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低碳”成为政治家、企业家们的热频词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商业竞争都围绕“能源”来展开？如果忽略了“环保”这个主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就可能是一句空话。

原载《21世纪商业评论》2009年11月号

我们在《冬吴相对论》节目中几次专门谈环保，反响都比较强烈。三年多前本人开始关注环保及其与政治、经济、商业的关系。渐渐发现这是一个重大的主题。在国际社会上，环保正在成为“最大的政治”，在商业和投资领域，“绿色”蕴含着巨大（如果不是最大）的商机。对中国企业来说，对于这个主题的怠慢，很可能是致命的怠慢。几年来本人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会陆续贴出来供大家参考。我们正筹备关于环保和绿色经济的谈话节目（先做广播，再做电视）。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听、看我们的节目，能感到：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二、这是一个相当有趣话题。

1984年，当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出版时，另一本书也在中国出版，那就是罗马俱乐部米都斯等人撰写的《增长的极限》（其实早在1972年，它就以报告的形式在西方发表了）。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被称为“中国企业元年”的1984年，经济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主题，罗马俱乐部的论调只能被当作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书生论调。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看来，这种西方富人的减肥药绝不可能拿来当作中国穷人的救命粮。

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的语境（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使二者趋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罗马俱乐部的支流、潜流式的话语已悄然主流化、显性化。《增长的极限》里那个陌生、拗口的名词“可持续性”已经成为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们不约而同竞相使用的高频词语。我们今天甚至不能想象某个想谋求话语权势的政治或商业精英会将“可持续性”的话题存而不论。

这很可能不是一时兴起的时尚。它已经酝酿了30多年，很可能不止持续30多年。最重要的是，导致这种边缘话语主流化的问题和危机，不仅不会马上消失，而且有可能愈演愈烈。驱动这种浪潮——我们可以称之为“绿色浪潮”——的是一种与文明形态相关的危机意识。“绿色”，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主旋律”。

工业文明表面的胜利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起源于对挑战的应战。动物应对挑战的方式是纯生物性的进化，而人类除自然的进化之外，还使用非自然方式（通过人为的工具和组织）来应对挑战——而这，就是文明。历史学家所说的“四大文明”，其实就是农业时代分别属于“四大流域”的文明。这是因为，河流的治理和开发利用，对于农业文明是头等重要的主题。大河流给人造成的是大挑战，而最终造就的是大文明。农业文明是克服渔猎文明的低产出、产出不稳定的解决之道，而解决的第一步就是河流的开发和治理。对河流的治理是单个部落无法完成的，所以出现了一种超越诸部落并将部落联合起来的组织，这就是最早的国家。随统一的国家一同出现的，就是统一的文明。河流在社会组织上实现的就是“去部落化”（detribalization)。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黄河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作用中认识到。黄河作为一种巨大的利益纽带，促成和维系着中华民族这个利益共同体。

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资源，对人类的文明形态和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的作用是巨大的。作为农业社会最小利益共同体的村庄（农村），是因提供生活用水的水井而形成的；作为农业社会最大的利益共同体的国家，是因提供生产用水的河流（流域）而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与水的关系。在那个时代，与强大的大自然相比，人干预自然的能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人使用的能源，是人力、畜力、风力、水力，这些能源都是“清洁能源”，即直接来自自然，对自然的干预和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的能源。

工业时代是人干预和影响自然的能力急剧增加的时代。机械的发明，实际上是对“新能源”（相对于农业时代的能源）利用的过程。除少量的水力发电设施外，几乎所有的机械使用的能源都是作为初级能源的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或由化石能源转化的次级能源（如电能）。人类在工业时代所享有的便利和福利，都可以追溯到化石能源的消耗。工业时代的财富创造，可以概括为不断将化石能源转化为人类福利和便利的过程。更高的生产力导致更高的供给，供给刺激了更高的需求，这看上去是一个正向反馈的过程，导致了人类财富指数式增长。但在这个增长过程中，人类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自然资本。自然是一个非人格化且没有代理人的“出资人”，人不断开发、利用，迫使它不断出资，而且因为它的“不计回报”而将它的权益彻底忽略。

