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有5000多年人类文明史，经历的农业经济和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真正全面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还是近30年的事情，社会主义建设也只有60年的历史。因此，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一些习惯性认识与思想观念，在当今经济社会条件下，有些显得格格不入，有的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进步的需要，有的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三类情况，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发展历程孕育出来的，它存在于大多数国民的大脑中，制约着我国社会进步观念的形成与共识，甚至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下面，作者根据个人长期社会实践，搜集整理出三类情况各10个思想观念例证，供读者参考。

 

1、有困难找领导。近60年，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社会人变成了单位人，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任何组织的员工，离开组织，基本不能生存。因此，养成了个人、私人的事务也要依靠组织的帮助，在单位领导的帮助下，才能得到解决，如谈恋爱、结婚等纯个人事务，也需要组织的参与。组织、单位这个“中家”既管着国家这个“大家”的大事，又管个人和家庭这个“小家”的小事。

“有困难找领导”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各类人群的普遍意识。许多单位领导也十份乐意做这些“亲民、爱民”的“德政”，并通过这些“德政”圈住、拢络了一大批“自己人”，于是，就有公私不分、花样百出的效忠行为，他们之间默契地相互支持便成了常态。这些“自己人”的贪婪，不仅要名、要利，最重要的是子女就业等重大问题等。其示范效应和所得逐步超过了单位“非自己人”的人群所得，引起一大批争取进入圈子的人的欲望，行贿也就顺便成了单位的常态。这就是中国社会腐败的基础根源之一。

当就业处于终生不变的状态下，单位的事业成败，也决定个人的成败与生存的基本条件时，人性的趋利性使然，“有困难找领导”是社会的必然。但领导利用这一社会机制，私下里所做的工作，往往是干部特权与员工争取特权的营养基，政府的“子女接班”政策，顶替父母工作岗位的就业机制，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加上单位管理非民主化，对社会风气、甚至政风、党风，都起到毒化的作用。

中国人与单位，公私不分与“有困难找领导”是相辅相成的。解决此类问题，在单位内，唯一办法就是民主办事，公开、公议，才能实现公正。

 

2、有需求找关系。中国人的需求，当在单位内得不到或不可能得到满足，求之于社会解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社会制度安排，寻找与自己相匹配标的目标，而首先相到的是熟人，找有特殊地位与关系的熟人。当有了特殊地位与关系的熟人，许多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这种托熟人办事情的社会行为，遍及中国社会每一个角落。托熟人办事，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关健是这些熟人再去寻找他所熟悉的人，其前提就是冲破社会制度、规范与机制的安排，为自己的熟人争取到按正常途径得不到的利益。

于是，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就基本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条件与状态。导致中国人的“智商”不是决定人生的基本要素，“情商”才是决定中国人生存的决定性要素。那些刻苦读书、智商高的人，一般都是智商过人、情商低下。所以，清华、北大的学生往往留在国内的人，大多人生平平，一到美国就能做出成绩的原因所在。近30年，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毕业生留在国内服务的人数极少，出国求发展的人始终占的比例较高的社会主要因素。

究其原因，是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走出“人治”与“德治”模式，“法治”得不到落实。社会竞争的不是实力与素质，而是各种各样的关系。解决的办法，除要实行法治外，针对中国特有社情，法制与规范，都要特别规定特例的情形举例和列举，除列举外，不得“法外施恩”。

中国人习惯在熟人社会中生存，在陌生人社会里往往只能按制度生存。全社会，人人按社会规范办事，抛弃熟人社会的习惯性思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但中国社会政策定位又是限制人口流动，就业限制，更加固化了熟人社会带来的诸多弊端。

 

3、有委屈就上访。人生无常，生存在一个社会里，总有不满意与受委屈的时候，零和博弈，吃亏与占便宜的事，不可避免。地方上的政府、单位领导、司法机构，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让极少数人受一定的“委屈”，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社会矛盾，在任何社会里都会存在，但在中国，解决某些具体问题，成了高层领导的“英明”之举，显示其思想水平、政治能力超人的典型案例，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

因此，国家领导人每一次“英明”，给全民一个强烈的刺激，并反复刺激，当国民自我感受到委屈时，首先想到的是找更高一级的党政机关告状——上访。于是，中国的国民到高层机关告下级政府、官员、司法机关的状，就成了常态，使各级信访部门庭若市，苦不堪言，尤其是中央信访部门。似乎中国低层党政、司法机关和官员，老是在基层为上级制造麻烦，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有限，水平太低。其实，这是不公平的。

解决国民上访问题，一是国家要真正实行法治。二是在中国基层，必须有民主机制，把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置于民主协商的机制之中。三是在基层健全司法与执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机制，尤其是要给国民个人反对某一具体人或具体裁决的权力，建立能让国民发泄的机制，甚至建设国民发泄愤怒的场所。四是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要建立协调纠错机制，建立具有一定权威的裁判机关，建设社会非主流言论的场所。

 

4、升官就要发财。中国有句古语贺词的核心是“升官发财”。其实，古语是把两件事放到一块说了，既祝他“升官”——有政治权力和地位，又贺他“发财”——致富并有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升官”与“发财”是不同的两件事，“升官”并不一定能发财，“发财”也不一定要升官。

但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里，往往升官之后，基本生活就有了保障，比起普通老百姓来说，相对富裕得多，老百姓便把升官与发财联系在一起。加之，封建官吏大多克扣税收款项，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馕，升官后，一般都能发财，升官发财便成了社会普遍现象。这种封建社会潜意识一直延续至今，人性“贪”的一面在经济社会发达、生产力大大提高的今天，又以其全新的面孔展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场中。

人性的贪欲，无孔不入，仅靠教育和自律起不到根除的效果，只有普遍建立有效、多种的社会监督机制，公开官员与公众人物个人财产和家庭隐私信息，严肃党纪政规，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贪腐行为。

 

5、有地位就高人一等。地位，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职务、职位以及由此显示出的重要程度。在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意识社会里，“仕”，是高投入所得。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务与职位，是社会稀缺资源，永远只有少数人才有幸获得这种职务与职位，百里挑一的选拔机制，更显示出个人的荣耀。而封建社会官吏们鱼肉百姓、高高在上那种威严与气势，“刑不上大夫”等特权，更强化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管理者们政治等各种特权的认可，“当官就比普通人高一等”，其享受各种特权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有地位就高人一等”，既是普通老百姓的共识，重要的是有地位的人也自认为必须“高人一等”，不然，这样的职务和职位就没有意义。这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意识是格格不入的，与任何级别的领导者，首先都是普通大众的一员相矛盾。所以，中国官员个个都是一本正经，中性面孔，不是凡人一般，没有个性特征。官员们也常提醒自己，紧开口，慢开言，想乐时，不敢大声说笑，悲伤时，不能哭泣，怕“失身份”。这，既是对人性的压抑，不利于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给“有地位”的人以特权的社会意识基础。所以，中国“有地位”的人享受各种合法与非法特权得不到抑制。

