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烛谈艺录：我的诗经[续1]
■ 洪烛
抒情诗的主体是什么？别说啥“大我”与“小我”，我只知道“假我”与“真我”。其实并不怕假，如果我自己当真了，它就不假了。相反，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或未被感动，这样的“假我”只能写出“伪诗”。“伪诗人”若想拿诗来行骗，首先看他是否能骗得了自己。骗读者的眼泪也要靠真本领啊。
诗可能是无用的，但不是无意义的。诗的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用处。诗人同样如此。
与艺术不同，泥石流从来不分什么主流或非主流，它只管渲泄，只管从渲泄中获得满足。所以，你的诗还是太矫情了。
我们都是从《诗经》里走出来的二道贩子。所谓诗人，即活着的古人。应当以此为荣。诗歌早就成为历史了，可古老的诗人仍然需要找到新的传人。
屈原是站在汩罗江边的一个问号。他在问天，问老天爷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跟老诗人相比，哈姆雷特则要年轻得多，他是站在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个问号——不，他代替莎士比亚站着。他在问自己（莎士比亚也在问自己）：“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人类中所有瘦骨嶙峋的问号，都被自己问住了，都把自己难倒了。
诗既然带有宗教的属性，其内部也就会有种种因为信仰不同或者对教义的理解产生差别而导致的“宗教战争”。诗歌史上，诸多流派怀着圣战般的狂热，党同伐异，彼此攻击或争鸣，都以为真理在握。其实诗并不存在普天之下大一统的艺术标准或风格要求，每位诗人都应该积累个人的诗学，都有权利信奉自己的教义。即使所谓原教旨主义者，也没有资格以正邪之分来判断别人与自己的差异。我从来都觉得：诗人就应该是个体，流派是可疑的。
2008年的“地震诗”，注定将成为诗歌史中难忘的一页。因为突如其来的地震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诗歌史。“地震诗”是什么？是全中国的诗人不约而同地写同一首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写自己一生中的第一首诗，他们毫无准备地成了从未想做的诗人。诗人的队伍一夜之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诗歌的产量一夜之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简直像奇迹。可惜，这是灾难创造的奇迹。不愧为古老的诗国啊，诗成了全民总动员最快捷的武器之一，仅比地震慢半拍，仅比电视新闻的同期声慢那么几分钟。人类的所有文学、艺术样式，还有哪一项能像诗这样在瞬间产生、完成？而且几乎不用借助更多的工具，只需一台电脑，或只需一张纸一杆笔。毫无组织，全中国的诗人都在自发地写同题诗啊，用不同的风格写同样的感情。虽然，并不是诗，而是灾难，把他们集结到一起。是强制性的灾难，使他们意识到诗乃至诗人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不是他们在写诗啊，是诗在写他们。他们并不愿意写这样的诗，却不得不写。他们宁愿少写几首这样的诗，如果可以换取灾难的不曾发生。
好懂的诗其实比不好懂的诗更不好写。好懂的诗其实比难懂的诗更难写。容易懂的诗其实比不容易懂的诗更不容易写。这三句话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只不过这三句话是我在不同的场合想到的。我不知觉地强化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晦涩的诗人，你们以所谓“有难度的写作”来为难自己，其实在刁难读者。我跟你们不一样，选择了难上加难，这才是难度中的难度：好懂的好诗其实比不好懂的好诗更不好写！这需要天然的好身材，无法用发型、服饰遮掩身体的瑕疵与缺陷。尤其需要：对本质的完美充满信心。
