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后，在UC Villiage找了个地方安顿下来，便和导师（严格地讲是学术顾问）联系。第一次去他办公室（周四下午接待时间2：00—4：00），人不在。回来后给他发了个email，很快收到回复，信中解释因为约好去医院会医生，所以回办公室晚了一会，错过了，并约我本周四下午四点半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威廉姆森是我最心仪的经济学家，从1995年开始接触企业理论开始，我最感兴趣的是威廉姆森和哈特。去年联系的时候，Williamson正在Wisconsin度假，了解了我的背景后，很欣然地接受了我的请求，做了我的学术担保人（academic sponsor）。

　　 Williamson的办公室在哈斯商学院教工楼的434。这是一间和其他教师的办公室没有太大区别的房间，只是面积大一些（后来曾去过原金融系主任、著名金融学教授Leland的房间，感觉要小一点），桌面比较杂乱，堆满了书刊资料。

威廉姆森在办公室

　　Williamson本人给我的印象很平易近人，没有学霸气。一阵简短的寒暄后，很快就进入主题，谈到我的进修计划。我告诉他，我在伯克利的时间为18个月，我的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想从企业理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我已经看过他以前的文献，但近年的文献没有找到。他起身到书架上找了10来篇近年发表的论文，如《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从选择到合约》（2002）、《治理经济学》（2005）等给我，有些是还没有出版的书稿。我问他可不可以将他最近的文献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有没有产权问题。他高兴地笑了，表示没有问题。

　　  随后，聊起对中国的印象。他告诉我，他去过中国三次，到过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城市。我记起好像复旦的张军邀请他去过一次，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我问他去没去过我的老家山东，他说没有去过。我邀请他方便的时候去山东做客。他笑了。最后，我把从广州带来的一点小礼物，——一套暨南大学百年校庆纪念邮票——送给他，并邀请他一起合影，他欣然地接受了。

和威廉姆森在一起

　　    合影后，威廉姆森带我到了IMIO(管理、创新与组织研究所)。这是哈斯商学院的一个学术组织，由David Teece（管理学家，在组织变革方面卓有建树）任所长。威廉姆森告诉我，每周四下午4-6点在C325有Seminar，可以自由参加，材料放在所里的书架上，随便取，并随手取了上周和本周的资料给我。我看了一下，上周讨论的是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麻省的剑桥)的几个学者的working paper，题目是《Skill vs. Luck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Venture Capital》。本周要讨论的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学者和阿根廷的一个学者合写的论文《Property Rights for the Poor:  Effects of Land Titling》。看题目很有新意，说不定对我国的改革会有借鉴意义，因此我答应一定参加。

　　此后的一年半里，除了节假日和外出旅游，几乎每个周四下午都可以见到老人家。老人家话不多，有时研讨班结束后我会主动把他送到四楼。比较遗憾的是因太太身体不好，提前一个月回国，未来得及见老人家最后一面：那时他还在威斯康辛老家没有回来。另外，南开商学院李维安院长让我请老人家讲学，没有请到：时间太仓促了，只有两个月。老人家说那是个“bad time”，大概指时间不合适吧？

威廉姆森制度分析研讨班

　　顺便插一句，我所在的组叫企业与公共政策，是威廉姆森一手创办的。现在的当家人是Spiller教授（现任国际新制度学会主席），成员包括Laura女士(前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时斯蒂格利茨是副主席，后来接任主席。在斯之后是阿克洛夫的太太Yellen女士出任，也是哈斯商学院教授，现任美联储旧金山分行董事长)，以及Tadelis（曾在人大讲过学）和Morgan教授（海萨尼的传人）等。

和Spiller教授在一起

       威廉姆森的影响力通过一些小事也可以看出来。哈斯和哥伦比亚大学合办了一个EMBA班，有50来人，我刚去不知道，有一次蹭课蹭到了人家的课室里。按规定这类课不对外人开放，这我很清楚。一个老人过来想赶我出去，当听说我的担保人是威廉姆森时，肃然起敬，破例让我留下来，并分享他们提供的茶点。

　　威廉姆森获奖后，许多学者以专家身份出来解读，我很佩服这种精神，并代老人家表示感谢,但我感觉好像没说到点子上。有些搞制度经济学的人可能连威廉姆森的英文著作都没看过，甚至根本看不懂（我只能看懂一多半）。只有聂辉华靠点谱，也不够准确。有时间我再详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