官员，也是人，他也是普通民众的一员，只是人民赋予其一定的职权，在职权范内行使其职责，其特权是有效的，超越其职权之外，任何特权，都是无效的、非法的。关键是中国官员最不愿意明确自己的职责，但总想明确他领导的员工职责，对自己尽可能模糊下去，做任何事都是政绩。同时，在其行使公共权力时，重要的是不偏不倚，禀公办事，不在于他个人情绪的流露，是不是中性面孔，在其他时间更没有必要一本正经，摆出一幅官架子。

 

6、有钱就有了一切。在商业社会里，钱，能交换到许多东西，有钱的人能享受到一般民众享受不到的物质条件。尤其是在封建的农业社会里，财富集聚只可能是极少数现象，少数富裕者，与社会政治精英们组成上流社会，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官、商一体，官亦商，商亦官。社会政治权利往往与商业利益互为前提，官商勾结，沆瀣一气，违法乱纪，成为普遍现象，似乎一旦有了钱，法律规范在他们身上就不起作用了，即使违法也能通过贿赂，打通关节，免予刑责。

在清朝末期，“捐官”成为公开的政府行为，更强化了政治与金钱的直接联系。铁的事实育成了中国人“有钱就有了一切”的拜金主义意识，意识的延续性，又使当今中国民众认定：没有官员不爱钱的，金钱与政治是中国社会的一对孪生兄弟，钱不仅能买到物品，它能交换到世界上的一切。

市场经济条件，社会腐败比较普遍，社会的确有人买到了官职、官位，买到了生命的事例，更加强化了金钱的作用，身边的事例“教育”出了一大批“现代拜金主义者”。当社会法制还没有强化到一定程度时，一些刚刚富裕起来的人群，崇拜金钱的威力，也就很好理解了。

当金钱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时，社会拜金主义意识就不可避免。当金钱只能在商业业领域才起作用，在其他领域起不到其交换作用时，拜金主义意识（有钱就有了一切）就必然弱化。

 

7、望子成龙与读书无用。望子成龙，是人世间父母对下一代的良好愿望，无可厚非。但许多年轻父母，对子女的智力开发与智能类型认识不足，强行要求年幼的子女学这学那，参加各种培训班，把子女每一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没有一点玩耍的时间，小孩痛苦，父母也累，尤其是当学习的内容与小孩子的智能类型不相对应时，对小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创伤，并养成了抗拒学习、丧失对世界的好奇心理。

加之，中国的教育，都是灌输式学习，应试教育，根本没有依照学习者的兴趣和欲望去引导、诱导，并试图把全中国的小孩子培养成一种思想、一个模式，最终选择拔的优秀人才，大都是考试机器。父母、党和政府教育下一代的良好愿望与目标，大都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父母投下巨资，接受过长期教育的子女，因岗位需求素质与实用性等多种原因，得不到用人单的重视，人才供需双方都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市场化就业机制下，社会经济增长困难时期，大学生与农民工争岗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的工资待遇与农民工相差无几时，“读书无用论”又甚嚣尘上。这种两种极端认识，始终在中国社会循环，往复进行。

尊重人性与天份，有如尊重自然规律一样，只要人为主观干涉教育规律，希望按大人们的良好愿望出发，往往都收获不到预期的效果。人、教育与人类社会，都是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相辅相成的孪生学科体系，偏重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中国建国60年，人文科学被置于自然科学之下，重自然轻人文，是中国人犯的最大错误。

 

8、为下一代留财富是长辈的义务。中国人有积攒财富的习惯，过去积攒财富是希冀家族永远过着富足的生活，期望子孙永远是社会上流精英。现代社会积攒财富，一是子女教育，二是购买房产，三是防灾、防祸、防病、防老，更多的是为了改善下一代的物质生活条件。

其实，给予下一代健康的体质，谋生的手段，高尚的人格品质，比留下任何财富都重要。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为下一代留财富是长辈的义务”，自己的幸福却在子女的幸福之下。这就是中国只要有投机、投资之类的事物出现，就一定有市场；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措施收效甚微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这种对未来不可预期心理，是中国几千年社会生产力经过反复破坏与重建，得不到发展与进步，所带来的社会意识积淀，也是对政府和子女没有信任与信心的表现。

要解决这种积攒财富的习惯，只有建立社会系统的保障机制、社会稳定与政策延续的宪政、法治机制、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人文机制。树立“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作马牛”的意识。否则，中国人积攒财富的习惯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转变。

 

9、重男轻女，男孩才能延续“香火”。重男轻女，是中国顽固的封建意识遗存。当父系社会确立之后，延续至今。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里，儿子是继承和创造家庭财富的主体，从事农业生产，男子的能力超过女性。加上两千多年“男尊女婢”儒家思想的熏陶，中国家庭必须有一个以上的男孩子的意识，已经根深蒂固。它与现代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观念始终处于抵抗状态。

男孩子才能传宗接代，延续家族“香火”，在当今社会已经演化成“儿子才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的意识了。在城市化比较发达的南方，作者以为这种“男尊女婢”心理，比北方可能要轻一些，这次暑期到南方一游，发现他们的重男轻女意识仍然浓烈，他们的传宗接代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转化为“儿子才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意识，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居住在一些特大城市的白领阶层，这种封建意识才有所退化。

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应对不同人群，有所细化。尤其是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们”，必须要求和鼓励他们“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但对其他大众，要普遍推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也要逐步推行。因为民族，再也不是现代社会人群分类的主要标志，中国必须淡化少数民族观念，普遍实行国民待遇，强化不同素质与职业的区别。

 

10、孝敬长辈就是给钱。孝敬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儒家思想是社会主流意识时期，养成的许多孝敬长辈的程序与规范，现在大多失传。在物质贫乏时期，孝敬不足，主要体现在养老责任与养老资源不足上，当时人们把孝敬长辈理解成是物质层面的东西，当社会保障逐步实现之后，孝敬老人，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转化，在城市里，孝敬老人和父母已经不是给钱的问题了，而是满足老人的精神生活需要。

孝敬老人，已经不是个人和家庭事务了，除养老社会保障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老人生存的社会环境问题。当独生子女成为普遍现象后，空巢家庭也就成为社会普遍事实，退休老人，不需要太多的钱，够吃够用就行，他们吃不了多少，穿用不了很多，关键是他们身体好的时候，要做事，身体不好的时候，要有便当的医疗与关怀、侍候。

中国社会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已呈现出“未富裕先老”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9亿，且以每年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中国将迅速变成老龄化社会。如何发挥老年人的余热，尤其是社会稀缺人才的余热，建立老年服务产业，为生产劳动一线的子女们解除后顾之忧，已经是全社会共同的议题，而且刻不容缓。

 

1、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家。虽然中国近30年经济发展比较快，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刚刚超过3000美元（人民币升值贡献不小），在世界近200个国家排名中，处于100位左右。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这是中国人的主流认识。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贫”指的是没有钱，“穷”指的是没有官爵。现代汉语里，贫穷是个很广泛的概念。贫、穷两字解作“极度不足”，日常使用里则指“缺乏钱财，生活拮据困乏”。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上绝大部时间里，唐、宋、元、明和清前期，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欧洲进入工业社会后，中国才落后于人类经济社会的步伐，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后期，这150多年里，整个中国社会生产力全面落后于世界。

