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时代的全球化战略

　　田忠国

　　张宏良先生说，中国走过了强国之路和肥国之路两个历史时期。前者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后者开辟了国际化道路。前者我称之为1.00到1.01时代，后者我称之为2.00时期。1.01时代我奶奶称之为由强积富，2.00时期我奶奶称之为由富积弱。由强积富成了中国昨天的历史，同时也成了人民大众日思夜想的伟大梦想。由富积弱也已走到了十字路口，往前走已被证明是中国最大的陷阱，但往后退历史也已证明，人类虽然可以克隆，但历史却永远不可复制，即便是系统还原，程序机制虽能还原，但社会价值秩序再也无法恢复。社会价值秩序无法恢复，社会历史就不可能复制。虽然社会历史不可复制，但立国思想、立国原则可以指导中国重新规制社会主义制度机制。

　　这就给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重大的课题：下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怎么走，往何处去？也就是说，中国如何建构新的3.00时代？

　　一、应全面总结1.00、1.01到2..00时代的形成历史

　　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说，中国革命是形成1.00的基础，而中国革命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革命，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的1.00，没有中国的1.00时代，就不会有中国的1.01系统。同样，没有中国的1.01系统，就不可能有中国的2.00时代，虽然2.00的历史自我证明，2.00时代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同时也证明1.01时代的正确，但是，对于正确的，我们认为也不适宜全面肯定，对于错误的，也不适宜全面否定，因为，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其中不一定没有错误，同样，对于错误的东西，其中也不一定全部都是错误。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认真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纠正。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动态积累正确、纠正错误的过程。没有对正确的积累与坚持，人类就不可能在前进中进步，没有动态纠错机制，错误的积累就必须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发生。我们认为，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逻辑的。偏离这个历史发展的逻辑，就必然遭到历史逻辑的惩罚。走笔至此，我们有必要谈谈左右问题。什么是左右？坚持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主张或观点，就是左；维护少数人利益但同时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主张或观点，就是右。虽然坚持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但违背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结果损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叫极左；旨在推翻党的领导、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叫极右。以维护人民大众利益之名，干着维护少数人利益之实而损害大多数人利益，叫形左实右。

　　有人可能认为，我们谈左右问题与本文无关，但其实，要正确总结历史，就必须建构不同的价值判断坐标，没有价值判断坐标，所谓的总结历史，不过是陷入历史的迷途，不可能有对历史的正确总结。除了要分清左右不同的概念外，还要分清毛泽东主席的历史功绩。我赞同张宏良先生的观点：“主席的晚年思想比创建新中国的功绩大。”圣哉斯言。因为，中国历史上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可以说多有发生，朝更代替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建立社会主义和管理社会主义，特别是管理社会主义，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世界上最有成效的社会主义的管理者。一般认为，创业难，守业更难，而在守业中创业、在创业过程中不断探索创业与守业的辩证管理哲学，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且是顺创业、逆管理（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国防和工农业现代化，我们称之为顺发展，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于大众与精英融合为一的管理方式，我们称之为逆管理，因为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精英管理大众），这就难上加难了。

　　二、建构系统机制的核心是动态识错和动态纠错

　　中国是个十几亿人口的巨大系统，一旦这个系统出现问题或者错误，而又缺少动态识错、动态纠错机制，都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所以，我们认为，建构系统机制的核心问题是建构动态识错和动态纠错机制。这个机制建构起来了，中国就不怕试错了，因为，理想的实现需要动态试错、动态识错和动态纠错机制，没有动态试错，人类的理想就不可能实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的发展历史，无不是一个动态试错的发展过程，包括科学实验也是如此。科学实验在动态试错过程中，有一套完整的动态识错和动态纠错程序机制，我国的前三十年，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建构了社会主义动态试错、动态识错和动态纠错机制，这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大自由。有人认为，四大自由对于中国发展不利，所以坚决取消了。但历史事实证明，取消了四大自由，就取消了社会主义动态试错、动态识错和动态纠错机制。从中国前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上看，取消了社会主义动态试错、动态识错和动态纠错机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四大自由的要义在于：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即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争论中，发现错误、纠正错误。

　　中国如果解决不了社会主义动态试错、动态识错和动态纠错机制问题，这次经过党中央努力，纠正了发展过程中的错误，还会给未来埋下隐患。因为，既然人类的发展是个动态试错的过程，中国就不可能在没有动态识错和动态纠错的机制中，就能有效或高效发展起来。

