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位淘汰”不是“一贴灵”

　　

　　河南省检察院为了督促各省辖市多查办问题官员，推出了“后进单位问责制”：对于连续处于全省查办职务犯罪数量末位的省辖市检察院，责令该院反贪、反渎局长限期改进，否则调整岗位。（2009年11月4日《法制日报》）

　　查贪腐也实行“末位淘汰”，这样的消息不能不引人讶异。这种做法是否可取？社会公众和反贪人员的看法不尽相同。社会人士认为，反贪局不是生产工厂，负责反贪的检察官也不是生产一线的工人，不能对他们实行“计件反腐”。这种定指标、打分排队的做法有违客观规律，欠妥当。反贪人员却表示，“问责制”在给他们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办案的底气，他们可以用这张“底牌”拒绝人情干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无法断然谁对谁错，但是，透过这种争议、争论、争辩，我们隐隐约约感受到了我们在制度执行上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尴尬和无奈。

　　其实，“末位淘汰”，我们已经见得很多了。比如，在年度目标考核中，有之；在机关效能建设中，有之；在干部考核评价中，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实践证明，“末位淘汰”、“末位问责”绝不是“一贴灵”。尤其在反腐败工作中，“末位淘汰”更不是一贴就灵的“万能膏药”。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就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作出了明确的部署和安排，尤其是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到了相当重要的高度，摆上了相当突出的位置。公报指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要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可以说，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从上到下，制度、规范、要求，已经很多、很全，坚决惩治腐败，对于腐败分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绝不姑息，也不是今天才提的。但是，像河南省这样，利用“末位问责制”的方法，来定任务、下指标，倒逼推进贪腐案件查办的绝不止于一家。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不论什么事情，一些人已经习惯于了走门路、托人情。在贪腐案件办理过程中，总会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压力。有了案子，有人找也是正常的，没人找反而是不正常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首先要过的就是“人情关”，这一关过不去，就办不了案，怕得罪人，就不能干反贪这个活儿。迫于压力，在办案过程中，有时不得不作出让步。因此，实行对查办贪腐案实行“末位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有不得以而为之的因素在内。

　　以“末位淘汰”的方式倒逼相关工作人员增强责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识，调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其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是，这恰恰暴露出了我们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有法不依、有制度不执行，屈服于人情社会、关系网的可悲和可怕，是一种正气的缺失，正义的泯灭，使制度和规范成了可松可紧的软皮筋。确实，人无压力轻飘飘。但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毕竟是暂时的，只有内生为一种制度执行的自觉，才能长久，对腐败分子才能真正做到零容忍。

　　我们知道，香港是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今天的香港其所以成了高度发达的法制社会，几乎不存在企图以权谋私者得逞的灰色地带，就因为它有“贪一块钱也不行”和“零度容忍”的政策。国外其他一些国家在反腐败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而我们国内一些地方在反腐败问题上，动不动就靠外力、计件来压和逼，让我们看到了“零容忍”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各地贪腐程度不同，用打分排队的做法衡量反腐成绩有违客观规律;如果像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一样，要求腐败案件一年比一年大，很可能导致一些人为了出“政绩”而把贪官“养肥了再抓”，人为地把小贪养成大贪，还可能导致一些反贪局长为保“乌纱帽”而片面追求办案数量，从而导致错案、冤案产生。有专家指出，“给名额，定指标，打分排队，不是万能的膏药，一贴就灵。”这种制度在实施初期确能加强反贪力度，但每个地方的贪官数量和贪腐程度都有不同，如果被问责的反贪、反渎局一把手工作不力，当然要撤换，反之就可能被冤枉。这种把工作成绩和查办数量画上等号的做法有失严谨，容易催生出“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现象。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吏，治吏务必从严。而这里的严，必须立足于内生，着眼于制度，而不是靠一时热情、凭一些倒逼，要从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上下真功夫、动硬着子，只有这样，才能切实追究领导干部放任、不作为或者不正确作为，以及他的配偶、子女、亲属、身边工作人员违纪违法，并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从而使贪官威风扫地、闻风丧胆，使我们党永葆纯洁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倪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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