贫穷，有国贫、民穷之别。从目前来看，中国政府不仅不贫穷，应该说是世界上比较富裕的政府，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基本实现小康。

中国政府可用资金量、可调动的社会资源、实际耗费的支出，在世界上是庞大的，尤其是政府收支的自由度是比较高的。只从财政收支看不出中国政府的实际收支量，2008年全国GDP为300670亿元，财政收入为61316.9亿元，占GDP的比例为20.4%，财政支出为62427.03亿元，占GDP的比例为20.8%，这个比例不算高。

但是中国财政收支不是政府的实际收支的真实情况。如：政府部门的预算外收支可能与预算内数字相当。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到2007年底，按所有者权益核算是145万亿元，2007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7万亿元。中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达到8.01万亿元。中国社会保障性等收支都不列入财政预算。因此，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富政府，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财政日常具体收支，基本上没有来自外部的监督。

在中国，真要说贫穷的话，中国的教育、卫生、科研、文化等公共事业和贫困地区的人民生活，才是贫穷的，中国政府是富裕的。

中国经30年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有巨大的进步，所创造的财富，国家得到了大头，企业得到了中头，劳动大众只得到小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称：“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增加了7.7个百分点。”

 

2、政府是万能的。新中国建国60年以来，政府的政策一改动，中国社会就立刻发生变化，我们的宣传机器，也始终向老百姓灌输这一意识，似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财富的创造，都是由政府控制的，政府的能耐比“孙武空”都大。“政府是万能的”（中国也有“市场万能”的理念，但这一理念只存在于一部分知识人群中）是中国人的普遍观念。

其实，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只是中国因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原因，政府的动员能力高于民主国家的政府，政府可调动的社会资源比其他国家要多、要大。即使是这样，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来袭，政府揭尽全力救市，外贸仍然没有多大的起色。足以证明，我们不能制造新的迷信，政府不是万能的。

再看，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似乎只要政府发个文件，取消户籍管理限制，问题就能彻底解决。其实，也不是这样，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包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社会层面，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交流的可能；心理层面，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他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因此，农村劳动力由流动者转变为市民，首先需要稳定的职业和经济收入；其次要能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解决住房问题和保障子女义务教育等福利）；第三是构建起社会支持（保护）网络，增强对危机事件的适应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第四是促进城乡居民的心理融合。

政府只有尊重科学、有能力、顺民意的条件下，改变政策设计，才能取到一定的效果，同时，还要看各级政府的执行力的强弱，否则，不一定100%起到预期的效果。

 

3、国家领袖就应该是神。中国的封建会社，把皇帝视为真龙天子，神的化身。这一习惯意识延续至今，如今中国民间，把毛泽东主席完全当神来利用，开车的都把毛主席像章挂在驾驶座位前，建筑工地都要树起毛主席画像，以振邪保平安。这一现象说明，一方面，体现普通民众对毛泽东主席的伟大与正气的信赖与崇敬之情，另一方面，习惯性地把国家最高领导人往神圣的方向去思考、理解其伟大、公平与正义，表现出中华文化造神文化的基因。

在人类活动早期，因为对于自然的神秘感的产生，出现了对神的崇拜。从总体上看，对神的崇拜是一种感性的表现。在文明出现以后，对神的崇拜有一部分继续延续原来的机理和性质，成为了宗教。而另一部分则转变成为一种文化，一种造神的文化。

这种造神文化，是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里的封建意识遗存，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化革命”时期造神文化发展到极致，给中国党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国家领袖就应该是神”的封建意识再也不能在中华大地上变成事实，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己要严守这一红线，全社会也要尽可能避免这种现象复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仍然是国家公务员，首先他是一个人，而且在担任最高职务之前、之后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其次他才是公务员。而且，他在13亿人中，并不一定最聪明、最能干、最有思想、最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只不过他是公务员中级别最高的那一位，人民赋予他的职责最重要，工资收入是公务员系列的最高标准。其工作绩效，也应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审议和人民的评说，并受到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监督，一样要按期交纳个人所得税等。

国家领袖本来就是人，不是神，一旦神化，对社会必造成危害。

 

4、官越大道德品质越高尚。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以德治国”的思想系统，国人把对官员道德品质的要求放在第一位，并养成一个习惯性认识，认为官职越高，其道德品质就越高尚，并随着官员职位的下降，其道德品质也随之下降，职位最高的人（一般指宰相，皇帝是天子），其道德品质也就是最高尚的。

这种认识，虽然没有写在今天的任何法律和规范性文件里，但它普遍存在于国人心中。因此，对官员无需作出专门的监督规定，尤其是对高级干部。即使存在腐败现象，也只是从教育和自律两个方面去思考，没有从健全监督机制、权力制约机制上去动脑筋。

这种“以德治国”衍生出来的以德用人，用的人都是有德行的封建思想，实际上延续到今天仍然能找到其身影。说起来是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难以根治的社会诟病，是制度问题、是体制问题，其实，其背后都是落后的思想意识问题、认识问题。

这种“官越大道德品质越高尚”的认知，制约了中国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监督的缺失，不知害死了多少社会精英人才。

 

5、共产党应该管老百姓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其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实事求是”，其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建党28年，就带领工农联盟的军队取得了政权，建国60年，由于宣传上的原因，让老百姓认为：今天所享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给我们的，没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这种宣传，也带来一个后遗症，许多国人从心底里热爱共产党、相信共产党，似乎自己没必要作什么努力，党也一定会管我们的大小事务，即使企业倒闭了，也相信党一定不会让我们饿着，而且一定会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如果没有出现其预期的这种状态，肯定是当地的“小共产党们”没执行中央文件精神。我们爱党、党也是爱我们的，肯定不会不管我们的死活，党是正义、公平的化身，相信中央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我们去上访，我们静坐去，我们去向爱我们的党表达我们的意见，没有必要向任何人报告。虽然在中国游行示威，管理得比较严，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律手续，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依照《游行法》去旅行法律手续，就直接从感情出发，对爱我们的党和党的政府集体表达意见。这种意识带来许多社会管理的矛盾和问题。

其实。党，是一个政治组织，虽然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执政，和平建设时期的党，除非常时期外，本身并不能直接调动任何社会资源（除军队、舆论和任命干部外），对任何人实行救助，只有通过其《政治决议》对社会产生政治动员作用和思想观念的统一，从而实现带领全国人民朝着某一个既定目标前进。具体的工作和社会资源整合与调动，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和政府才能实现。

国家政治，不能参杂个人感情，爱和不爱，是个人的感情活动，现代社会群体性行为只能依法行事，感情代替不了法律规范。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不可能、也不应该“管老百姓的一切”，党没有这一职能，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没有这一说。

 

6、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地方官员把经念歪了。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极不利落于地方党政领导执政的一种思想认识——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都是地方官员把经念歪了。