自我终结的逻辑

人类对自然资本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随着工业文明的繁荣，人类开始意识到，自然资源对于人类财富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不是取之不尽的。这种意识甚至在工业文明的初期就开始萌芽。据美国能源经济学家迈克尔.埃克诺米迪斯(Michael Economides)的研究，人类在报纸上第一次预言地球上的石油将很快用尽的言论出现在1857年，此后，每隔几十年，就有人出来预言石油将在几十年后用尽。但石油开采的历史证明，尽管石油资源绝不是取之不竭的，但地球的石油储量一直在超出人们的预想。也正是这种原因，人们开始越来越漠视有关石油多少年用尽的信誓旦旦的预言。

但这并不意味着能源危机不存在或者不严重。有一种远比石油枯竭更可怕的噩梦。致命的、毁灭性的危机既不在地下，甚至也不在地面，而是在空中（大气中）。50年后，即使地球上的能源并没有枯竭，人类又发现了更多的石油、天然气，但如果空气中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含量超过一定浓度，全球的平均气温升高五摄氏度或更多，那么两极冰雪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让那些集中了人类大部分财富的靠近海岸的城市毁灭，气温的上升若导致病毒变异还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瘟疫，灾害性天气将在世界各地频频爆发……这一切可怕的未来图景当然不能被称为能源危机，但却是与人类使用化石能源息息相关。工业时代以指数式增长的方式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从另一角度看，就是以指数式增长方式“生产”二氧化碳的过程。

看上去没有危害性的二氧化碳，其杀伤力甚至可以与核武器相比。当今很多人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一种在冷战时期传播甚广的说法“核冬天”，即可能发生在未来的因核战争而导致的冬天：如果地球上所有核武器爆炸，将会出现厚达数万米的尘埃，地球在这种尘埃的笼罩下会陷入一个漫长的冬天，空前的黑暗和寒冷将使地球上的人类（如果他们没有被核弹炸死的话）在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中集体死去。如果说冷战时期人们的恐惧是对“未来冬天”的恐惧的话，那么冷战结束后，人们渐渐开始了另一种新的恐惧，即对于“未来夏天”的恐惧，这是一种远比石油资源枯竭本身更令人恐惧的危机。

随着科学监测所发现的事实（比如两极的冰雪融化）以及以“生物圈二号”（Biosphere 2)为代表的科学实验的披露，这种恐惧变成了越来越具广泛性的公众危机意识。人类对自然的危机意识逐渐上升到新的层次：从把自然理解为一个单纯的资源库转变为把自然理解为一个有着精密的设计和运行机制的生态服务提供商。“生物圈二号”昂贵的成本以及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的事实告诉人们，与人的身体一样，当大自然处于健康状态时，我们会觉得它给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但当它因为人的掠夺性、破坏性使用而出现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提供的服务不是免费的，而是无价的，因而修复它的成本是极其昂贵的，甚至根本不可能修复。

“生态透镜”

工业时代财富的指数式增长，使得自然作为生态服务商出现了明显的病变。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必须将从前一直视为免费的自然资本和自然服务的成本计入其中，或者说，在对我们所有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进行成本和收益核算的时候，必须将生态成本和生态收益作为必不可少的变量计入其中。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观”，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生态透镜”。换言之，我们必须戴着环境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行为。

透过生态透镜看人类的文明，我们发现，农业文明的经济活动是一种循环经济，其特点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是不制造废料的，每一种“废料”都能够纳入到生态循环的某个环节而成为原料，顺应、支持生态服务提供商的自我循环和自我管理。工业文明是在自然的自我管理、自我运行之外开辟越来越多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即工业生产体系。这些生产体系常常是没有反馈回路、非闭环的体系，其运行的过程，就是向生产和生活体系外排放大量自身无法降解的废料。这些指数式增长的无机废料，有的是完全异质的，一旦进入到生态系统中，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循环和运行，对水土和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的破坏。有些废料（如二氧化碳）虽然对自然生态系统来说并非异质，但由于其数量庞大且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大大超出生态系统所能允许的吞吐量，最终将使整个碳循环系统运转失灵，从而产生灾难性影响。

