开始寻找这个‘普遍真理’，那就说明这个人已经掉到了形而上学的圈套里了。”托马斯待汉森端起咖啡杯略作停顿的间歇插话道。“看来我们的汉森博士，已经掉到这个陷阱里去了。”
汉森笑了笑，说：“我有点不象英国人吧，因为按照所谓的常理来说，英国人从来都属于经验主义者，他们基本上不赞同本质主义的立场。洛克和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就包含了对本质主义的尖锐批评。但到底这仅仅只是‘基本’的，而不是全部的，我就是一个例外。”
政府失灵
“还是接着聊信息不完备吧，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在观察中我们发现，的确如他们所论证的，在交易中谁占有信息谁将在交易中获得优势，他们依据这个提出了种种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掌握到更多的信息，以此来获得交易过程中的主动权，这也是对，但他们朝这个方向再走下去却走的歧路上了，他们认为如果市场大范围‘失灵’，我的神啊，这该死的从来都不存在过的市场失灵。就不得不需要政府来予以干预，在这里我不预备弗里德曼的路子走。”
汉森将佝着的腰直了一下，说：“还是谈信息，那些可怜的好人们所基于的要求政府干预的假定前提是，他们想当然的认为，政府比个体的人或者机构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或者说，政府比个体的人或者机构能够掌握到更多的信息。但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上，政府也与一切的利益体一样，是由若干的个体的并不具备完全掌握信息的人所组成。
更严重的是，面对同一问题，却可能因为层级问题，在具体的信息传递中，越发让信息失真了。至于信息在组织内部传递存在失真，又包括自然失真和人为失真。自然失真是由人们的可知觉范围、心智能力和接受信息时的环境、心理、生理状态决定的。与此不同，人为失真则是由信息接收者的主观造成的，这可能缘于自我效用、部门效用、不同的价值观或不同的判断与预期等。减少自然失真主要在于公务员的素质的提升和信息渠道体系的简化，减少人为失真则需要通过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一个信息节点输出信息的保真度取决于节点本人和他的部门与整体组织目标利益的一致性。
因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并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干预调控经济运行过程的前提是必须能够获取和掌握有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全面准确的信息。然而由于各种产品技术的多样性及发展性；由于缺乏收集信息的动力刺激；由于存在广泛的私人利益以及信息的时效性；使得政府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制定出来的。这样，依据不完全信息制定的经济政策，必定是不完善的。
我们不预备就俄国人、东德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等等的经验扩展下去，虽然他们的历史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样做最后足以扩展为政府的‘普遍失灵’——即普遍的无效率。原因在于既得利益群体，他们所垄断的，是真实的政府权力——名义上合法的、执行特定意图的权力。权力对竞争性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将远远大于市场行为。恰恰相反，政治权力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天然地具有一种‘收益递增’效应。哈佛大学的施莱佛曾经指出：腐败所带来的好处，提供着政府官员为更大的腐败设置管理权力的激励，从而腐败意味着更大的腐败，‘寻租’意味着无穷无尽的‘设租’‘“寻租’（Andrei Schleifer，and Robert Vishney）。
虽然他们的假定是，他们能够比个体的人或者机构能够获得更全面的信息，甚至于垄断信息，但事实是他们出来能够垄断权力外，对于真实的市场信息他们垄断不了。”
经济危机只是交易的衍生物
汉森端起他面前的咖啡杯，他显然并没有马上要喝一口咖啡的打算，他只是端着杯子而已，他显然没有打算中止他的谈话的意思，那怕是一下子，而托马斯显然并不反感这样的谈话，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却定定地注视着汉森。说道：“我最近看到一些资料，说经济危机最好发端于1825年？”
“这份数据我也看到过，对于经济危机具体产生于何时，有人认为，产生于1825年。哦，说这种话的人，实在太不负责任了。22岁的时候就被选为下院议员的英国银行家，同时也是一位崇拜斯密的学者----亨利·桑顿，他注意到，无论哪个时期，在过了几年相对繁荣的好日子之后，经历一场恐慌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回顾他所处的那个世纪的历史，他看到英格兰经历了以下年份的经济危机：1702年、1705年、1711～1712年、1715～1716年、1718～1721年、1726～1727年、1729年、1734年、1739～1741年、1744～1745年、1747年、1752～1755年、1762年、1765～1769年、1773～1774年、1778～1781年、1784年和1788～1791年。在1788～1789年发生危机之后的几年里，商业正处于繁荣状态，但是，过多新开设的乡村银行又发行了大量新的银行券，这造成了纸币发行量的大规模膨胀。1792年，贸易与制造业达到了最高水平。11月，股票市场发生了急剧下挫，货币也开始出现雪崩。次年2月，法国宣布对英国开战，3月，许多头寸紧张的乡村银行派人急驰伦敦求援，但是，这一次伦敦的银行也被抽干了。桑顿的银行尽管已经发展成为伦敦最大的银行之一，也没有逃脱厄运。在1793年，经济非常糟糕的一个时期。他为了他自己家的生意，所以也就对经济周期现象更加在意了。而就在他观察到这里的时候，1796年的危机又来了，甚至到了
