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三女士，非京剧"苏三起解"中的古人，而是当今居住在北京的人类学家，著有《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历史也疯狂》等多部人类学畅销书。她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中东，"全球文明主要发源于今天的北非、阿拉伯半岛及两河流域，实际上就是俗称的'中东地区'。如果把它比喻为'文明的子宫'，而处于东方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宫外孕'，就是说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转载'文明，是由西而来，它的真正源头在中东。来到中国的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人或以色列人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中国汉人主要是这些人的后裔。"（引自2004－10－13《南京日报》）
在其所著《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一书的封底印有如下提要--
"夏后朝"由亚伯拉罕后妃Hagar（夏甲）在大约4000年前建立
"殷"由"红色"的以扫与其妻Judith（简狄）在大约3800年前建立
"周"就是"Jew"（犹太人），其主要建立者为以色列12支系中的"但"家族
黄帝可能是3700年前统治古埃及的约瑟，简狄应为其伯母
《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书，是苏三根据《圣经．旧约》进行的诠释与解读。她认为《圣经》中除创世纪是神话外，其余是严肃的犹太民族宗谱记录，从《圣经》上的记载可以分析出，犹太族在形成初期曾向东方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第一次向东是到印度，第二次向东是到中国，第三次向东是到北美。
苏三的论证大部分都是从人名地名的音、义近似上所作的分析和猜测，并无过硬的物证，因此，只能称作"猜想"。在其《历史也疯狂》一书的封底，印有两位学者的批评，一是朱大可--"苏三观点，新奇大胆，占尽风流。尽管这些见解遭到了正统学术界的鄙夷，但却获得了普通读者的支持，从而引发了新的疑古风潮"。另一位学者是方舟子，他说："在不同文化之间，有时会出现一些相似的现象，但是相似并不等于同源，也可能是巧合或相似的环境因素导致的。而苏三甚至连真正的相似性都没有发现，号称研究'历史'……这难道不是胡说八道吗？"
苏三是否在胡说八道？她的猜想究竟有没有道理？这是个应该弄清的问题。
在人类文化起源的问题上，历来就有"各自独立进化说"与"中心向外传播说"的对立。前者认为世界各地文化是各地先民独立发展起来的，至少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各种文化间少有相互交流；后者则认为文化的发明与创新是非常困难的，一般只能起源于地球上某一地区，如埃及，然后以此为中心向四周传播、扩散。
这个问题在中国，又形成了"本土说"与"西来说"之争。苏三的猜想，应归于"西来说"一派。鸦片战争之前，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不存在的，伏羲女娲、三皇五帝，乃华夏文明源头是天经地义的。甚至到了20世纪10－20年代，日本与俄国考古学家在东北与内蒙发掘出了红山文化遗址，也没有引起内地知识分子的注意，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外邦夷狄的先祖，与华夏中原无关。在苏三之前的"西来说"，大致可归纳三波，苏三这次是第四波了。
第一波，发端于17世纪。德国耶稣会传教士基尔什尔（A.Kircher）在其著作《埃及之谜》（1654）与《中国图说》（1667）中首次提出，中国文明出于埃及。他认为《圣经》所载闪的子孙率埃及人来到中国。1716年，法国阿夫朗什主教胡爱（Huet）与1758年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deGuignes）相继著书立说，论证中国人乃埃及人之苗裔。此波由于发生在欧洲，尚未波及至中国，故未在中国引起反响。
第二波起于清末民初。生于香港的法国人拉克佩里（T.deLacouperie）于1894年发表《中国古文明西源说》。他以19世纪欧洲考古界对近东地区的挖掘成果为基础，大胆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在他这本长达8万字的专著中，他共列举出近百种两地文明的相似、相同之处--
