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自己的“胡佛研究所”
——中国大陆的书香人物龚明德
骆莹莹（《书香两岸》记者、编辑）
龚明德说：“我算不上藏书家。”他又说：“希望自己的书房成为类似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那样的研究基地。”
“六场绝缘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刚调往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文化家当就只有三麻袋的书。一套两居室的宿舍，三个大书架立于卧室，连来访的客人都一眼看出“这是书呆子的家”。后来搬到三室一厅的住房，安排在室厅中间的，依然是顶天立地的可放三排书的书架。到现在，龚明德已经拥有一个近一百平方米的独立的书房，一排一排的书架放置其中，俨然就是 “个人图书馆”。
“书多了，必须要再买一套房子放书，人和书没办法挤住在一起。”龚明德说。
开始，龚明德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六场绝缘斋”，六场如果坐实该是官场、商场、情场、赛场、赌场、舞场，但在龚明德心中是一个泛指，“就是指与书无关的场所”。
以中国新文学为研究对象的龚明德，对于自己的存书分类摆放是“怎么使用方便就怎么来”。不是按照一般图书馆的分类来摆放，而是按作家分、按流派分，以自己伸手即得为准。
目前已经出版近十本个人著作的龚明德，他会把自己的著作放在什么位置呢？
“就放在读写小桌子的背后，这样一旦在发现有修订的就随时拿过来修订。”
读写的同时存了不少书，但没有刻意“藏书”
以单独的一套房子作为自己的书房，颇有古人兴建藏书楼的风范，起码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也可称为豪举了。但龚明德却说：“我不是藏书家。”
大学毕业后进入学校即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后来在出版社工作了二十六年，负责编辑的书也大多是五四现代文学，这决定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向。龚明德的存书基本是五四以来至一九五〇以前的中国新文学著作。
“只要对研究有用，对教学有用，我都会买，即使很脏很乱甚至是残本的书报刊，就算只有一页纸，只要有参考价值的，我都会买下来”。
“我的阅读是功能性的阅读，不是为了收藏。”所谓“功能性阅读”，龚明德解释说，就是“阅读做文章、写书必须看的材料”。
龚明德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倘若问我：你最珍爱的书是哪一部？这种提问是不懂书、不爱书，而且也不会读书的人才可能说得出口的，没有回答的必要。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对有用的书出手阔绰的同时，龚明德表示“没用的书送给我也不要”。因此他说，“我不是藏书家，我买书是为了用，不是为了收藏。”
每个人与书的亲密关系，都是一个只有自己才懂得的秘密，其间的体认和感情都是无法复制、也不可为外人道的。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理解龚明德这一番“偏激”的论调。
如果只有“功能性阅读”，被称为“书呆子”就得心服口服，但龚明德表示自己也有“非功能性”的阅读，这部分书是“为了供养自己的心灵”，“这种书就要挑高贵的、美的”，例如《红楼梦》，龚明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读一遍。
龚明德说：近期出版的书，只要有用，他也会买。但他也感叹说：近一二十年来，真正的有益图书越来越少了。“水分太多，没有内容、没有激情，大部分是为了升迁、评职称、考学位而写，是短期功利性的。”
“我买书就跟你们女孩子买衣服一样”
每个周三、周日是龚明德的书香日，因为这两天是自由市场开市的日子。他这两天的生活，完全是围绕着买书、读书进行。早晨六点半起床，骑半个小时的车到旧书市场，来来回回转悠买一个钟头的书，然后回家吃早饭、泡茶，整理刚买到的书，同时翻一遍了解大概的内容；下午则读书、写文章，晚饭时享受天伦之乐，晚上继续读书、写作。
龚式旧书回收配套工作
清洁——揩拭封面是温柔的操作，用润湿的布帕一下一下地拂去尘垢时，决不能用力过猛，稍猛就要伤及它，立刻就会露出白花花的痕印，甚至裂破。除毕尘垢后，用干布帕遍抚一次，一本接近原貌的书就出现了。