如果把整个大自然理解为一个生产系统的话，那么太阳就是最终的能源提供者，植物能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的能量以碳的形式固化下来，人和动物通过摄取食物中的碳获得生命和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能量。人和动物消耗能量所产生的废物（如二氧化碳）又被植物吸收，植物又将碳固化下来，释放出氧气。如此循环往复。

自然的总产能——也可以理解为从二氧化碳中分离出的碳的总能——是相对固定的。农业文明的循环经济是以其低下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为前提的。在生产力大大提高的工业文明中，碳的消费总量（或者说总能耗）急剧提高（工业时代的经济，本质上就是“高碳经济”），原因就在于人类找到了将化石形态的碳大量采掘和利用的方法，维持了暂时的供需平衡。但另一种供需平衡被打破了，即整个生态系统能提供的将二氧化碳分解为碳和氧的“产能”与人类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需求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冲突的加剧，导致的不仅仅是这种高碳经济本身的不可持续，而且是作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后台系统的自然的不可持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一种潜藏着自我终结逻辑的文明。这是工业文明本身面临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在今天日益明显。“城市化”作为工业文明的标志性进程，在今天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的城市化，意味着如果不采取创新性的发展模式，“高碳经济”产生的后果将日益严重。面对这种挑战，人类必须完成文明的转型。这种转型既不可能退回到农业文明的那种原始的、以大幅度降低人类的整体福利为代价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时代，也不能听任“高碳经济”通向毁灭之路。文明的创新和转型，就是在显而易见的矛盾中寻到解决之道。终结工业文明这种半截子文明的，是一种兼具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特点，作为工业文明的“否定之否定”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的商业世界观

如上所言，对来自河流的挑战的应战导致了农业文明，导致了“去部落化”。现在，人类面临的挑战来自新的“河流”，即跨越国家、区域，与人类整体有关的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先于经济全球化。这是摆在各个国家、各个社会和商业组织面前既重要又紧迫的议程。各个组织在管理和经营自身的时候，必须逐渐地参与到管理和经营整个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活动中。对企业来说，它首先是一种社会责任，并且会逐渐成为一种法律责任。低碳经济正在成为一种资源约束和成本约束，进入到企业经营必须考量的基本要素中，对寻求创新、培植竞争力的企业来说，它的确是挑战，但也是机会。那些能够率先意识到文明转型趋势的国家和企业，在已经来临的绿色浪潮中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透过“生态透镜”看到隐秘而巨大的机会，打造新的竞争力，才会在下一轮的竞争中胜出。

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其实是指信息技术革命。这场革命的确大大改善、优化了工业文明和工业经济，我们目睹了IT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也目睹了许多诞生于这场革命的企业迅速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但信息技术并没有改变工业文明的基本逻辑和致命缺陷。但信息技术尚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尤其在让“高碳”的工业文明转向“低碳”的生态文明方面，还大有可为。IBM、Intel、Google、ABB等公司的实践已经初步显示了这一点。

我们常常把与IT、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和业务以“e”冠之，信息时代也被俗称为“e时代”。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曾经载文指出的，“硅谷”之“硅”，不仅与革命性的信息技术相关，而且应该与革命性的能源技术相关，因为硅也是太阳能技术的重要材料。所有的电子技术（electronics）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能量(energy)，美国真正可靠的国家竞争优势，不是来自于前一个“e”，而是来自后一个。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能源革命而不是信息革命，真正的“e时代”，是指能源时代，而不是信息时代。

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第三次浪潮”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而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正在汇入其中。这种判断有利于我们想象商业竞争的未来，也有利我们重新考虑中国企业（尤其是IT企业）的未来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