　　三、相对论、控制论、熵理论，系统机制的参照系

　　“易经”是中国古代的相对论。宇宙系统是由不同的子闭环系统构成的。不同的子闭环系统都有不同的坐标和参照系，整体，也就是巨系统则由不同的坐标和参照系所构成。闭环形成的要素是程序，而程序的最小单元是阴阳。阴阳就是1和0（阴为0阳为1）。由此可知，机制源于程序，程序则源于阴阳，也即0和1的相互转化与制衡。没有转化与制衡，就没有机制。制衡是前提，转化是结果，和谐发展机制是目标，所以，古人认为，阴主利、阳主义，以阳驭阴则义利生，以阴驭阳则义绝而利灭。

　　社会机制的形成需要两种秩序，一是制度秩序，二是价值秩序，前者是对后者的规范、保障，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也是社会行为的自觉。制度秩序有四大要点，一是价值观、道德观。没有价值观、道德观的制度秩序，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不是规范。二是程序。所谓程序就是人类的工作或行为路径。程序要简单明了，易于遵循，才能有效、高效，“易经”中所谓“简则易从、易从则易能”就是此意。三是制度。也就是说，你必须怎么办，不怎么办，该办的不办或不该办的办了，如何惩罚。一般而言，必须怎么办是标准路径，不该怎么办是不准走的路径。四是同步互动。而做到同步互动的前提是甲和乙的程序闭环。比如，民众遇到某类事应该怎么办有明确规定，但他要办的事得通过官员，还得有官员必须怎么办，这样程序才能形成同步互动机制。如果仅有民众怎么办，或者仅有官员怎么办，程序形不成闭环（同步互动），制度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说，相对论和控制论是制度机制形成的模式，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但是，控制到极点，就会发生极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反作用，这就是熵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熵理论是研究极变的科学。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有效控制的关键在于自我控制，比如说，大众共同立规矩、设程序、定制度，就是防止社会突变的有效途径。毛主席曾说，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认真想想，主席独得熵理论之真髓，因为，乱乃治之始，治为乱之果，也就是说，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怎么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立规矩、设程序、定制度，但通过乱----价值目标整合----统一了目标，形成了社会共同的价值秩序，天下大治就开始了。

　　四、计划、控制与发展

　　计划、控制与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研究的重大课题。比如，美国为解决自由化与计划发展的矛盾，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立法强制性计划，企业哪类产品可以卖到国外，哪类产品不可卖到国外，就属于强制性计划的内容。

　　二）、引导性计划，比如，订合同，多少年后公司应为军队提供何种作用、何种性能的战机。

　　三）、应急计划，遇到何种情况、何种程度，启动何种应对系统程序。

　　四）、经济侵略计划。这个计划非常隐密。一般情况有政府引导，民间智库策划，国际巨头具体实施。

　　五）、全球战略控制计划和能源控制计划。

　　美国尚且有计划，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计划？

　　为破除自由主义的陷阱，张敢明先生在“二一三五计划”中，曾这样设计：调节、执行、监督。简称三大部门分设。调节=计划目标；执行=计划目标实施；监督=动态检测计划目标落实情况。由此可知，系统机制=计划目标+计划目标实施+动态检测计划目标落实情况，也就是说，三者职能、职责不同，但目标一致，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执行部门自定目标，又可以防止执行部门的造假，由目标不一、各行其是，转变为目标一致，职责不同，各尽其责。而支撑三大部门分设的是五条原则，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组织规模的分级调控；劳动上岗的能者优先。

　　从系统机制的角度说，决策、执行、监督权的划分，即可以有效过滤非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在执行过程中产生背离社会主义的现象，又可以有效防止执行不力，或各有目标，各行其是的现象发生，为全面提升国家的发展能力打下良好的机制基础。因为，决策者不仅要提出计划目标，同时也必须制定客观价值评判标准和思想文化的价值判断体系。

　　没有计划目标，执行者就无事好作，失去客观价值评判标准和思想文化的价值判断体系，监督者就无从监督。所以，完成计划目标是执行者的唯一责任，根据客观价值评判标准和思想文化的价值判断体系，有效监督执行者是监督者的天职。

　　五、民权时代的全球化战略

　　自中国的1.01时代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迎来了真正的民权时代。民权时代的到来，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精英治国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精英与民众共同治国。所谓民权时代，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其主要标志有：

　　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二）、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三）、造反自由。

　　第一个层次，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也就是自我管理和共同管理相结合，达到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目的。但如果有人突破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底线，人民大众就可以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平斗争方式，达到整合社会共同价值目标---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目的。和平方式如果达不到整合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的目的，下一步就是造反。