1）天文历法方面：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都采用太阳历，置闰月，一年分四季、12个月、24个节气，以12年为世运一循环、19年为天文上一周年、60年为一纪（甲子）。此外，关于"天"的形状的描述（"天似穹庐"）、对彗星的称呼、以金木水火土为五日累积法和天干地支的用法也相同。
2）科技发明方面：两地居民均能进行摩擦取火、开沟造运河、种植小麦、锻造金属、利用粘土制陶、制造兽皮舟以及使用马拉战车等。
3）语言文字方面：拉克佩里认为《易经》中的八卦就是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的变形，"卦"者就是中国的古文字（拉克佩里著书时，甲骨文尚未发现），《易经》是中国古文字典。
4）政治制度方面：两地均行帝王独裁统治，置天官，以右为尊。此外，两文明在"四表"、"四海"、"四岳"、"十二牧"、"黔首"、"中国"、"上帝"等概念的使用上均同。
5）历史传说方面：中国古代关于大洪水泛滥的传说、神农氏的传说、仓颉造字的传说，在古巴比伦均有相同类似的传说。
根据以上诸点，拉克佩里推断，公元前2282年左右，生活于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的一支--巴克族（有人认为巴克即为盘古之谐音），在其酋长奈亨台（中国人传说中的黄帝）率领下东迁来华。
拉克佩里之后，又有日本学者著《支那文明史》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巴比伦，并列举了古代中华在学术、文字、政治、宗教等方面多达七十多处的相似。
第二波的"西来说"由于正值清末国势式微，传统文化大受质疑，"西来说"一时竟成士人主流。象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纷纷著书附和。就是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一书中也不得不写到："似此，则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智识，入土中原后沿用之耶？"
第三波来自瑞典人安特生于上世纪20年代在河南仰韶遗址发现的彩陶。安氏当时是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业顾问，从1914来华至1925离开，在中国待了十年，对中国考古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安氏发现，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及东南欧的特里波里等地的彩陶有许多相似之处，且制作时间上也在中亚与东南欧之后，故认为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由于安氏是以考古发掘的实证来说话，因此在中国文化界形成了具有很大冲击力的新一波"西来说"。
苏三的第四波"西来说"更是"来势汹汹"，倒不是说苏三的论证如何了得，而是此波到来，恰与基因人类学的新进展重合，因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苏三认为，地球上早期人类一定是选择在南北回归线一代居住，因为那里温度适中，宜于早期人类的生存繁衍。生活在东北非一代的先民，肯定选择在阿拉伯半岛与两河流域一带定居。但由于人口增加导致过度放牧与垦殖，再加上公元前9000年后全球气温升高，地中海东部变得越来越干燥（有气象学资料证实），于是环境恶化、沙漠出现，先民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不得不进行部分移民。这就是由中心向四周开始的文化传播。
苏三猜想的传播路线与基因人类学描述的人类迁徙路线不谋而合，但两者在时间上有巨大差异。现即以中国人的由来为例--
中国人自出非洲后，一路基因变异的顺序如下：M168－M89－M9－M175－M120，其发生、经历的时间大约距今5－3万年前。而苏三认为进行东迁的年代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也就是说当时外迁所到之处，都是已经有土著居民存在，这些外来者难道是因为携带了先进文明而被当地人接受了、或是征服了当地人而定居下来？
苏三的猜想较难为人接受的另一点是闪族人特有的习俗--割礼，闪米特人的男童在10岁时要割去阴茎上的一段包皮，以防止包皮过长而致疾病。此习俗在其他民族中都没有。如果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族中有闪族人，为何这一高贵习俗在中国了无痕迹？
