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2009年11月15日晚，北京大学本科招办宣布，最终确定全国39所中学具有2010年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资格。北大这一举措有以下三个意义：

1、中国近60年以来，任何组织行为，都以集体领导、集体决策为合法，北大开创了个人决策代替集体决策之先河。

2、用个人品质与责任，以及公共事务社会评价的软约束机制，来强化公共事务的公平、公开与公正，开创了我国公共事务决策之先例。

3、占领了社会舆论、社会评价高地。全国高中教学水平高低（应试教育）与否，一般的社会评价标准是，以每年考上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的学生数来考量，北大主动收回本应属于自己的这一权利。于是，有推荐权的39所中学，无疑是中国现有高中教育中的“先进”学校，没有获得的必定次之。

北大，真可谓之“北大”，开中国大学生“校长实名推荐之先河”，给中华大地一股清新之风、改革之气。这种责任明确、把校长放在大众舆论中“煎烤”的校长实名推荐制，一下子把走后门之风给堵住了，不能不说是联系中国实际的反腐方法。

但是，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只走出了教育改革的“一小步”。第一，推荐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标准。如河南省实验中学推荐前3名上北大，校方明确表示目前制度下，推荐时主要考虑的还是成绩，“偏才”和“怪才”很难被挑中。第二，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被挑选出来后，在北大是否能够得到最“优质的教育”。第三，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培养出来后，他们是否应该终生为中华民族服务，还是让其自由选择服务对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培养的人才为谁服务？这三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正面回答。

其一，“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文革前就有全国统一高考，但量比较小，“吃不饱”是社会主要矛盾，高考对社会影响不大；文革中，反对“以考取士”，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扭曲为教育只为政治服务。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把考试、考分推向极点，变中国的基础教育为应试教育。

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社会突飞猛进，人才需求多样化、复杂化、职业化、高技能化。中学向北大是推荐高分者，还是推荐“偏才”和“怪才”，没有结论。中国不能继续实行高分考生接受最优质的教育，而应该让有创新素质与才能的优秀学生，即所谓“偏才”、“怪才”，接受最优质高等教育，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其二，“怎样培养人才”的问题，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北大不是世界上最优质和高校，它在世界高校排名中，从来没有进过前10名。优质高校的定义是什么？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系统说法，也没有关于高等教育技术性规范。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战略与规划，尚没有出台，盲目延续现有模式发展，全国大多数国民不怎能么看好。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时代，原有“精英”教育模式（少数聪明人口的教育），延续了几千年，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其中的基础教育为高等教育准备什么样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高等教育如何培养教育出适应于社会需求的人才，是分类发展，还是仿效发达国家的某种模式，需要讨论。重要的是“大众型高教”与“研究高教”，要走不同的发展的路线，每一所高校，都必须对自己的人才培养定位。

其三，培养的优质人才为谁服务的问题，更是中国高等教育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先生，在“燕山大讲堂”上说：“30年来，中国送出了全世界最多的留学生，140万人，但是到2008年底我们只有39万回来，零头还不到。中国处在本土人才大量流失、少量回归阶段。根据中国科协2008年的数据，自1985年以来，我国最好的人才培养基地清华大学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美国《科学》杂志在2006年有一篇文章，指出清华、北大毕业生统治美国的博士学位。说拿到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数量清华占第一，北大占第二。美国最大的公立的伯克利大学和密歇根大学都排到后面了。中国清华、北大是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还有其他学校，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都是名列前茅的。”

国家在高等人才培养上花了大价钱，从短期看，是做的赔本买卖，从长期看，如能回国服务，不失为好的选择。因此，是任其自由选择，还是有一定限制，需要讨论。是国家制定吸引人才回流政策，还是限制出国深造，需要研究。

所以说，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只走出了教育改革的“一小步”。

 

                                              2009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