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仇富”，主要指对于某些富人阶层或富人个体的致富手段的合法性、正当性持怀疑和否定倾向的心态，这在当今中国社会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仇富对于个人来说，当然不是一种良好心态，容易造成心理扭曲和价值观失衡，不应提倡。但是如果这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那就绝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了。毕竟我们不可能要求社会上每个人都学老庄淡泊名利，都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更何况这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面对依靠“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暴富的贪官奸商，面对压榨农民工血汗的黑心老板，面对强制拆迁，手段卑劣的恶霸，谁人不仇，谁人不恨？因此，仇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很有拿出来讨论的必要。可令人可叹的是，面对这一问题，国内那些本应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智识阶层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尤其是一些位高言重的“主流学者”，居然将仇富作为“保护富人权利”的理由。倒是身处大洋彼岸的薛涌，跳出来发了一通自己的声音，于是就有了这本《仇富》。 
 
本书收录的主要是近几年来薛涌在各种报刊及网络上发表的辩论文章，其着重探讨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最低工资制度、土地制度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并把矛头直指张五常、江平、吴敬琏、茅于轼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语言犀利，情绪激昂，指名道姓，不留情面。他更进一步指出这些曾经的“右派”“自由派”，如今已经蜕变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并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公然为这些利益集团摇旗呐喊，百般辩护。此风不刹，对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害无益。言语一出，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要辨别其言论是非，我们应首先看他所揭示的现象是否存在。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远远超出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便是明证。这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绩，而是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而面对如此社会问题，国内一些“专家”的言论，却每每在网上引发民意汹汹，被指为富人同党，如同过街老鼠一般。薛涌针对他们的言论，虽稍显偏激，但也不是无的放矢。因此，他能够站出来进行辩论，为穷人说话，首先应该是一件值得肯定，值得鼓掌的事，这也反映出我国言论领域的进步。 
 
至于说他这样是在占领道德高地，沽名钓誉，且问谁又不想占领这块高地了？张吴江茅等人难道不想？可为什么他们竟然被薛涌这样一个外来户赶了下来？为什么“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是薛涌的学术水平很高？其实未必，从书中几个章节来看，薛涌真正有一点功底的，就是对法学和制度的历史演进方面有所研究，至于经济学方面，他自承不过是个门外汉。从其引用的书籍来看，也的确仅止于读完亚当斯密《国富论》，看了点哈耶克，诺思的理论的程度，算不上什么功底深厚。可我们那些本应德高望重的专家，却屡屡被这个非专家找到破绽，被驳得体无完肤，这又为何？看来，即使“既得利益代言”的帽子有点大，这些人知识结构陈旧，跟不上时代也是事实，更少不了 “言语失当”的过失。 
 
那么，是不是说薛涌的道德水准相比这些人就高了呢？也不尽然，如果把薛涌放到国内，估计他也没法那么义正词严，气势汹汹。说到底他还只是“隔岸观火”，这种优势的形成有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得远点，比起身处漩涡中心，自然看得明白些； 
其二，在西方求学游历的经历，增长了他的见识，也令其能够将国内外形势加以对比，互相印证。许多知识分子都有此番经历，当年龙应台不正是在美国求学之后返回台湾，才写出了震惊华语世界的《野火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薛涌不是“体制中人”，他在美国有正当职业，吃喝不愁衣食无忧。发表意见，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担心被“圈内人”排斥，不用害怕触怒权贵丢了饭碗，不用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自然腰杆子直了，骂声高了。用他自己的橄榄球赛比喻，他现在连披挂上阵都算不上，最多是遥控游戏，电子竞技，所以表现自然就不同了。 
 
但是有优势就必定有劣势，薛涌的身份所带来的劣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身处国外，言论中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某种优越感，比如认为国内治学环境糟糕无比，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这虽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在他这个位置的人说出来，便有崇洋媚外之嫌，势必引起很多人的反弹，比如批评他最激烈的“笑蜀”，便是典型； 
 
其二，他以西方言论自由为理念，指名道姓，不为贤者讳，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却是如黄仁宇所说“以道德代替技术”，两者理念根本不同。他对茅于轼的批判反对声最多，也是此原因。他觉得茅于轼是道德好人没错，但言论有错，照样可以技术批判。但在拥护茅于轼的人看来，批评茅的言论，就是在攻击他的人格，两者同一。如此一来，能合作才是怪事，为此他便说国内知识分子依附权贵，腰杆不直，可他难道不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知识分子的腰杆就再也没有直过？纵观思想与权力的历史，也是权力选择思想居多，而不是相反。即使是他所信奉的民主与自由，难道就真的表里如一，无懈可击？罗兰夫人的那句话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耳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其三，薛涌有些过于以美国为楷模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先进的制度不假，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尤其是美国自己也是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而薛涌说到此点，反而认为这是美国比欧洲更注重自由竞争所致，这就有些双重标准。何况他讲到美国的富人热心慈善事业，死后遗产捐赠给基金会等等，也是大加褒扬，可难道事实真如他所说的一捐了事？洛克菲勒的后代，难道真与平民无异？这恐怕不是事实，保罗·福赛尔在《格调》中便指出美国社会阶层的最高端是“看不见的上层”，其虽然名义财产并不多，但对财富的支配力却是丝毫不弱，少数人掌控着大部分社会财富，这恐怕与美国的立国精神和民主精神并不一致。更何况美国这几年在经济领域所暴露的问题也说明其制度并非没有漏洞。我们应该以之为借鉴，但不能全部奉为圭臬，这一点上薛涌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 
而且对于仇富现象，善于中西对比的薛涌显然对比得不够充分。美国人难道不仇富？也许现在美国的确有一套制度来保护穷人的权利不受富人侵害，但这也不是古已有之。翻开历史，可以看到美国人也曾充满仇富心态，尤其是大萧条时期，人们对于金融寡头和华尔街银行家简直恨之入骨，认为是这些人的贪婪导致了全美经济的灾难。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压力下，美国的富人才纷纷隐姓埋名，成为“看不见的上层”，才会有富人们纷纷捐出遗产成立基金会，以改善自己的公众形象。而美国的智识阶层中，也不乏为富人代言者，那本著名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便是典型。作者安·兰德在书中公然鼓吹是社会精英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历史，应该以金钱作为道德准则，这些话语，与茅于轼们的言论何其相似？看来他们应该感叹在美国也有自己的知音~ 
其四，薛涌对穷人和富人的划分过于简单，他似乎认为现在那些找穷人麻烦的富人就是不公平竞争的获益者，而只有白手起家自己干出一片业绩的富人，才是值得肯定的富人，殊不知在中国这实在难以界定。白手起家的穷人，到了一定阶段，也会寻找权力寻租，也会反过来侵占穷人的权利，这是扭曲体制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光靠保护穷人的措施，恐怕远远不够。 
 
因此，对于薛涌的言论，我们除了要肯定其合理性，也不能一味接受，毕竟他本人也应该受到公众的监督，否则就有演变为语言暴力的可能。但是，即使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怀疑他的动机，我们仍应该维护他说话的权力，这也是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