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有望成为IMF副总裁的消息引来各方关注。IMF要出现一张中国脸？在保守的国际观察家听起来，这似乎是暴发户走进了顶级富人的会所的征兆。

　　金融危机的契机

　　众所周知，60多年来，IMF和世界银行一直由发达经济体掌控。

　　成立于1945年的IMF的许多重要决策，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需要理事会85%的票数通过。因为美国一家的投票权都在15％，其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基本享有一票否决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十分微弱，在IMF中的权利微不足道。

　　这或许冷战时期世界经济本身的特征，但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这种发达国家主导IMF意识的弊端开始显现。IMF的援助往往伴随着苛刻的条件和对地区特殊性的漠视，甚至本身就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药方”。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风雨飘摇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IMF实施的最大的一次援救行动,先后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投入了1000亿美元贷款。但由于提出的援助条件十分苛刻，受援国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均提出了猛烈而尖锐的抨击。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做出如下表述：“我亲眼目睹了IMF和它的控制者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 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IMF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一个或隐或现、节奏匹配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斯蒂格利茨如是说。

　　这或许解释了，当2007年美国人在次贷问题上犯了错并引发全球性的金融海啸时，整个世界都在大声抱怨。

　　人们惊讶的发现，被金融学徒们奉若神明的华尔街竟然没有接受IMF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用于检测一国的金融部门稳定程度)。

　　“IMF是傲慢与偏见的化合物，人们默许他的存在是或许因为敬畏强者。可是，看看新闻吧，次贷危机正是告诉我们那些自诩为华尔街精英的人物和我们一样会犯错并且同样脆弱、不知所措。IMF应该成为整个世界的IMF。”接近央行人士表示。

　　也许正是因此，在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新命题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的认同与赞誉。有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相信中国更能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中国的大国责任

　　周小川提出了命题。这也同时意味着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考虑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承担更多的工作。

　　2009年4月2日，G20集团伦敦金融峰会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规模将扩大至现在的3倍,由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其中中国增资400亿美元。 

　　8月份，中国宣布增加104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9月中国与IMF签订协议，认购价值500亿美元由基金组织发行的债券。

　　9月底，中国也正式启动了IMF对中国进行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首次由国际组织对中国的金融稳定进行公开评估。

　　“在中国打开国门接受国际评估、并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话语权。”太平洋证券宏观分析师周明剑表示。

　　实际上4月份的伦敦金融峰会的另一个共识在于，IMF和世界银行也将实施改革并赋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将打破由美欧分别执掌的惯例,今后负责人的选任将改为任人唯贤。

　　接近央行人士认为，朱民作为一名有国际经验的学者，如果能够履职IMF，他下一步将承担重要的使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IMF改革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绑在一起，借助IMF改革的契机，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

　　“朱民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或许将是监督管理中国投到IMF资金的具体用途，他将成为周小川命题的具体实践者。”他说。

　　IMF现任总裁卡恩先生或许会是朱民的“积极的朋友”。

　　在卡恩的设想中，IMF将会成为一个某种形式的“全球性央行”，手中握有１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可在成员国陷入危机时伸出援手。作为“世界央行”，IMF将担负起监管全球金融体系的重任，以后大到各国金融政策以及国际协调，小到公司的高管年薪以及银行资本准备金率，可能都有IMF的踪迹。

　　这项改革目标在保守的西方大国政要看来太过激进，以至于这项庞大的计划如果想要实施或许需要中国等正在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

　　正因此，卡恩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与胡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表示中国希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承担更多的风险，并已经准备好承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在IMF有足够发言权和代表权。

　　尽管如此，朱民可能面临的挑战在于：即便中国投入了金钱和精力获得了更多的投票权，又将如何去改变世界金融秩序？毕竟这将是一项旷日持久而且规模浩大的“工程”。

　　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提高之后，如何相应地提升干预能力，从而做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