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为何投昆明湖自杀?吴宓1921年留学归国就任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礼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任教。吴宓本人对主持清华园学研究院的记忆：“所聘四大导师王国维、梁任公(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比皆当代国学大师，其天资之高……王国维博览强记，以经学言，十三经之经义、传、注、书、笺，莫不滚瓜烂熟；梁启超过目不忘，真可谓不世之才；赵元任本习理科，转治语言文，敏悟大异于常人，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大师；陈寅恪记忆力之奇特，令人惊讶，不仅经史子集并世界史实、宗教著述烂熟于胸，乃至满室图书上某书存于某架，某典载于某书某页，无不指称无误，此四子者，有如此奇特之天才，而其勤奋实非常人所及。以宓所见，四子莫不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当然，王国维后来投昆明湖自杀，传说他一直蓄辫子、穿马蹄袖，俱为哀悼传统文化之衰败及清王朝的覆灭。吴宓曾为王国维治丧，他认为“世传是似而非”，据他所知“王国维并不留恋清王朝，但看到很多士人在民国肇始之前，怒骂革命党，秽詈万端。等到民国建立，他们急转弯“剪辫子、穿西装，高喊民主、共和。王国维深以为耻。为了表示对这种无耻投机的愤慨，他就以蓄辫子、穿马蹄袖来表示品德之分……”不管原因如何，王国维投水自沉了。有诗人发挥：一个旧时代拖着王国维那最后的辫子，终于消失在地平线上，一个新时代从此真正地展开……
王国维是忠贞的烈士还是愚昧的小丑?■ 洪烛
而时隔十年，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王国维，却更为极端地发动了“一个人的战争”。他不仅蓄辫子、穿马蹄袖口的长袍马褂，而且采取了最偏激的方式——自杀，来为一个日落西山的王朝殉葬。
如果说叛逆者(譬如刺秦的荆轲)不无悲壮，愚忠者的死则是悲哀的，他仅仅是自己的刺客。估计王国维其心已成死灰．赴水时平静如赴宴。
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叙述：“五月初二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
王国维精心选择的自杀地点，颐和园昆明湖，曾是慈禧太后龙舟戏水处；他拖着冗长的辫子(有诗人说他是拖着一个时代的问号)投身其中，莫非水中有着他所怀念的帝国的影子?
其实，王国维在颐和园里，绝非触景生情，初次产生自杀的念头；此前在紫禁城里为清废帝做陪读期间，就曾想投御河自溺，幸被家人所劝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王国维无意识地在模仿屈原，误以为昆明湖就是汨罗江。他堕入了历朝历代的书生很难解开的一个迷宫。沧浪之水清兮，抑或浊兮?照出了封建时代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影子。祝勇认为：“屈原投江与王国维沉湖，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源头，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尾端，它们像两座界碑，标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王国维比屈原多一根辫子,我指的是思想上的辫子。可以用悲剧之类来形容屈原的纵身一跃，至于王国维的自沉，则没有多少美感，只剩下悲哀了。他企图用摇摇欲坠的辫子垂钓点什么,譬如说旧王朝的亡灵。
说到底，王国维是被自己的辫子绞死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将王国维与屈原相提并论，还是有点太抬高他了。他骨子里不过是张勋的翻版,一位文化界的“辫帅”而已。况且，他还只是个手无寸铁、孤家寡人的“辫帅”。
张勋死后，溥仪赐“忠武”的谥号。王国维死后，溥仪赐“忠悫”的谥号。这是给两位死者的辫子扎上的“蝴蝶结”。
王国维怀揣的遗书，是以父亲的名义写给儿女们的：“五十三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不于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致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除“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句外，所谈尽为家务事。
我觉得他真正的遗嘱并非这封家信，而更充分地体现在他自沉的那一天,给溥仪所上的奏折中：“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福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史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这就是王国维的“出师表”：他向清废帝辞行，踏上了一个人的征途,一条不归路。这就是王国维的“死亡宣言”：他想作死于社稷的第一人，以示大清虽没落，犹有敢死者。这就是王国维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
王国维的出身是前清的秀才。清末曾任学部总务司行走。1923年，被溥仪召为“南书房行走”(领五品官俸禄)，等于给退位的小皇帝做家庭教师。后来冯玉祥将军将清废帝驱逐出紫禁城，王国维又“失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雪中送炭”，欲聘王国维为教授，他原本拒绝(有一股“不食周粟”的劲儿)，多亏溥仪相劝，他才奉废帝“面谕”上任。可坚持蓄辫子、穿马蹄袖，以示不忘前朝恩情。最后，他又把这“行为艺术”发挥到极致：在昔日的御苑投水自尽，以生命作为牺牲品。
碑文由其同行陈寅恪撰写：“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两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愈日，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日：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生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斟词酌句，总算完成了这极富难度的任务。
早先读过梁漱溟所写一篇《王国维先生当年为何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实情》，披露的内容，已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