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期学校够紧张的。今年的招生规模又扩大了许多，一届达到3000多人，相当于十年前四届学生的总和。为了有足够的教室和宿舍，后勤部门日以继夜地工作，施工工地昼夜灯火通明，连校内的大小餐馆、超市、小卖部都翻修一新。好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教育拉动消费了。新生的学费是每人每年5000元，杂费1900，再加上十个月生活费4000元，每个学生将在校园里每年消费11900元。这6900元学杂费中，一部分将成为教师的讲课费和奖金，一部分将成为学校基建费和设备添置费。教师的收入会转化成住房、计算机、冰箱、彩电和其它各种消费品，可以使教师请得起保姆，基建费将拉动建材、建筑、装修行业，设备费将拉动计算机、音响、投影仪等行业，而且还有乘数效应。北京的院校多，今年的新生总量估计可能怎么也得有30万左右吧，每人1万，就是30亿。这30亿购买力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可以使北京高校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可以使北京的房地产进一步升值，可以使北京的各种打工机会增加，使北京的GDP增长。
然而，从学生家长的角度看，教育拉动消费就显得有点费解。就因为儿子考上了大学，想添家具不敢添了，想买衣服不敢买了，想吃鱼不敢吃了，想去旅游不敢去了，想看病不敢看了，甚至上街都不敢了。也就是说，高校校园里消费的增加是以学生家庭的购买力萎缩为代价的。不错，北京的市场兴旺了，高校教师家庭喜气洋洋了，但这可能是以外地的市场萧条，学生家庭的节衣缩食为代价的，有时候一个学生上学还会牵连多个家庭购买力下降：今年不少学生是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来上学的。也就是说，在许多学生家长看来，教育恰恰不是拉动了消费，而是严重地限制了消费。
从经济学家的宏观角度来看，此地减少的消费在彼地得以实现，教育既没有拉动消费，也没有限制消费，而只是实现了消费转移。但再仔细分析的话，教育甚至有可能限制了消费。道理很简单，学生家庭限制的消费往往是必需性消费，而学校教师增加的购买力却有一部分会转为银行储蓄，从而实际上使社会总购买力下降。
怎么会是这样呢？有的朋友会大叫起来。恐怕是这样的。需求不足实际上是相对需求不足，是有购买力的需要不足。当前城市的彩电大战硝烟正浓，29寸彩电价格落到了2000元以下，是不是彩电真的多到了没有人要的地步呢？并不是。中国13亿人口，起码还有半数以上没有彩电，甚至连黑白电视都没有，因为他们买不起。有人可能会觉得2000元的价格已经够低了，但是对于一年到头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单靠几亩薄地的农民来说，对于下岗多时，衣食无着的工人来说，这笔开销是要以一年不吃饭为代价的。说到底，需求不足的实质是两极分化。八十年代中后期时，由于财富分配相对比较平均，左邻右舍差距拉得不大，所以一家买电视，家家都可以买电视，一家买冰箱，家家都可以买冰箱，形成了所谓排浪式消费。那时，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需求不够，消费不旺，只知道全国各地一下子涌现出上百条彩电生产线、冰箱生产线，而且每条生产线的出口都等着装货的卡车，每个厂商的利润都丰厚得不知道怎么花，于是给工人发奖金，发实物，建住房。虽然物价不断上涨，但工资上涨得更快，所以人们总体感觉是日子越来越好。但是随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物价越来越低，大部分厂商倒闭了，或被兼并了。这样，一方面是利润集中到少数的市场赢家手中，这些赢家越来越富，另一方面是大量工人下岗，日子越来越艰难。不仅如此，大量下岗工人的存在使在岗工人的工资无法提高。过去要靠发奖金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今天只需要用下岗威胁就可以让工人卖命：“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从老板的角度看，这无疑使工资成本降低，产品竞争力增强。但这样轮番压低工资却使社会购买力日益缩小，市场越来越窄，逼得老板不断降价，老板的日子也不见得就好多少。总的来看，这一轮轮地降低工资，降低物价，最后形成的是全国范围的赢家通吃，两极分化。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通货紧缩。
雪上加霜的是，教育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每一项都使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从而降低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些改革实际上是撕毁了国家和劳动者之间一张几十年不成文的契约，这张契约的实质内容是劳动者拿低工资，国家提供从住房、教育、医疗到各项保险的全面福利。现在低工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但福利却停掉了。教育体制改革使财富向教育界的各层精英流动，名牌大学、名牌中学的学费狂涨，普通大学、普通中学也跟着搭车；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财富向医疗界的各层精英流动，医院院长、主刀大夫、药房主任成了腰缠万贯的新贵，而普通人却遇到了“要钱，还是要命”的两难选择；而住房体制改革使普通老百姓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花为乌有，还背上一身债务。在这几大项开支重压下，消费怎么能启动？内需怎么能扩大？
任何能够真正启动内需的措施，必然同时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相应地，像大学收费越来越高的所谓教育体制改革，只能是扩大贫富差距，因此也只能进一步缩小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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