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爆发，凸显出经济发展的软肋，就业问题被置于漩涡的中心地带。几个月前，农民工们还在经济危机的寒冬中，为找不到工作而闹起了“民工慌”；几个月后，经济开始复苏，企业经营状况开始好转，企业纷纷张罗招工之际，却始料未及地闹起了“民工荒”。
“我们现在不缺订单，就缺人！”广州、东莞、佛山、深圳……在整个珠三角，相同急迫的声音不断从各个企业传来。在2009年9月5日东莞汇安人才市场举办的制造业专场招聘会上，480家企业进场找人，招聘岗位达11000多个，而求职人数仅为4100多人，用工缺口超过一半。
民工荒，不是现在刚刚出现，从2004年开始，我国劳动力供应就发生了变化，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局部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此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在2008年末2009年初暂停一段时间后，终于在现在集中爆发。而之所以出现民工荒，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不无关系，劳动力市场每年新增劳动力绝对数开始递减，但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薪酬待遇过低。
目前，农民工市场行情大致是这样：大工70—80元/天，小工30—50元/天，杂工约在30元/天。同时，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却享受不到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的保障，还要付出生活费、住宿费和车费等。繁琐且数量众多的支出，与微薄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奋斗几十年，仍然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于是，多数农民工选择回家。
如果选择离家较近的二三线城市的中小企业就业，情况就大不一样：一个月通常也有1500元左右的收入，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还可以在家收获庄稼，打工种地两不误；同时，还可以享受自己本地的低物价，以及当地亲戚朋友互相帮助等情感寄托，因此，一些农民工与其背井离乡，拿差不多的工资，还不如选择在当地就业。
如此看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招不到工人，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没有向农民工提供足够吸引他们的工资。
农民工工资低，其原因也不只是企业的小气贪婪，或政府制度的保护不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特色，最突出的表现在低劳动力成本。在珠江三角洲，分布的多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行业，这些企业多是国外企业的代工厂，即为国际某品牌进行贴牌生产，没有技术含量，没有品牌，附加值极低，大部分利润被国外品牌企业所占有，自己只得到可怜的小部分利润。
一件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出售的中国制造的“BOSS”牌T恤价格约为120美元，其中90%的利润归品牌商和经销商，中国生产制造企业只能得到10%，即12美元。加之，国内众多企业的相互竞争，最终可能会降低到不足10美元。企业获取的利润低，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可能给工人开出高工资。因为，依靠低廉劳动力盈利的企业，低成本这项优势最为明显，如果工资上调，无疑会加大企业成本，必定会削弱其原有的竞争优势，甚至还可能导致企业丧失市场。
我常说，危机中既有危险也有机遇，此次民工荒对珠三角企业而言，是一场招聘危机，让企业主惴惴不安，但同时也是一次机遇，它提醒着中国企业，是应该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首先，中国企业应该借机使用议价权，提高产品销售价格。
经济危机的袭来，使得人们消费需求缩减，但人们对必需品的需求并没有太多减少，而中国制造企业生产的大部分产品属于国外的必需品。此外，经过多年的生产历练，中国企业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虽然印度、越南等后起之秀跃跃欲试，想要替代中国制造业大国的位置，无奈无论在生产经验，还是人员素质方面，都还远远落在中国后面。
中国企业生产着物美的产品，为什么不能争取更高的价格？中国企业完全拥有足够的议价权来提高自己产品的外销价格。
其次，民工荒给中国企业提了个醒，还要重视内销。
农民工工资在外向型企业不能提高，也证明了外贸的风险性。2009年7月，广东省外贸出口走到敏感关头，全省单月进出口贸易总值创今年最小同比，降幅为14.9%，与5月的22.1%和6月的15%相比，呈现出持续收窄的趋势。
国外市场的持续低迷，告诫着中国企业，要重视国内市场的销售，坚持内销与外贸两条腿走路。
再次，企业必须下决心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随着民工荒“高烧不退”，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的必然来临，曾经的成本优势会慢慢消失，劳动力高成本时代，企业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加快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在技术上，选择使用一些新的先进设备；在产品结构上，逐渐加大高端产品的研发投入，毕竟高端产品的技术含量更高，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在品牌打造上，加大品牌的投资力度，建立企业自主品牌，改变过去有品无牌的格局……
民工荒逼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速，这或许是一个意外收获，而解决民工荒的根本之道，还是在于遵循市场规律，提高农民工待遇，促进和加速企业的转型升级。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改变，某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不会永恒，民工荒的出现，给中国企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整体经济恢复，既提出了挑战，也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