这一认识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始终只注意宣传党和政府的“德政与仁政”的一面，只歌功颂德，不点评论证。对党和政府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和过失，除党少有的几个政治决议和“伤痕文学”外，公开出版物和党报党刊上，始终是三缄其口。对那些读书不多，对历史和党史了解甚少的人来说，最容易产生上述认识，对地方党政领导的执政与执行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更为现实原因是，在中国的新闻舆论中，无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作出什么决策和决定，全国舆论一遍赞歌声响彻云霄。从历史事实看，即使是明显错误的决策，也是这样，甚至违背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也只有赞歌没有反对与批评声。文革时期就是这样。

真理是相对的，世界上没绝对的真理。是人作出的决定，就不可能不出现瑕疵。在革命时期，宣传党的决策正确性，有利于凝聚人心和调动社会资源，但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延用这一机制，就可能使瑕疵和错误、失误得不到及时纠正，酿成更大的社会损失。

从历史事实看，“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都是地方官员把经念歪了”这一认识过于绝对，中央的政策不一定100%都是好的，尤其是经济政策，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与不合适、时机把握得及时不及时的问题。地方官员有可能把经念歪，但不可能都是念的歪经。最好是每个人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

 

7、国家设立的管理部门，都是与老百姓作对的。社会管理是科学，经济社会需要管理，没有管理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混乱的社会就是大多数好人吃亏，少数坏人大赚其钱，甚至暴力盛行。因此，现代社会管理不仅必要，而且不可或缺。

国家经济越发展，社会管理越要细致。目前，我国社会管理手段相对落后，管理科学没有深入人心，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需要，近30年，设立、健全、调整了一些管理机构，由于社会管理科学研究不到位，法律规范不细致，管理机构专业性不强、自律性不足、政府经费供给不到位，使社会管理工作中，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现象。使部分民众认为：“国家设立的管理部门，都是与老百姓作对的”。这恰恰与党和中央政府设置这些管理机关的初衷相违背。

其实，国家设立的管理部门，不仅不是与老百姓作对，反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良好的经济环境，帮正当经营企业发展生产和经营，助老百姓过好日子。例如：交通安全管理部门，是直接为了司机和乘客的安全而设，其动机无可挑剔，如果对司机不严加管理，就是拿司机和乘客的生命开玩笑。再如：煤矿安全部门，是直接为矿工的安全而设立，是为煤矿经营者的服务机构，如不严加管理，就是拿矿工的生命开玩笑。还如：工商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等，都是为人民大众过日子不可或缺的部门。但是，社会上许多人，对这些管理部门的批评声浪，不绝于耳，尤其是对城市管理部门。这种批评，若是对其工作态度、工作方法、严格程度的批评，当然是正确的、良性的批评，是帮助政府部门改进工作。若是反对这种管理，认为是政府与其作对，那就错了。

因此，认为“国家设立的管理部门，都是与老百姓作对的”只能是那些不顾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人民吃、穿、住的生活安全，只顾赚取超额利润的黑心老板的声音，对老百姓来说，这样的部门工作越认真、越到位越好，他不是与老百姓作对的，是与黑心老板作对的。

 

8、纳税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中国，目前还没有独有的、系统的税收理论、财政理论，但已明确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西方民主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系统财政理论。从理论上讲，说明我国明确自己的财政理论就是西方民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财政”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遵崇“公共财政”的一系列原则和规范，其实，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公共财政”理论最基本的原理是：纳税人必须按法律（中国大多数税法没有完成立法手续）规定纳税，政府必须履行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义务，否则，纳税人就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在宏观上，纳税人与政府是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一是在理论上要确立下来，二是纳税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以纳税人的身份，对政府提出合法与合理的要求。当这种合法与合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可以到法院对政府提起诉讼。

可是，在中国的税收法律规范中，纳税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政府只有权利没义务的规范。中国许多法律性、制度性规范，从来没有把居民的权力与政府的义务明确表述出来。政府总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居民总是低低在下，听从指令。不服从者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中国居民的权利。其实要用“公民”比较准确，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这里用“居民”是不准确的，因为外国人到中国合法居住一段时间，也是居民。公民的权利，不仅仅需要在《宪法》上明确其法律权利与义务。而且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上，也要明确其权利与义务。这样的“中国居民”，才真正转变为“中国公民”，现在拢统地称中国公民，强调公民权力（即所谓人权），只会给政府添乱、给社会添乱、给经济添乱。因此，中国的人权，要从公民的具体的权力与权利做起，逐步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

中国不仅仅有人权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普及，就是财政理论、税收理论和纳税人的权力与权利，这样的不可或缺的具体的经济理论和权利与义务，都得不到完善，奢谈人权，无异于给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人一条领带一样。

在中国，一方面，纳税人不圆满地履行纳税义务，不以偷税为耻反以为荣，另一方面，政府对税款的使用，也不对纳税人履行任何义务（各级政府对人大的财政报告只停留在法律程序上，没有实质性监督）。“公共财政”的理论与实践远远没有实现基本要求。

 

9、国家和银行的钱，多得没有数，就是不给百姓用。一般老百姓，都以为政府和银行是一回事，并认为政府和银行的钱多得没有数，只是政府管得紧，没有给老姓使用罢了。这种认识，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对银行没有商业化经营带来的后果。令天，政府对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后，国民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转过弯来。

近几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并给农民许多补贴，加之2008年之后，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大手笔救经济，事实上又有过多的外汇储备，并给了银行作资本金等事实。似乎中国政府掌握的资金、银行可用资金，多得无法计算。为什么这多的钱不给我们老姓用呢？

一个规范的政府，只有税收、规费收入、国有资源售卖、国有企业利润分成四个来源，而且，政府的所有收入都要进入财政预算，并经人大这样的权力机构批准，才能使用。国家和代表国家履行权力的政府，所有的钱不仅是有数的，而且是受到监督的。当收不抵支时，或收支不相对应时，可以发国债（中国称其为“国库券”），国债是借的钱，不仅要还本还要付息。

银行是企业，他自己没有很多的钱，自己的钱只占他全部资产的10%左右（世界性规范是不低于8%，中国的银行股份制改造前，自有资金不足8%是普遍现象，而且有大量的贷款收不回来，至今还没有处理完）。而且包括银行的全部房屋设备与设施在内。其主要资金，全部来自客户的存款。世界上任何银行都是靠存款者对银行的信任（即信誉）来维持其经营，一旦客户认为银行不行了，不能支付客户的取款需要时，那怕其中只有10%的客户不信任银行，靠银行自己的力量绝对都无力应对，中央银行（中国叫人民银行）如不救助，必倒闭无疑。银行的钱不仅有数，而且都是向别人借来用的，他只是货币的中间商人，把暂时不急着用钱的人的钱借来（存款），给那些急需要钱用的人贷款。它靠存贷款利息差额为其主要利润来源。

外汇储备，不是财政资金，它不能用于财政支出。外汇，就是外国的货币。一般国家的货币人家不要，只有几个最发达国家、最有信誉的货币才有人要，有人要的货币才叫国际货币。中国的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国际货币，中国若象现在这样持续发展下去，有一天，人民币的信誉度提高了，国力增强了，人民币成为世界各国的需求币种，人民币就成为国际货币了。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我们不用出口货物，只凭我们印的钞票就能换到外国的实物、技术和各种东西，这就是国际货币的好处。