从亨利·桑顿这里我们可见，经济危机发端于1825年的这个结论是无知的。我们前面聊到了，经济危机只是交易的衍生品，有交易存在，就潜伏着危机，而潜伏到一定的量级时，他自然会爆发的。显然说经济危机发端于1825年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如果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仿佛还说的过去，但正如同我刚才引用了亨利·桑顿的例子，说明就是把这个命题收缩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范畴，它还是站不住脚的，除非他们能够证明18世纪的英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如果说1825年的经济危机是现在我们所惯见的经济危机的成型版的开端，我还是能够赞同的。”
市场失灵论是个彻底的伪命题
“也就是说，所谓市场失灵论，本身就是一个彻底的伪命题。”托马斯表示认同。
“对，虽然我们必须得承认的是，当前的经济的确有问题，但从市场机制自身作用看，这是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这就如同春去夏来，冬去春来一样的正常。反到我们不能够想象的是，一个没有昼夜交替，而保持某种单一状态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汉森说道。
“当出现暴跌的时候，许多人相信我们再也恢复不了，而当出现繁荣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这种景象会永远持续。或许只有这样才合符于他们所认为的市场灵验论罢。”托马斯说道。
持续繁荣论者在反证明着周期理论的正确性
“哈哈，托马斯，你还别说，这种论调才最符合周期理论。”汉森哈哈一笑，说道。“这种抱有持续繁荣，试图脱离经济周期的理论，总会间歇性的发作，或者说周期性的发作。我们看到，从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了120个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所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美国经济具有明显的高增长率、低通胀率、低失业率等特点，而且增长持续的时间也与以往平均50个月左右的经验值大相径庭，不符合经济学家们所预测的经济周期现象，就在这个黄金增长期中，美国经济不仅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置身事外，而且市场一片欣欣向荣，到处充满了乐观情绪，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甚至借用格林童话的故事把当时的美国经济命名为‘金发女孩经济’，这意味着经济既不太冷也不太热，刚刚好。由于这段时期经济表现出了高增长率、高生产率、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的新特点，当时也有一些美国理论家将其称为‘新经济’，甚至乐观地认为这种新经济已经抹平了经济周期，告别了传统模式，揭开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崭新时代。
但事实是，这种愿望美好，但实际上这种很白痴的念头远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从美国的经济史我们可见到，从1901年开始到今天，美国共经历了4个繁荣周期，而每一次繁荣周期期间总有人跑出来告诉你，新经济已经抹平了经济周期，告别了传统模式，揭开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崭新时代。
1901年代，托拉斯主义兴起，《纽约时评》一篇社论很能够代表这种倾向：‘但是新经济到来了，这是‘利益共同体’的时代，人们希望它能够避免以前在经济萧条时期发生的毁灭性的削价和破坏~~~~相互竞争的铁路正通过合并或租借的形式，实现了成本的降低和降价的终止。”但这一切却发端于越样无线电传输的成功所引发的新科技主义浪潮，1901年纽约州水牛城举行的泛美博览会将高科技作为了一个重点。当时另一片新闻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人们正在谈论着，火车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飞驰~~~~`报纸出版商只须按下电纽，自动化设备就会完成其余的工作。’当时的人们相信新世纪的乐观主义情绪可以延续道2001年。
1920年代，经济繁荣，早在1925年，有媒体感叹：‘现在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美国享受贸易史上的繁荣。’评估公司的老板约翰.墨笛在他发表于1928年的一片文章里写到：“我们也许只是刚刚开始发现，自己所处的这个现代化文明正处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而对于这轮的繁荣，查尔斯.a.戴斯在他的《股市新高》一书里，试图这样来解释这种繁荣：“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世界，批量生产的技术、大型研究部门、电气时代的开始、南方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以及农业的机械化，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的新世界；分期付款的扩展、连锁店的壮大、刺激消费的广告和新的市场研究方法，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分配的新世界。