　　从制度设计上说，价值目标选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内容有：

　　1、共同设程序、立规矩、定制度；

　　2、自我管理和共同管理；

　　3、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

　　以上三点构成了制度的共同价值目标。其程序为：

　　共同设程序、立规矩、定制度——自我管理和共同管理——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造反自由。从制度程序学的角度说，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体系。如果用图形表示，就是“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居中，“共同设程序、立规矩、定制度，自我管理和共同管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造反自由”分布四围。从1.01时代的社会实践看，造反自由社会风险大一些，为此，张宏良先生建议实行任命与票免相结合的造反方式，可以达到有效降低社会风险，提高社会效益的目的。也就是说，使造反自由动态有序化。昨天李明俭先生说，治理国家其实并不难，只要为政者把人民大众当作自己的父老兄弟就成了。李先生的话令我大受教益。但难的是为政者不把人民大众当父老兄弟，容易的是精英一手拿着数百万元的车马费，一手指着大众的鼻子尖叫刁民，口里还念念有词的大讲私有制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其实，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的劳动大众都希望为政者把自己当父老兄弟，但世界各国的为政者毫无例外的都把劳动大众当刁民。所以，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实践刚开始，马上就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目标。从这个角度说，建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即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所必须，也应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战略。

　　但是，在建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的同时，还应解决好如下矛盾：

　　其一，世界霸权与寻求平等发展权的矛盾。

　　其二，为维护世界霸权制定国际政治经济规则，达到掠夺第三世界自然资源和要求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矛盾。

　　其三，由于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自由掠夺，国家与国家之间贫穷与富裕的矛盾。

　　其四，对自然资源占有与人均分享资源的矛盾。

　　其五，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思想文化与剥削思想文化的矛盾。

　　解决以上世界级矛盾，就成了中国最大的历史责任。所以，未来制定国际战略，都应围绕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而且应明确：

　　其一，解决世界五大矛盾的支点在国内，在中国的示范机制。

　　其二，扶弱抑强的核心在空间制衡、制化与制胜，而中国军队从原则上说，不以占居它国空间达到制约霸权为目标，而是以联合弱国抑制霸权为手段。

　　其三，向世界宣传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软文化，通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重构并整合国际价值秩序、规则秩序，在努力缩小国家与国家贫富差距的基础上，创建新的人均分享自然资源的分享机制。

　　其四，当速度能破除所有空间障碍的时候，将把传统的空间制衡、制化与制胜，由速度承担，所以，研究新的速度应为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

　　其五，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支点，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延伸。但是，软实力有劳动大众的软实力和资本精英的软实力之分，劳动大众的软实力旨在寻求共同创造、共同发展、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途径；资本精英的软实力旨在寻取自由掠夺的理由。前者是激活世界人民潜在向往、共同理想的软实力，后者是满足掠夺者欲望的软实力。

　　其六，毛泽东思想是创建新文化的基础，也是重构世界新秩序的思想基础，关键是要完成从思想到文化的转化和从思想到系统机制的转化。

　　六、系统控制发展的几个途径

　　前面说过，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其支撑点都是国内。但要构建什么样的支撑点，由于国家性质的不同，其选择的目标也不同。一般而言，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西方选择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强大的自生性政治经济发展能力，也就是自力更生的政治经济发展机制，资本主义需要强大的掠夺机制，所以，前者需要自生性均衡的消费能力带动工业现代化，后者需要掠夺---在满足占有欲望的基础上---为社会大众提供消费能力。当国家与国家间工业和科学技术差距达到一定距离后，后发国家走资本主义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对一个国家发展能力的解构。黄纪苏先生曾有专文论述，证明高度市场化，政府对经济、金融缺乏有效的控制能力，是明代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

　　从现实上看，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又一次步入了过度市场化的发展轨道。如果说明代是对金融失去控制力、高度依赖欧洲白银导致经济崩溃的话，今天则步上了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国内消费能力不断萎缩的轨道。国内消费能力不断萎缩的原因，一是与制度导向有关，二是同过度市场化导致的无序竞争---出口---有关，三是盲目的改变战略思想有关。最后一个问题是前两个问题的基础，是因，后两个问题是果。

　　因此，在去年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我就明确指出，中国经济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指导思想问题，所以，指导思想不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的我国出口不畅，影响了经济发展，但其实，经济发展乏力的根本是两极分化，而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改为私有制，国家失去了对分配问题的调控能力，这是其一。其二，由于中国经济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加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企业自由竞争模式（低价出口模式其代价就是无限度的压低民众收入水平），从本质上说，出口渠道成了财富和资源外流的合法途径。

　　从研讨会到今天已接近一年，贫富差距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扼阻，相反，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这一现象表明，中国经济根本没有出现真正的好转，而是在好转的表面现象下继续恶化。因为，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形势的关键在于，投资、出口、消费能力三者结构比率是否合理，是否以消费能力为龙头带动投资、出口增长的同时带动经济增长。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判断，中国经济显然没有出现消费能力增强的迹象，相反，消费能力相对萎缩，而且其萎缩现象还有加速度的倾向。由此可见，中国的国际战略支点很不牢固。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分析一下市场问题。