任何一种风格都是双刃剑。他成少时即遭遇的现代派更是如此。他既从现代派汲取了营养，又中了现代派的“毒”。因为写作时，他总面对着一个塑造出来的不自然的自我。也许他学到手的仅仅是皮毛吧，但可以“蒙”住一代读者。也许，他付出惨重代价：因大面积灌溉的现代派思想不能消化而失去自己原始的血。
诗人原本跟艺人一样，分为两种：偶像派与实力派。大诗人注重形象，小诗人看重实力——期望以作品代替自己的面具。中国古代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就是偶像级的，他的怀才不遇，他的忧国忧民，奠定了传统对大诗人形象的要求——就该是精神上的巨人。甚至他投水自尽的悲怆结局，都为巨匠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戏剧性。到了唐朝更是如此，李、杜、白乃至王维，无论入仕或归隐，都在热烈或隐晦地走一条偶像路线，难免带有作秀的嫌疑；恐怕只有郊寒岛瘦的小诗人，才甘于寂寞，耐下心来推敲诗歌的真谛——他们幸亏有了苦吟出的代表作才不至于被遗忘与遮蔽。一个时代为什么需要大诗人？因为它需要巨人来代言自己，“大写的诗人”确实使他立足的时代背景变得伟大起来。最典型的就是李白的唐朝。即使在宋朝，柳永之流的婉约派，也抵不过豪放派的苏东坡、陆游、辛弃疾的雷霆万钧——后者似乎更能体现所谓时代精神。专注于自我的小诗人再有才气与实力，也缺乏勾勒宏大史诗的膂力。他们先天性地将成为诗歌史里的配角（运气差的甚至只能跑龙套），为了烘托大嗓门的偶像闪亮登场、叱咤风云。不要替这些更敬业、更本份的小诗人抱不平：如果大诗人缺席，小诗人的普遍待遇与地位并不见得升高，反而会继续走低——因为一个时代的诗歌缺少龙头的带动将大减活力。大诗人岂止深得一时一地之垂青，连渴望永恒的诗歌史都需要他作为形象代言人。这就是自古至今的传统：诗人除了打造作品，还要下意识地塑造形象乃至选择立场——此即俗谚所说的“作人第一、作诗第二”？过去的偶像哪怕是经历史之手纂改甚至捏造的，也会有更多的粉丝，因为他身上——他的形象，一定程度地暗合了社会或民众的期许。为什么要叫诗人？读者岂只满足于读诗，更是为了读人——文本背后的人格力量才最有杀伤力。说到底，是读者按照自己超越性的理想来模式化地塑造大诗人。所有的偶像都是制造出来的，并非本身单方面的努力即可获得成果——某些情况下，他仅仅是在配合，配合别人的愿望。
我梦见了我的梦，以及做梦时的自己。我梦见了一个梦见自己的自己，以及被自己梦见的自己。诗就是这样一面醒着的镜子，能取得梦的效果。不管什么只要被我看见，都可能成为我梦的内容——其中还包括一些凭空想像出来的事物。
不了解古典及其秘密，无从谈论现代。即使所谓的现代派并不是石头里生出来的，也有它的来龙去脉，若千年后，它也将冷却，成为未来的古典。我们都是古典的孩子，哪怕成心想做它的叛徒。却不可能给自己伪造一个父亲，以达到反传统的目的。尤其在经典还活着的时候，甚至无权自称为传统的遗腹子。
写诗，把钟表给拨慢了。别人在抓紧，而你松开了发条。尖锐的秒针把每一个字刺出血来。你在等待伤口结疤，你在等待针尖锈蚀。你在等待：闹钟被拆散成失效的零件，一首诗被还原为一大堆无用的词汇……
理想才是诗人真正的祖国，他侨居于现实。诗才是诗人的母语，即使你读不懂或听不懂，但你必须尊重他的方言。诗的神秘无法翻译，除非翻译者本身也是一位诗人。
正如每颗珍珠都受益于一粒沙子，每滴泪水都有一个故事。诗不热衷于讲故事，它产生的过程本身就是故事。只是不愿意讲出来。
口语写作推出的是“气体诗”，不管呵气或喘气，都属于人气，但口臭患者应慎用，免得污染空气。书面语写作推出的是“固体诗”，像码砖头一样码字、码句子，与真情实感有隔阂，太像“灵魂工程师”，缺乏必要的体温。我想，作为折衷，是否应提倡“液体诗”呢？要么接近于透明的空气，如同溪水清澈见底；要么具有瀑布的爆发力，构成液态的造型。其实我更希望这流质中不乏干物质，泥沙俱下，如同泥石流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当然，若能像火山喷发的岩浆（仿佛被均匀搅拌过）那样混沌未开而又炙手可热，则是最佳状态。诗人就该是活火山，诗不是火山灰，而是烧红的岩浆；诗人就该是炼钢炉，熔金化铁，变作铁水奔流、钢花四溅。