1950---1960年代，“《美国新闻及世界报导》于1955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说道：‘新经济时代’的感觉又一次弥漫。人们信心高涨，对未来无忧无虑。”而这一波，跟电视的普及有莫大渊源。“在50年代，电视得到了普及，1948年只有3%的家庭拥有电视，到1955年就达到了76%，电视是一种能够激发几乎每个人想象力的生动的技术创新产品，它证明了技术进步的存在不容忽视。”而同时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项工程由1956年开始建设，该系统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经济，因为它人们开始离开大中心城市，人们开始将郊区作为了活动的中心。也因为它而是企业降低了运输成本，为企业提高了生产率。它的出现使得零售商在地理上扩大了销售覆盖率，这也同时加剧了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带动了上游的工业。1960年代---，曼德尔在他的《新经济的胜利》一文里，把这种繁荣归因于：“全球化的发展、高新技术（计算机）产业的繁荣。”
在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总统后，他对刺激经济措施的倡导，使得人们普遍看好美国未来经济，他的经济计划激发的信心，使一些人得出国家正在进入已经摆脱了经济周期影响的新经济时代，在这种‘新经济’环境里，商人们‘能够永远享受到合理延续的繁荣’。
然而一次又一次到来的危机，并没有给这些人以清醒的认识，到了1998年，史蒂芬.万博在其发表于公共政策刊物《外国事物》上的文章《商业循环的终结》中认为，那时的宏观经济的风险是比较低的，技术、就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挑战，同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一道，减少了工业世界经济活动的变量。由于经验和理论两方面的原因，发达工业经济中，商业循环的浪潮已经缩减成涟漪。而同时，另一位学者---罗杰.伯特勒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他的那本叫《通货膨胀的终结》的书里强调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低风险的‘零通货膨胀时代’。”
“那么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既然人们经过了20世纪01年代、20年代、50年代繁荣过后经济崩溃的洗礼，但人们任然可以在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的01年代得出经济可以持续繁荣的结论，那么同样的命题在今后的繁荣周期中还会重复出现。”托马斯说道。
必须得打破市场永久繁荣的迷梦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期待着或者说妄想着持续繁荣的可怜虫们正有意识无意识的反证实了经济活动摆脱不了周期规律的约束，这就象我们人类永远也不要奢望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摆脱病、老、死一样。这就是自然规律，容不得我们改变。”汉森端着咖啡杯把玩着，若有所思的怔了一下，这才又道：“我们必须得打破市场可以永久繁荣的迷梦。这种梦会害人不浅的。”
“中国的毛曾经说过一句伟大的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用在危机管理上也应该是恰当的，如果我们面临的危机是敌人的话。”托马斯说道。
“对，在面对经济危机上，我们的确需要乐观主义情绪来克服我们的恐惧，但如果一味的乐观则容易走到一个极端，最后它会让我们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也就是在战术层面上，让我们迷失方向、迷失自我，而不能够有效的评估我们自己和客观环境。既不能够做到认清自己，又不能够认清环境，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得出错误的信息，做出错误的决策。”汉森肯定道。
托马斯翘起他的二郎腿，哈哈笑了两声，道：“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它是中国的一个叫李敖的作家写的，文章这样写到：一九四九年，一群国民党在反省为什么被共产党打败了。有一种国民党说：‘因为我们专制的不够、独裁的不够，所以被共产党打败了’。另外一种人反省：‘我们自由的不够、民主的不够，所以被共产党打败了’。后面这种人就是雷震、殷海光这种人，他们后来办了一个杂志，叫做自由中国，由胡适做发行人。这个杂志前后办了十年，最后蒋介石下命令，这个杂志寿终正寝。在这个杂志还在办的过程里面，有一次他们提出来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口口声声要反攻大陆，要解救大陆同胞，要消灭共产党，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梦。当时国民党动员所有的力量来骂他们，攻击他们，说你们自由中国杂志是妖言惑众。雷震心里很不服气，跑去找他们的发行人胡适说：‘
汉森也笑了笑，说：“我只是认为应该这样做而已，何况我只是悄悄的在跟你私下里聊聊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去怪其他的那些经济学者们的，他们明知道事实已经是这样了，但他们却必须要去做。他们的良知良能和职责也要求他们一定要出来表个态度，并且还一定要让大家觉得有希望。只是该死的是我却喜欢把别人的梦打碎，让大家很难过，不待见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