外汇，不是国家的，是各个企业出口或外国企业向中国投资得来的，本来这些国际货币的所有者是企业的。中国政府规定：这些国际货币，企业只能留少量用作日常支付需要，大量的国际货币要到银行去换成人民币，这样，国际货币就成了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了。国家储备每一元国际货币，就要增发等量（汇率）的人民币，等于中央银行发了票子，社会上可用来交换的人民币自然就多了，所以，外汇储备量过大，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就是这个道理。其实，这些外汇储备要用于购买外国我们需要的实物和对外国投资，才是正途，在国内使用，是没有法的时候，才把这些外国货币用在国内。

因此，外汇储备不能少，多了也要找到好的用途。过去，我国长期缺少外汇，现在不缺了，而且多了，但没地方用。我们需要的货物，外国不卖给我们，能卖给我们的东西价格比较高，向外国投资，风险大，目前，很成功的例子不太多。

所以说，“国家和银行的钱，多得没有数，就是不给百姓用”是错误的，国家的钱，有预算内外之分，预算外的钱，目前，使用的不太规范，需要改进管理，预算内的钱，才是财政的钱，是永远也不会多得没法用的时候，因为中国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财政的钱，只有该不该给钱，给多少比较合理的问题。这个，就是人大评议与批准的核心所在。

 

10、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形式。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关系。即公有制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在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主要体现在：一是就全国而言，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到目前为止的公有制理论要点。

世界历史上出现两种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和公有制，两者的理论家们相互对立，相互指责，并且上升到政治层面，形成世界两大阵营、冷战几十年，最终以苏联公有制度的坍塌而告终。其实，私有制和公有制本身只是一种政治操弄的话题，在人类生产、生活中，二者具有互补性。具体表现在：作为人的意识的互补性；作为手段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对我们的改革有启发作用：要全面看待两者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对公有制为主体要有科学地认识；私有制将长期存在；公有制经济与私营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基础是“资本”，而非劳动。

社会制度优劣有一个重要的标尺，即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我国进行改革开放30年，就是从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转变的30年。它充公证明，私有制在一定层面上发展与壮大，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种需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保持全社会经济主体的公有制或公有制经济成份占主体地位，有利于消除地区间、人群间贫富差距，也有利于社会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公有制有公有制的优势，私有制有私有制的缺限，二者不是对立不可调和的，不同的条件下，各有各的优势与不足。

邓公小平同志，在92年“南巡”时，发表了著名的“手段论”，即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目的与本质，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是资本结构形式，他不能独立、完全决定社会的性质。股份制中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是一种混乱合所有制，以股份制为主要资本结构形式，且其中社会主体、核心资本是公有的，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优势互补的所有制结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都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二者在实践中，事实上已经是在相互学习借鉴，各自采取的技术层面的措施，都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不是水火不相容，而应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而所有制和经济体制，是资本结构形式与是资源配置手段而已，是经济社会技术层面的东西，不是政治层面的东西，更不是社会性质的区分标志。

从它们的发展历程看，资本主义制度早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社会实施，其生命力、学习力比社会主义制度更顽强，而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公认的社会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今还没有定型，需要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中进一步完善与系统。

所以，认为“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绝对政治判断，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要用“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来判断一国经济政策的对与错。

 

1、中国地大物博。中国，它在亚洲东部，是一个幅员辽阔、养育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三大国。海域面积约473万平方公里，陆地边界线长达2.28万公里。在中国广阔的海域内，分布着54000个岛屿，其中最大的是台湾岛，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其次是海南岛。

按绝对面积来说，中国不可谓不大，但人均面积则很小，而且，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一线以西，是干旱、半干旱、沙漠、荒漠、高原、高寒等贫瘠的地理环境；同理，即使是物产丰富，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均分之下，也只能够是“地大物不博”。

就我国而言，人口和资源的冲突尤为激烈。科学家宋健认为，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里，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我国理想人口数量就该在6.8亿以下。可现实是，我们人口日趋增多，有效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地大物博”逐渐被“地少人多”所替代。尤让人尴尬的是，据国家能源研究所估算，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目前很低。如果生产100万美元的产品，中国需要花费的能源是美国生产同样产品耗费能源的2.5倍，欧盟的5倍，日本的9倍。中国现在资源非常紧缺，总量并不丰富，人均资源拥有量就更少得可怜。现在必须要从娃娃抓起，灌输一种资源匮乏的紧迫感，让他们从小就养成珍惜资源、节约利用的理念，而不是盲目去培育“地大物博”的虚荣心。

经济学家沃森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较迟，往往模仿发达国家的模式：一是模仿制度；一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对于我们这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当然不能跟随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模式。此外，在打造节约型社会的同时，每个国人都应身体力行厉行节约，不得是铺张浪费。正如甘地所言：“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添满每个人的愚壑。” 

因此，中国“地大物博”的农业社会传统观念，受到来自工业社会资源不足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及时更新观念，让厉行节约根植每个国人心中，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实现发展方式和资源环境的和谐。

 

2、中国落后，但人多力量大。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有自尊心的，总是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强盛，能够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由于各种原因，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些民族发展起来了，一些民族落后了。对于落后民族来说，最感沮丧的莫过于自己比别人落后，最难以启齿的也莫过于谈到自己的落后。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认为自己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这是事实，这种落后既有外部侵略的原因，也有内部思想观念落后和政治纷争所导致的落后。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并兴起之后，落后，才成为一个具有确定内涵的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而它本身又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随着技术的应用，通讯、交通的发达和便捷，资本主义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向外扩张，迅速地将世界各民族的隔绝状态消除，形成了广泛的民族交汇和交融，将自己和世界各民族展示在同一个舞台之上，世界各个民族有了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虽然落后有了确切的涵义，但是在应用这个概念时，应该特别注意正确理解。否则，对落后的分析就会失去积极意义，反而会将人导入误区，产生消极的后果。邓小平在对落后进行分析的时候，提出自己的理解。其一，落后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比如在19世纪，落后应该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应该是一个特定的标准。那么在20世纪就可能有另外的标准。也就是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落后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时期看来是进步的，也许在另一个时期看就是落后的了。“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其二，落后是对应的，也就是要用相同性质的东西进行比较，不能用不同性质的东西比较。其三，落后是相对的，与某些国家比是落后的，但与另外一些国家比就可能是进步的；在某一个时期是落后的，在另外一个时期就是先进的。其四，落后是动态的，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没有永远的先进，也没有永远的落后，而且也会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认识落后，应该有历史感，有客观的参照系，用辩证的思维、发展的眼光、全面的态度来认识。

新中国建国60年，尤其是近30年改革开放，我国与先进国家落后程度相对得到较大的改善，各方面追赶的速度已大大加快。如民用通讯业等多个行业我国生产力水平，已与先进发达国家同步；个别行业单项技术水平，如高铁速度最快；劳动密集型日用品生产力普遍世界领先；如普钢、水泥等大宗普通商品生产能力最强；并有多项产品生产量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等等。也就是说，我国整体落后的生产力和国力虚弱状态，正在快速改变，再像今天一样发展30年，有可能建成世界中等发达国家。