散文是诗的拐棍，诗人老了（主要指心老了），会去写散文，以保持平衡。诗是散文的鞋带，帮它紧一紧，走得更快一点。毫无诗意的散文，注定是一双松松垮垮的鞋子。
诗歌现场“垃圾”密布，“白色污染”的源头，在于某些诗人大量使用不可溶解的语言材料作为精神外包装，在于风气由审美转向审丑，在于诗的快餐化而导致短命化。在某些诗人手中，诗成了一次性的泡沫快餐盒。
他觉得有一部史诗在静静等待自己，要么成为作者，要么成为其中的人物。最不济的话，自己也将以读者的身分出现，翻开哪页算哪页。即使无法真切地参予进历史，就和沉默的历史合写一首诗吧——他不是坚硬的骨头，却是柔韧的声带。他并非想代言历史，而是想让诗代言自己，避免成为活着的化石。哦，是一部史诗觉得有一个人在静静等待，等待彼此的发现……
正因为我有一双清晰的眼睛，才能看出这模糊的诗学，并且承认它是不确定的。只有某些昏庸的评论家才会去制订统一的标准。“诗本是赤脚大仙，干嘛非要让它穿上不合脚的鞋子？”也许脚底的茧，比买来的鞋袜更接近于它本身：诗就该是肉里长出来的。
纸是透明的，留下墨水流淌的痕迹。词是透明的，凸显出它所概括的事物，几乎跟真的一样。诗是透明的，遮蔽不住作者的面孔与表情。诗人更应该是透明的，光线可以穿过他的躯体，照耀出所思所想。当然，他的思想同样是透明的，致力于追寻无中的有，乃至有中的无。所有的掩饰或修辞都是徒劳的。
哪来这么多的流派？哪来这么多抱团、扎堆、捆绑式的群体？如果这些流派代表着诗坛的话，我要说：我是一个闯进来的异教徒。不是为了尽可能跟传统保持一致，而是为了跟先入为主者彻底地不一样。“我不相信所谓的流派，除非这个流派里有无数的自我：他们不是在互相靠拢，而是拼命地拉开彼此的距离……”
他写诗，为了偿还一笔不知什么时候欠下的债务。也不知是欠谁的，但总能听见某种催促的声音。他必须飞快地写，才能尽早赢得想像中的轻松。偶尔被一个句子绊住了，会觉得欠下的更多。
长久地疏远之后，恢复写诗的能力，就像孤独的人恢复爱的能力一样艰难。我首先要看看别人怎么写的，就像他在观察别人怎么爱。下意识的，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替身。不要责怪我借用了你的语气。我也允许你借用我的。艺术与爱情一样，常常从模仿中获得灵感。到了一定程度，不再满足于模仿得像，而是为了模仿得不像——终于尝到创新的甜头。就等着别人来模仿自己了。
跟着魔了似的，我曾经在梦中写诗。确切地说，是梦见了一首诗，觉得它就是完美。醒来后使劲追忆，只记得片断的字句。看来它并未跟我一起醒来，仍然沉睡在黑暗里。我知道自己在现实中只能写一些充满缺憾的诗。
离诗坛还是远一些比较好。我总想避开诗人密集的地方，为了找到一片诗的无人区。
怎样由政治的诗歌转变成智慧的诗歌？只能如此了，把“诗言志”改写为“诗言智”。不要盯着窗外的大世界或大时代看个没完没了，相信吗，你头脑里也有一个小社会？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的青春：无忧无虑地做了几年诗人之后，又不得不忍辱负重做了十年自由撰稿人，才抵抗住物质的压力，重新做一个诗人。想起卖文为生的那段日子，虽然远离诗坛，其实在用行动写一首不分行也不押韵的诗：缪斯，我并没忘记你，为了早点回到你的队伍，我已筹措好了需要自带的粮饷——下面，该看我的了！
你喊着诗的另一个名字：“子虚乌有”。而我却把它当真了。把诗当真并没有什么错，可怕的是我还把生活当成假的。为了投靠理想，难道就必须背叛生活？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诗是打盹。打盹的时候，老虎忘掉自己是老虎了，也就忘掉了劳累与残忍。
我是同一座飞机场，却承担着不同的使命：这首诗为了让想像起飞，因而是激昂的；那首诗为了让想像着陆，因而是低亢的。时刻警惕想像的破灭，那无异于一次空难。
人的情绪是千变万化的小气候。抒情诗构成内心的天气预报，提醒着读者更提醒着作者——赶紧为即将到来的那场雨准备一把纸做的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