再有，夏甲如为夏朝国母，岂非与阿拉伯人的传说矛盾？因为阿拉伯人也自认为是亚博拉罕（阿拉伯语翻译过来为"易普拉欣"）后妃夏甲的后裔，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同属闪族，习俗亦大体相同（行割礼，不食猪肉）。如果事实不是如此，阿拉伯人何以要编造这并不光荣的传说？
尽管笔者对苏三的"西来说"还有不少疑问，但从总体来说，我还是赞成全球文明同源说或是文明传播论的。
因为人性（自然性）相同，故遇到相同问题、相同环境，会出现相同选择，这似乎支持了"各自独立起源说"。譬如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在世界各地莫不如此，不能因为东方有渔民、西方也有渔民，就拿来论证东西方具有相同文化源头。但在一些具体特殊的问题上出现相同的选择，这就耐人寻味了。譬如世界各地造房子，房子的平面形状一般是矩形或圆形，基本没有三角形，因为三角形房屋使用面积太小。如果甲地出现了三角形房屋，相距千里的乙地也有此类建筑，那就应该考虑两地的联系了。
即以前述拉克佩里所举的巴比伦与中国在历法方面的相似而言，如果两地都把一年分四季、12个月的话，那并不一定表明两地文化同源，但是两地都设24节气，这就奇怪了。因为节气之设，为众多民族所无。此外如60年为一甲子及天干地支的设定，也是如此。此外在"黔首"、"中国"概念上的相同，也不得不使人想起两地文化间的联系。苏三的书中类似的例证也有许多。
但笔者赞同同源说或传播论或"西来说"，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原因。
近日电视国家地理频道播出这样一个节目，一个欧美裔的女科学家（哪国人士未曾记住）以大猩猩与儿童为对象做了一个对比试验。她先是做了一个黑色有机玻璃的方形箱子（边长约20－30公分），箱子内部明显分上下两层。特纳女士先做示范动作，大猩猩依此操作可得蜂蜜，儿童可得贴纸奖励。那个大猩猩是人工饲养的，与特纳很熟，因此特纳教授了几次，大猩猩就能从这个黑箱中取得蜂蜜。儿童则是6－7岁的非洲孩子，当然他们也很快掌握了得到美丽的彩色贴纸的方法。第二次，特纳把这个黑色箱子换成了透明的有机玻璃箱子，其内部结构一目了然。但特纳依然要求大猩猩与儿童按她先前教授的方式操作以取得各自的奖励。奇怪的一幕发生了，大猩猩看穿了箱子的内幕，并没有按特纳的要求操作，而是直接把小棒塞进盛有蜂蜜处取得蜂蜜；而儿童们却不像大猩猩那样聪明，面对着透明的箱子，依然死板地按着特纳教授的方法操作，以换取奖品。
从这个试验中我们发现，似乎人类的儿童还不如大猩猩聪明，这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人类之不同于动物的高明之处。人类与大猩猩相比，是一个有着许多规则的动物群体，规则，就是文化。大猩猩的社会也有规则，但其规则数量显然不如人类多，也不如人类的细致。儿童从小在大人的教育下成长起来，这个教育就是规则的教育，而规则体现在做人做事的方方面面。在特纳的试验中，大猩猩表现出来的机灵、聪明实际上是一种本能，而儿童的死板则反映了人类区别于动物之处--规则高于本能。人应该说是一种有文化的动物，而动物的"文化"则是其本能。
特纳的试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文化传播论，为何这么说呢？因为文化的发明与创新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常常赞叹第一个吃螃蟹者的英勇，殊不知在他之前有多少吃蜘蛛、吃蜈蚣而死去的烈士。
人类在文化上的保守性--象特纳试验中儿童表现的死板，正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本保障。窃以为，文化上的保守与创新，恰如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遗传必须是经常的大量的，变异必须是偶尔的、极低概率的。如果一个物种在遗传与变异的数量关系上颠倒了过来，那么这个物种必然灭亡。
就以先民时期彩陶上的花纹而言，哪怕时间相隔几百年、地域相距数千里，同种文化的彩陶花纹会丝毫不走样地得到传承。如果是在近现代，制陶技术可以不变，但花纹会在不同工匠手中出现较大变化。这是因为，先民时期，花纹是由少数精英发明、设计出来的，一笔一画都有着神秘含义，不是哪个工匠可以任意违背的。这种文化上的保守性反映了人类的规则意识，也支持了文化传播论。因此，首先是保守性，其次才是创新性，使先民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这正是苏三猜想的合理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