但是，未来30年的发展，存在许多难以愈越的障碍，尤其是巨大的人口基数，30年内人口不可能大幅降下来，反而变成一个世界上少有的老龄化社会。目前的就业压力，劳动力素质低下状态，将快速变成一个大比例人口老化状态。传统的“人多力量大”的中国，将变成“人多力量小”的中国。中国的国情将迅速发生变化。

 

3、农村人无知。在一些年轻人当中，流行着一句口头语，当认为某人的认识落后、无知等，就认定其“农民！”似乎中国“农民”就成了落后、无知识的代名词。其实，认为农村人和农民，思想意识落后、野蛮、无知，就大错特错。农村极大部分人口，讲礼仪、有思想、懂技术，他们真诚、老实、憨厚、淳朴，比起那些极少数虚伪、狡诈、奸猾、阴险的非农业人口更正直、诚实、扎实。但不排除农村有少数人确实存在野蛮、无知，这部分人毕竟占农村人口极少数，不能代表农村人和农民，这种人，城市人口中同样不同程变存在。

这里，暂且不论城市人口中三代以上都是农村人，就以农业、农民的天然弱质性与新中国60年，政府在农村的政策就能看出个中原因。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是产业的天然弱质性。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在前30年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二是生产资料的弱质性。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三是劳动主体的弱质性。

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前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

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有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

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

四是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五是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

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

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

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机构不减人反增人。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例，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义务教育投资、基层官员政绩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风、行贿风等等。20世纪末的10年，在农村基本上是横征暴敛的10年。

第四是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的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

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

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在社会二元结构中，呈现出城市居民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2000年以前，农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除保护价一项外）社会福利。打工是盲流，春运加价，克扣农民工工资，大城市设计许多限制外来工的壁垒等。农民在城市反而成了无知识、弱智、犯罪的代名词。

即使有些农民的确无知，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是老天爷和历史、社会的责任，政府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没有权力指责他们，只有义务帮助农民改变现状。

 

3、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即礼节和仪式；邦，即国家。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即指讲究礼节和仪式的国家，也是一国之国民文明程度的外在标志。中国人长期为这句评价语而自豪。这主要得益于孔孟之礼，在中国实行2000多年，中国封建官方之礼与民间之礼繁多，其主要集中体现在祭典、集会等公众场所、待人接物、处事与家庭教育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封建礼教，被统统当作封建落后的东西弃之不用，随着封建社会遗老们的死去，孔孟之礼在中国大陆已基本失传。

因此，中华民族人口中，许许多多被封建礼教所约束的丑陋一面，得到充分展示。近些年，开始有国民出国了，又受到外国人的歧视，点名请中国人要如何如何，俄罗斯一而再、再而三取缔中国人经营的集贸市场，其理由中就有中国人太不讲礼仪、礼貌之说，并有照片给中国政府官员以佐证。并听说，在欧洲，只要有高声讲话的地方，必是一群中国人。这一点，作者本人看到报导，不以为然，2009年暑期，到广东造访毕业生，座了一天的车，一进餐馆本想清静、休息一下，每每进餐厅就吵得你无法忍受，体会深刻，证实了外国人的感受。同时，中国的家庭和社会，长、幼、尊、卑之间的礼仪与礼貌，除对有级别的官员外，中国人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的事实已基本荡然无存。

所以，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是过去时，不是当今的中国。

 

4、“远交近攻”是国策。远交近攻，出自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三》：“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意为：先和距离远的国家交朋友，进攻邻近的国家。本是战国时范雎为秦国采用的一种外交策略，秦国用它达到了并吞六国、建立统一王朝的目的。后亦指待人、处世的一种手段。

远交近攻之策，在秦朝建立之前的形势下，为统一六国所采取的外交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把2000年前的外交策略用在当今时势之下，那就大错而特错。因为2000年前秦国是要打败、占领、吞并、统一六国，而今天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打败、占领、吞并其他国家的动机与战略。远交近攻是进攻、占领、吞并之策，与我国目前的和谐世界之策，水火不容。

因此，我们要与周边国家，包括有着历史的民族仇恨的国家和睦相处，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把“远交近攻”这种进攻型策略用于待人、处世的一种手段，更是不可提倡。

 

5、忘记仇恨就是忘本。中国，近100多年来，受到多次外敌入侵，国土被占、反赔款无数、国民被杀、宝藏被抢、资源被略、皇家园林被烧等等，不一而足。给中华民族的子孙们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的儿子在初中开始学习中国近代史，听完课后，回家时，那种气愤的样子，至今记忆忧新。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必须记住中国近代受辱、受气、被宰割的事实，但不等于我们要把上几代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上几代人和政府所犯下的罪责，完全归究于当代外国政府和人民。只要他们的当代人，有正确的认识和为上几辈人所犯罪孽有忏悔之心、悔过之举，中华民族的子孙们，在现代国际交往中，就应该忘记仇恨，为未来着想，防止历史仇恨阻碍今天的国际交往与共同发展。

当过去入侵过我国的外族，没有正确的认识，并为上几辈人所犯罪孽深刻忏悔之意，我们只能是讲道理，多做历史事实考证研究工作，以事实说话，多做说服工作。我们既不以德报怨，也不应以别人过去的错误和现在的错误惩罚自己。

一个牢记仇恨，而不与其交往，交往中，又时时、事事、处处记恨着过去，是不明智之举，这样的民族，也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民族。欧洲国家之间，历史仇恨并不比亚洲国家间少多少，近代也是如此。但他们为了未来发展大局，能够摒弃前嫌，结成欧洲联盟，是胸怀与大度，是理智与明智。应该相信中华民族同胞同样有这种胸怀、大度、理智与明智。至于外族的狭碍与回避，只能说明他们胸怀狭小，没有族品与国品。中华民族是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不应与其一般见识，否则我们就与其胸怀、族品与国品相当。

所以说，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仇恨，“忘记仇恨就是忘本”是错误的，记住过去不等于遏制现在，忘记，不等于没有血性。再遇上历史重现，才是显示血性之时。这才是正确的历史观。

 

6、中央集权就是落后。中央集权，是相对与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控于中央。

约公元前21世纪，启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都安邑。设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对奴隶和平民实行专政。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打败夏桀，商汤建立商朝，都亳，后盘庚迁都殷。商朝大力强化奴隶制国家机器。商朝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建立周朝，都镐京。周公东征。实行分封制，建立七十多个诸侯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周朝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出现“春秋五霸”。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开始分化，井田制瓦解，宗法分封制动摇，礼治的经济基础和血缘亲属基础遭到严重削弱，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和韩、赵、魏三家分晋，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国家政体实行“分封制、宗法制、世袭制”，三者交织在一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就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一直延续不变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2000多年以来的政体，都是中央集权制，即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封建专制主义是一种决策方式，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利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而中央集权是相对与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控与中央。

秦始皇所创立的上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基本上被后代的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实行原因有：

（1）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

（2）社会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天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

