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育部主导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正在进行当中。规划是为了执行，回顾前些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几次教育改革项目的成败得失，对于如何制订这次的“规划纲要”不无裨益。
高职学制三年改两年为什么不了了之？
大概在四、五年前，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来把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年限从三年改为两年，而且要求三年之内实行完毕，这是业界众所周知的。我当时对有关负责人建议：“能不能把改革的时间拉长到八至十年？”他的回答是：“中国的事，不下决心就不行”。有关教育部门认为这是符合学生利益的，而且是国际惯例。可是两年之后，这项改革不了了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不妨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做一个粗浅的分析。假如一个学校在校生一万人，那么每年招三千三百余人，三年学制改成两年之后，招生规模并不允许扩大，意味着这个学校的在校生只能有六千多人。那么三年之内，让一个万人学校的规模急剧下降到六千多人，对一个大部分经费来源于学费的高职院校来讲，财务上就难以为继了，而且还伴有更为棘手的裁员问题，所以这个决策是很伤害利益相关者——学校的利益的。但仅仅是学校的利益并不能影响这项改革的实施，更重要的是这项改革决策没有给出一定的周期，让用人单位和家长了解两年制的教育质量更高、效益更好，学生和家长不会贸然为了节省费用而选择上两年制的高职班。也就是说，学生当前的利益并没有被准确地估计到，不了了之的最直接原因是无人报考。假如高职院校的供给更充分，竞争更激烈，政府给予一定的指导与激励，某些院校能自发推出高质量的两年制高职班，通过两年学制与三年学制的竞争，以及较长时间的市场验证，逐渐赢得用人单位认可和学生、家长的信任，达到这项改革的初衷和目标则完全是有可能的。
所以，不认真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析，贸然使用行政手段推动改革，很难成功。庆幸地是这项举措由于“不了了之”，没有造成较大的后遗症。而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仓促推出的“独立学院”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却极有可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为世人所诟病，难以轻松了结。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可行吗？
当前，中国教育有三大发展战略：一是巩固义务教育的成果；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三是提高教育质量。我的问题是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生源基础吗？目前，上海市的高考人数已经从17万跌到8万人，陕西省的高考人数今年是40万，预计将在2012年跌到34万人，在2018年左右跌到27万人，还有些省份的高考人数未来几年将减少一半。而现在每年的高等职业教育录取比例是多少呢，第一次录取大约60%，补录之后能达到70%。所以适龄人口的下降，首先带来的是高职生源的下降，而不会对本科生规模构成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从规模的角度来讲，数据分析的结果并不支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样的战略决策。
然而，是否可以把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改革突破口？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我倒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高等职业教育供求关系开始了逆转，也就是我们的供应超过了需求，这逼着我们的行政部门不得不放松管制，例如招生、学籍、学制、评估等等，都将给予学校和中介机构更多权限。比如说高等职业教育的入学方式，上海的高职院校可以单独招生了，北京由于生源下降也开始这样做了。将来的高职院校会像现在的中专学校一样，市场竞争大大加剧，但自主权也相应增加。为了生存与发展，各院校在解除了束缚之后自然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结果是教育创新层出不穷，学校优胜劣汰，人民群众有充分选择的自由，许多当前无法可治的痼疾将得到缓解。
“教学评估”是否具有公信力？
看看我们的扩招，从98年一百零几万到现在六百万人，到现在几乎仍然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第三方对扩招进行评价，扩招完了之后，我们又迅速提出提高教育质量。教育质量的提高远远难于我们教育规模的扩大，需要基于市场环境进行整体架构和制度设计，而不是一头扎进具体的行动方案。但是我们推出了一个全国性的很严格的教学评估政策，并且教学评估直接跟学校的外部社会声誉、政府拨款、招生计划等切身利益紧密相关，有关各方均非常重视，但效果如何呢？有学者分析了这个评估，其结果与基本的正态分布不吻合——90%的学校是“优”，这样的评估结果，显然社会各界是不满意的。
评估是一把尺子，其能够度量高校的前提是尺子本身先要有公信力，如果尺子本身刻度不准，其度量结果自然难以令人信服。这种公信力需要在度量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树立起来，并且尺子和度量者不能与被度量的对象之间有任何瓜葛。所以，评估是需要的，但是评估体系的建立应该也是一个长期的（10—15年）过程，特别关键的是要建立独立第三方的评估，不要把评估和学校的声誉、利益直快速地挂起钩来，而是伴随着市场的成熟，逐渐地让“评估”自身完善起来并赢得社会的声誉，这时再把度量结果公之于众。当前，一方面是度量者拿着尺子量自己，另一方面尺子刻度又不够准确，如此境况下，90%的高校被评为“优”，看似不妥，但在尺子不准、自己量自己的条件下，实际上却是一个较为理性的结果。
我们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当前的战略方向，关键要重新定义什么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路径究竟是什么？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是让学校在市场环境下充分竞争，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培养、建设竞争秩序，而不是自己当运动员来竞争，其次是解决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整体性问题，行动方案才会有效。
不改变教育体制，直接在具体项目上学习西方，难免东施效颦
前面所谈到的几次教育改革项目，都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但为什么都行不通？一方面是操之过急，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改变现有的教育体制。
高等教育改革的愿景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体制，当然这个体制还相应包括公平补偿机制。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有充分多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第二个是质量基本同质，第三个是资源自由流动，第四个是信息公开和畅通。
从市场经济体制角度来看，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管理体系给了我们很多启发。美国联邦教育部只有三项职能：一是通过联邦助学贷款等形式来体现教育公平，二是信息的收集与发布，三是推动教育改革思潮。它没有任何其它的行政权力。所以我个人主张规划的方向是两点，一放权；二开放。教育部也要从一个教育行政事务部门变成一个教育改革发展部门，以推动教育改革、维护教育公平、发布教育信息为其主要职能，适应我们迅速变化的世界以及全球化这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