　　一）、有人认为，中国前三十年属于计划经济，没有市场。计划经济是事实，但没有市场之说则是睁着两眼说瞎话，因为，有以货币为物质价值的标识和通过货币达到交换的目的，就证明中国前三十年有市场，所不同的只是，前三十年的市场属于有控制的市场，也即，通过收入和利润控制，达到控制投资速度的目的。很显然，前三十年的辉煌成就证明，这一社会主义市场发展模式是有效而且是高效的。但是，正如张敢明先生在“经济学若干难题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缺乏客观价值的测度基础，几十年价格一贯制，失去了市场调节客观价值的市场功能，出现了客观价值失真现象。

　　二）、那么，由此可知，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应该是客观价值的科学测度问题，并在科学测度的基础上，建构调节机制，完善市场功能。但事实，应该做也必须做的我们没有做，而不该做或者说宪法明令禁止做的，有人却强行做了，比如说公有制改私有制。把政府应做的工作交给剥削者去解决，结果越解决问题越多，麻烦越大，乃至到了触发革命的边缘。

　　三）、有人认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在于实施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国有制。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国家救助私有制的方法，违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如果从国家性质的角度说，中国只能实行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但中国的现实是，私有经济成份达到70%以上，推行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难度之大，或许不亚于一场全过程的解放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做的：

　　1、调整与国家性质相属的指导思想，即马列毛主义。

　　2、建立党的宗旨和国家性质的系统还原机制。毛主席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所以，党的宗旨和国家性质的系统还原机制，重点在于建立干部的优化机制。而干部的优化机制，重点又在于建立人民大众对官员的优化机制。

　　3、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系统还原机制，有计划、分步骤的还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4、严格控制银行和能源。国家以低息或免息方式，支持私有企业吞并外资企业。

　　5、控制物流配送和销售，避免外资掌控定价控制权。如果外资一旦掌控了销售市场的定价控制权，几波通胀之后中国就可能失去自救能力。

　　6、农村走集体化、机械化道路，支持兴办乡村集体企业，把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如果这条路走好了，就为中国重走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也为抗击新一轮经济战争作好了准备。

　　7、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实施经济战争有三大途径，一是金融掌控权，二是规则制定权，三是价格控制权。一个国家在没有掌握这三种权利前，控制国内资源和调控国门是应对经济战争的有效途径。若继续走以资源换美元的路子，非洲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8、为政者应明白，私有化的主张者，一是为了化公为私，自己捞钱，二是为了配合美国，掏空党的执政基础，走资本主义政治道路。正如美国学者揭露前苏联精英的那样，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政治经济权力双继承。

　　9、张宏良先生在“美国开始全面扎紧“中美国”的篱笆”一文中这样写道：“而以普查和征收海外资产税为内容的美国查税风暴，如果只从表面上理解，美国司法部从包括瑞士银行在内的世界各国银行索取的名单中，应该只包括已经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和绿卡的中国人，但是，如果美国借此机会对某些现任中国官员和高层部门研究人员的海外资产也表示出浓厚兴趣，以此来进一步巩固“中美国”的政治篱笆，那将意味着美国不仅要把更多的中国财富变成美国的收入，还要把更多的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同时也变成美国的海外公务员和海外传教士，推动“中美国”由目前还十分松散的单一经济共同体，向着更加紧密的政治共同体方向发展，把中国崛起的辉煌明天变成“中美国”崛起的辉煌明天，在“中美国”寄生体上再现21世纪美国的“光荣与梦想”。而留给中国的唯一结局就是：和平亡国。”我们认为，美国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把中国作为增加税收的又一个源头，二是把“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同时也变成美国的海外公务员和海外传教士”。由此可知，中国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

　　10、基于这种情况，中国应尽快启动国家安全调查机制和大众检举揭发机制，对于有海外拥有存款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一律免除职务。

　　11、未来十年，中国应按照五大原则，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按劳分配、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和建构客观价值科学测度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结束语

　　扶弱抑强，阻止霸权，平等发展和平等分享发展成果，才应该是中国国际战略的不二选择，但是，扶弱抑强，阻止霸权的前提是自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解放自己，也就无法解放全人类。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解放全人类，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自己。世界各国的人民大众只有争取到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真正的解放自己，因为，劳动大众解放自己是自己的责任，奴役大众是资产阶级精英的奋斗目标。从这个角度说，还给世界各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并构建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机制模式，才是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战略。张宏良先生曾说，中国走过了强大时代、肥大时代，下一个时代必定是伟大时代。张敢明先生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为创造中国的伟大时代建构了一个系统机制模型---二一三五计划---我们认为，创造伟大时代，也即---3.00时代---建立大众共同管理、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社会主义机制，并以此为支点，激活世界人民的共同向往、共同追求、共同价值目标，世界各国人民为此而共同奋斗，争取建立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共同管理、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国际新秩序，才是中国3.00时代的责任。

　　2009-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