（3）思想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

（4）地理原因——由于中国属于大河文明，以农业生产为主，土地束缚了过多的劳动力，无法更多的发展商业与手工业。而且领土面积较大，需要统一的管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指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并通过军政官僚机关管理、控制国家的政体。包括皇帝制、官僚政治和中央集权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是皇权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皇权不可转让，皇位实行世袭，君尊臣卑等。皇权愈来愈尊，臣民愈来愈卑，是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总趋势。

专制主义体现的是君臣关系；而中央集权处理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君主专制必然实行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不一定要实行君主专制。在封建社会一般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君主专制必然被淘汰，而中央将继续存在。当前世界上如法国、中国等都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都不是君主专制体制。

世界各国政体大体上分三大类，一是君主制与共和制，如英国与中国；二是单一制与联邦制，如法国与美国；三是元首负责制与议会内阁负责制，如俄罗斯与德国。政体本身所反映的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权力主体是各权力机构的代表者、行使者。集权与分权，没有好坏之分，集权的优势正是分权的劣势，集权的劣势就是分权的优势。采用何种体制，主要看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国民意识的传承与国家历史的延续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推倒一切按某一种臆想或外族模式重建。

中国辛亥革命后，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多党制和“五权分立”，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封建势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1914年1月宣布解散国会，实行2年零3个月“三权分立”尝试宣告失败，随之而来就是讨伐袁世凯和北伐战争。当蒋介石窃取了北伐战争的革命成果，残酷迫害异党，实行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出现了银圆贿选，军阀割据，长年内战，招致外敌入侵。1924年孙中山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革命以后，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这真是代议政体的一种怪现象。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的，反而学坏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当今的台湾省，国民党自己再次推行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以与大陆抗争的面孔出现，对社会的撕裂与经济发展的制约显而易见。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是以儒家为主兼具有诸子百家各学派的文化，其特点是强调整体的定性思维，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个体局部的实证思维；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性本善，强调德主刑辅，重公权轻私权，重道德轻法律，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强调的原罪说，强调精艺事，注重法治是不同的；中国自古以来重家庭倡和谐，圆滑世故，与西方张扬个性，追求自我实现是不同。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不可能照搬照抄任何国家的政体模式，从亚洲各国学习西方民主国家模式的现实状况看，明显水土不服。

因此，中国式中央集权模式，早就应该上升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起码也应该与美国式民主模式并列为人类管理国家的先进模式加以肯定，因为它已经几千年实践检验，显示其不仅不落后，反而有其先进性的一面，其他任何分权政体都不适合中国实际。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现有中央集权也有不足的方面，这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改良与改善，决不给疆独、藏独、台独等分裂势力以可乘之机。

 

7、限制发展特大城市。城市，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包括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一般而言，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称为城市（city），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城市的行政管辖功能涉及较其本身更广泛的区域。其中有楼房、街道、医院、学校、商业卖场、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

“城市”的提法本身就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城”为行政地域的概念，即人口的集聚地；“市”为商业的概念，即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最早的“城市”（实际应为现在的“城镇”）就是因商品交换集聚人群后而形成的。而城市的出现，也同商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渊源。最初城市中的工业集聚，也是为了使商品交换变得更为容易（可就地加工、就地销售）而形成的。在城市中直接加工销售相对于将已加工好的商品拿到城市中来交换而言，则正是一种随着工业城市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商业变革。城市包括城市规模、城市功能、城市布局和城市交通，而这几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都必然地会对城市的商业活动带来影响，促使其发生相应的变革。

按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和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分为集市型、功能型、综合性、城市群等类别，这些类别也是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任何城市都必须经过集市型阶段。

城市群（或都市圈）。城市的经济功能已不再是在一个孤立的城市体现，而是由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同与其保持着密切经济联系的一系列中小城市共同组成的城市群来体现了。如美国大西洋沿岸的波士华城市带，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英国的伦敦-利物浦城市带等。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港深广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唐环渤海地区，实际上也正在形成一个经济关系密切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城市群，其整体的经济功能已日益凸现。

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作了不同能级的分类，如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城市等，对城市能级分类的一个标准是人口的规模，中国根据市区非农业人口的数量把城市分为四等：人口少于20万的为小城市，20万至50万人口的为中等城市，50万人口以上的为大城市，其中又把人口达100万以上的大城市称为特大型城市。

中国的城市为行政建制，不能完全反映城市化与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中国大陆的城市作为行政建制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与副省级城市)和县级市，反应一个城市的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指数有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均GDP水平和非农业GDP占GDP总量的比例。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同时20世纪以来，城市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过程，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人口城市化没有随着工业化比例而同步发展。这种社会人口流动管理政策带来四种中国特有的现象：

一是节日全国人口大流动，带来交通拥挤；

二是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出现世界普遍存在的贫民窟；

三是全体国民分成两大类，城市人与农村人，形成二元社会，二元人口，二元福利、二元权利，且差距逐渐拉大；

四是阻碍农村人向城市正常流动的政策，不仅表现在农村人口身上，现在已经演变到大中专毕业生身上，大学生就业这种正常的劳动力流动已受到限制，中央政府在鼓励大学生就业、放开户籍管制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大学生户籍在直辖市不能按就业地点流动。其理由是，直辖市是特大城市，人口饱和甚至膨胀，必须限制人口流入。

中国的城市壁垒，已演化为城市门槛与社会排斥。主要理论来源，一方面是中国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人口的急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特大城市投入成本高，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只能发展中小城市。

中国限制特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的政策只对了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是错误的。从未来30-40年，中国人口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看：我国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亿。按最低标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亿，60%就是9.6亿，70%就是11.2亿，2020年小康目标，取二者中间值（8—11亿）9.5亿人口计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亿，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总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计算有5.92亿，取平均值是5.33亿。

2006年8月21日，发表《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宏观经济课题组研究成果，《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周期研究报告》第五部分认为：按照过去15年（2006年以前）平均每年1.106个百分点的上升幅度计算，到2025年，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因素，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口将由目前的5.62亿人增长到10亿人以上。这样2020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不会少于5亿，也就是说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有50个以上。

现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万，还不够。然而，我国号称1000万的特大城市没有一个城区人口达到800万，都包括郊区农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来单位成本高，但承载人口多，其实是最节俭的人口居住模式。

因此，我们要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却没有提出来，即全国近2000个县的县城，都要按小城市建设，并同时，大力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黑龙江瑗珲—云南腾冲线以西，因水资源限制，才要限制特大城市发展），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其中，必须取消限制大学生就业的户籍政策，尤其是直辖市，必须带头向大学生放开户籍管制。

 

8、垄断是错误的行为。垄断一词源于孟子“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原指站在市集的高地上操纵贸易，后来泛指把持和独占。

垄断是指企业或其他组织利用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手段，在经济活动中对生产和市场实行排他性控制，从而艰制、阻碍竞争的状态或行为。在理论上，垄断分为合法垄断和非法垄断、独家垄断和协议垄断等。

垄断的构成要件为：

(1)主体要件为依法取得市场支配地位或优势地住的企业或集团(包括经济行政部门)，主要是大公司、大企业、大集团；

(2)主观要件是行为主体主观上有过错或过失；

(3)客观要件须在一定的交易领域内以单独、合谋或其他方式占有市场过多份额或有实质性的限制竞争的行为，目的是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4)客体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对象是同一竞争领域中的竞争者(主要是中小企业和消费者)。