装订——先把生锈的铁钉用钳子取出来，用毛刷把内页中央带的异物——去净，再把书叶摆好。在扎眼子之前，我先揭下封面。揭封面时，背脊最尖端，很难完整保留。然后，用一个夹子夹牢全部内页，在临近书脊的合适处画一条直线，扎出一排眼子，用尼龙线缝牢。
粘糊封面——找一张又柔软又结实耐拉的与封面颜色接近的牛皮纸，作为内封，让其与内页装订为一体，原封面就粘糊在内封上。然后是顺直旧书折卷了的书角。
题词——雅兴涌起，我就找出灌有“永不褪色”之碳素墨水的钢笔来，在书的扉页写一段题跋，记载这书得自何处、装修于何时以及拣书装修时的心境。
压书——找出特备的两块五层板，把装订好了的旧书夹放中间，藏到床下面，上面压一块几十斤重的石头。一周之后，拿出这书，它平整舒展，加之我在装修时非常注意维护它被沧桑岁月赐予的历史陈旧，竟宛若一本未遭任何劫难的安度岁月的古旧书，因而它有着文物般的观赏价值。
龚明德在成都的旧书市场是一个“名”人，几乎每个摊主和店主都认识他，有他需要的书都会留着给他，别人来买会贵得多，龚明德买只收比成本略高的价钱。
“成都是一个古老的文化城市，从事旧书业的人大多比较懂得尊重文化人。他们都知道我是做研究的，不是作转手买卖，所以就如此温柔。”
买书对龚明德来说，就是他自己对我讲的“就像你们女孩子买衣服一样，女孩子并不是因为缺衣服而买，而是看到好看的就买，——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设在成都的中国现代文学“胡佛研究所”
龚明德买书，都是几百几千元地买。但他说“这并不影响家庭生活”，买书的钱都是来自于稿费，可算“以书养书”——“我的工资和讲课费等收入全在卡上，我不会使用这张卡，所以就等于全数无条件上缴家库。再说，一个大男人，自己买书可不能花养家糊口的活命钱啊！”
手中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但让它们产生功效就靠着自己的读书功夫了。
“要从资料中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我读书都会做活页卡片，然后把相关的问题整合起来。如果不少人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我就要去研究到底是谁说的正确。”例如张恨水有一本书叫《八十一梦》，有文章说这本书当时非常轰动，张恨水还说延安曾经出版过，但至今我们都没有发现一本延安版的《八十一梦》，针对这类现象，龚明德说：“没看到的东西乱说是不行的。我的工作就是还原历史，历史上不是的就不能说成是。”
因为对中国新文学长期不懈的研究，龚明德跟很多有机会交往的前辈作家成了忘年交，从与巴金、丁玲、流沙河的交往中，得到很多第一手的资料。与名家交往，在龚明德看来，“这也算我的田野调查，与历史的见证人甚至就是创造历史的人见面，给我的研究带来很多方便”。
也许是这种严谨、较真的研究工作，使得龚明德很坚持纸本阅读，即现今已经成为通用语的“纸阅读”，他说：“电子阅读是粗糙的阅读，是为了吸收信息的浏览，相对来说，纸阅读在我心目中就属于安静的阅读，更有利于知识的消化。”
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个人图书馆”，龚明德对公共图书馆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在出版社打工的二十六年，全是坐班制，我不能用图书馆啊，我上班的时候别人上班，我下班了别人也就下班了。还有，我所做的研究课题，资料在公共图书馆是借不到的。”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书房成为类似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样的地方。
“胡佛研究所是研究人员最理想的呆的地方——资料齐全，而且无需任何证件、介绍信、费用，只要向馆员提出，你就能得到一个位子，无论多珍贵的资料都会提供给你查阅。中国，没有一家图书馆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源和服务。”龚明德伤感地叹息着。
正是对于胡佛研究所的推崇，“六场绝缘斋”对龚明德的同行和学生是开放的，谁都能看、谁都能借。
龚明德，真的不是藏书家。
（此文经龚明德略作修订，与发表在二〇〇九年第九期《书香两岸》上的署名文章相比，更准确。因为，那篇文字，本来就是电话和网络采访，而龚明德的湖北母音加上四川客音再改造成普通话的口音不太容易完全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