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垄断行为是指：排除、限制竞争以及可能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垄断的基本原因是进入障碍，也就是说，垄断者能在其市场上保持唯一卖者的地位，是因为其它企业不能进入市场并与之竞争。进入障碍的产生垄断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资源垄断：关键资源由一家企业拥有。

二是政府创造垄断：政府给与一家企业排他性地生产某种产品或劳务的权利。

三是自然垄断：生产成本是一个生产者比大量生产者更有效率。

依据垄断产生的原因，可以将垄断分为经济垄断、自然垄断、国家垄断、权利垄断和行政垄断。经济垄断是指市场主体凭借经济优势，排斥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包括滥用经济优势和联合限制竞争两种形式。

（1）自然垄断产生于某一产品或服务由一个厂商提供比多个厂商共同提供产品或服务成本低的情形，我国的电力、电信、铁路、供气等行业都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由于自然垄断的形成不是主要靠行政权力推动，也可以说自然垄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垄断。

（2）国家垄断是指国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或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依法对特定领域的商品或服务进行排他性控制。对于关系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的事业，许多国家都以特别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实行中央政府专营，例如，邮政、枪支弹药、黄金等产品与服务。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国家也可能对特定领域实行专营，例如中国古代的“盐铁专卖”，现代的烟草专卖等。

（3）权利垄断是知识产权法所赋予的垄断，包括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其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区域内享有一定排除他人参与竞争的合法权利。

（4）行政垄断是指地方政府、政府的经济行业主管部门或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凭借行政权力排斥、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包括地区垄断、行业垄断、强制联合、行政强制交易行为等形式。

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垄断、国家垄断和权利垄断属于合法垄断，而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属于非法垄断。

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垄断的批判，给中国人的基本理念是：垄断是错误的，它是指资本家不择手段地谋取超额利润的行为。其实不是这样。

自然垄断，是社会成本最节约的经营模式。例如：全国电力网、通讯网、铁路网、石油和天然气管网、无线频率资源、地球稀有资源、战略资源等；城市供电、供水、供暖、供气等管网；城市地铁、有线电视、有线电话、互联网物理线网等，实行垄断经营，才是社会成本最节约的经营方式，若是取消这种垄断，必然加大不必要的社会成本。

专利垄断，是为了保护发明者积极性，限时专有经营权利垄断。

国家垄断，其中的安全性垄断是必须的，只有如烟草专卖这样的财政性垄需要商讨。

我们反对的是“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两大类。

 

9、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目前整个社会维安、维稳的社会成本较高，经济发展又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仅仅从经济角度维持增长，还不足以解决建国60年积攒下来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

湖北巴东邓玉姣案，学校停课，客船停航，旅馆停业。直到邓玉娇案判决公布，巴东县这种接近战时状态的所谓“稳控”才告一段落。据一位巴东官员介绍，如此“稳控”，当地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这对老少边穷的巴东显然是天价成本，难以负担。

巴东事件刚刚落幕，江西南康、湖北石首又爆发群体事件。2008年的西藏与2009年的新疆打砸抢烧杀事件，更是触目惊心。这两起因外部反动势力指挥、挑拨，与民族、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把人民内部矛盾复杂化了。自然，也要不计代价地“稳控”。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基本制度本身，就已经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代议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只要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么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经由成熟的程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专业化的解决，而不至牵一发动全身，发展为危及整个社会的狂涛巨浪，让整个社会都付出高昂代价。

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是值得鼓励的方向，但要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先要让正常渠道正常起来，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上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这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目前，中国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全民高度重视，但国家制度上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没有引起重视，基本上没作为项目建设。例如中国媒体、司法制度、公民发泄对政府不满情绪、政府与民间沟通渠道、公务官员行为监督、经济主体行为监管、社会信息搜集等方面的现代化建设都不到位。

主要原因是，这些领域基本是科学研究的敏感区，事实成为禁区，导致社会管理手段落后，管理的官员思想意识落后，不仅全社会没有建立协调机制，政府内部也没有建设协调机制。全社会只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来统一，靠各级党委来协调，高层软件建设很到位，省级以下的软件建设只是复制、复印、照抄、照搬，协调机制硬件建设基本没有。事实上，党内缺民主，党外少沟通，党内外缺协调，全社会各单位各自为战，互不卖账无处不在。所以，社会矛盾一旦在某一地点曝发，只有不计成本地用窒息的办法来平息。对社会矛盾没有曝露的情况下，就用“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来管理，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制约了社会整体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全社会必然走向更加脆弱的状态。

从人民群众这一方来说，只有让人民大众中大多数人有恒产，绝大多数人有知识，地区差距、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尽可能缩小，社会必定会趋于稳定。因此，稳定是表象，深层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扎扎实实地搞好国家制度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藏富于民，提升全民道德品质建设，才能最终实现长治久安。

 

10、学而优则特、学面优则富。中国民间传统意识是“学而优则仕”。到了今天，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已演变成是“学而优则特，学而优则富”。其中，“学而优则特”是“学而优则官”演变来，一则是因为“官”就是“仕”，二则官阶再高，没有特权，在普通百姓眼里，也是没有含金量的。特权，才是当今人们追求的目标。“学而优则富”是退而求其次的次优选择，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特权往往就直接演变成财富，没有做官，能发财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今的官员自己的看法与别人的评价是：没有人求、没有人送，本人所任官职并不吃香。经在某县城调查，得到的官场生态结论是：若有某一位官员真正以身作则，反腐倡廉，他就一定没有朋友，其工作就很难展开，因为他阻截了别人的财路。现在的官员，在短时间内做到洁身自好不难，长期坚持就很难，因为社会意识与价值观不会让你两袖清风，无时无刻不能不与腐败作斗争。那些揭露出来的腐败份子，只因为搜刮的太多，肥已瘦外，在搜刮过程中官官相斗，分脏不匀，甚至是得罪了人，才得以曝露。若是自己能洁身自好，但又不阻截他人财路的官，无论怎样调查，绝对是个好官。这就是“学而优则特、学面优则富”的价值观所带来的社会效果。

如今的企业老总，是最受欢迎的职位，公务员次之。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老总职位，最受追捧，大型央企老总的职位，在人们心目中，不亚于省长、部长，年薪达千万的国有股份制银行董事长与行长不亚于国务院副总理。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老总的职位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这一点，许多中国人目前尚没有意识到的。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国有企业的老总们，既要建立激励机制，又要把他们视为特殊类公务员来管理，尤其是要对其个人品质要像文艺名人一样进行报导，家庭财产定期公布，让全国人民来监督。对国有企业盈利与分配，要向各级人大单独报告。

 

结语：以上列举出的三类30个“我们习以这常的错误观念”，其分类、定性、分析、结论不一定准确、不一定对，只是个人阅历与思考的记录，算不上研究，仅供参考，并欢迎批评指证。如能争论就更好，因为争论本身就是思想升华过程，这样，才叫学术。

 

                                             毕稿于2009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