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10，应教委的邀请，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红楼举办的“钱学森纪念馆”开馆仪式。在活动中和钱永刚教授谈到了很多老一辈国防科学家的往事，感慨良多…….
这里转发一篇《英才》的文章。
父母给了我很多不同的东西，是另一种形式的爱。
提起父母，我想到的词语是敬重、敬佩、敬仰、崇拜，反而普通人家常有的亲情、温馨这类词很难从我脑子里飘出来。但是，父母给了我另一种形式的爱，比如做人的价值观、眼界、看待社会的角度、人要有追求有韧性、以什么为快乐等等，这些不是一般的家庭能给我的。
我的父亲杜祥琬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核心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作为学术带头人，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解决了大量中子学物理问题，提出了并研究了多种测试项目，提高了中子计算数度，发展了基本完整而实用的系统核试验诊断理论，使我国在这一创新高科技领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两弹一星”可以说是最早的两代海归和国内一批优秀人才共同努力的结果。邓稼先、钱学森、王淦昌、郭永怀等他们是第一批海归，解放前留美，解放后毅然回国。而我父亲则属于国家为了保障国防科技研究，最早派到苏联学习的那一批，相当于是第二代海归。
在之后的国家863计划中，在老一代科学大师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等的帮助下，他又成为中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63计划激光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取得了令国际同领域瞩目的成就。此外，父亲还担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我的母亲毛剑琴也曾经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她学的专业是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后来，母亲长期进行航天设备的推进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培养的博士硕士很多都在神五、神六等国家航天事业的工作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父母有这么神圣的工作，所以，我从来都觉得自己跟他们离得很远。首先，他们的专业我听不懂；其次，因为工作的性质，他们也从来很少让我知道他们具体做的是什么。小时候，我家里是有规矩的：他们的房间我几乎很少进，他们桌上的纸我从来都不敢碰，因为不知道哪张纸上可能就是机密的信息，我也从来不问。
那时候，他们经常去一些奇怪的地方，经常和一些叔叔、阿姨说起“沟里”，听起来像是“黑话”一样，后来我才知道研究所都是在山沟里的，去“沟里”指的是去做研究。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有一件类似于飞行员带的那种很大的风镜，还有打孔纸，上面都是数，是当时的电子计算机运行的数据。中关村出现的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服务对象就是搞尖端科学研究的这批人。
小时候爸妈经常不在家，我很难见到他们。甚至三岁以前，我只对父亲略有印象，对母亲几乎没有印象——在那以前，她几乎没和我在一起生活过，一直在绵阳山里的基地做研究。以至于我三岁多她回家时，我把她叫做“阿姨”。记得第一次见到到飞机，就是和父亲去机场迎接从新疆试验基地归来的母亲。
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母亲被派到英国，和韦钰、龙永图等是同一批的访问学者。我上初中时母亲回来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又出国了。对她来说，回国意味着做出很大牺牲，因为在国外可以做很多重要的研究。不过，后来她回到北航任教，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航空航天人才是更加有价值的事情。
那是我考高中的时候，她把博士论文带回北航做，后来成为北航自己培养出来的航空航天领域第一位女博士。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景象是，母亲已经是40岁的人，还要每天晚上熬夜写博士论文。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用钢笔手写的。
相对而言，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稍长一些。
对国家、民族、社会、使命感、责任感这些宏大概念的理解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这与他的工作有关，更与他的家庭也有关。
我的祖父杜孟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党员之一，是我党优秀的先驱人物。祖母是非常好的历史教育家和学者，与刘和珍同是辅仁大学的同学。“三一八”惨案的时候，祖母曾和刘和珍等一起参加学生抗议活动。
父亲家是一个相当大的革命家庭，但文革期间遭受了巨大冲击。祖母被四人帮直接点名，死得非常悲惨。祖父当时是河南省副省长、政协主席，却被严重迫害，后来半身不遂，孤零零死在家里。胡耀邦领导下的拨乱反正工作中最早平反的一批便是我的祖父母，后来陆续在人民大会堂及各种平反大会上，涉及我们大家庭的就有十人左右。
遭受这么大的打击，原本可能在家庭中留下很深的文革烙印。其实，文革期间家族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人认为爷爷奶奶真的有问题，有人认为被打倒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而父亲则不同，最初他不跟我讲这些，等我稍能理解这些事的时候，他则逐渐引导我知道那黑暗的时代，告诉我爷爷奶奶是好人、是英雄。要知道，给孩子的头脑灌输事物的出发点和角度，会使孩子对事情的看法根深蒂固。父亲从没有因为家庭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而反感这个国家，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待那样一场浩劫，反而更加努力为国工作。
有一个在火车上的故事，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人生。
高考结束后，父母出差去大连，我也同去。他们坐软卧，理论上可以帮我也买一张，但是父亲并没有这么做。他说白天可以在软卧玩儿，但是晚上睡觉必须回到硬座车厢去。那时候的火车，硬座车厢又臭又脏，和软卧车厢是两个世界。
结果，我白天没在，硬座也被人占了。父亲没有让我回软卧，只是和乘务长说给我找个地方挤一下，说完就走了。没办法，我只得拿两张报纸坐在两个车厢中间，其实就是厕所门口。那个地方很臭，睡不了觉，我只有看车厢里面的人打发时间，发现大家都是满脸不高兴。
第二天，我跟父亲说起我所看到的。他说：“你看得角度很好，中国很多人其实是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人是贫穷的，生活很糟糕，很多人的生活和你大不同……”这件事情我到今天还记得非常清楚。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怎么看待、怎么理解这个庞大复杂和多元的社会，怎样去认识自己的生活，并且知道今天的生活和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曾经，有一段时间出国热，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在考托福，因为母亲在国外，我是比较有条件出国留学的，但是我当时内心就是很抗拒，老想为什么要出国？我的中国情结很重，当时满脑子想的是去农村走一走。那年寒假我去了河南的农村，坐在那种没有窗户的破公共汽车到嵩山去看少林寺。走在黄河沿岸，看一个一个残破的窑洞，当时的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也很难理解那时德国家怎么会是这样的情景。
我到河南烈士陵园去看爷爷的墓地，发现杨靖宇、徐海东、吉鸿昌等烈士的墓地也在那里。他们都是离我们很远的革命英雄，小时候听过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但是一下子，我觉得和他们很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国家建设了这么多年，烈士牺牲了这么多年，人民生活怎么还是这样？我们读书为什么呢？那一次，我的内心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于是我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给我父亲。父亲给我的回信也很长。他说很欣慰我能有这样的思考，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我所看到的那么多人不高兴、愁眉苦脸，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让国家强盛的原因。
总体来看，在我的家庭，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的场景比一般家庭少很多，甚至打起电话都有些官腔，但重要的是，父母给了我的潜移默化的心灵影响是难以言表的。
虽然从小周围是很多的著名的科学家，生活条件一直还算不错，但父母传递给我的观念是要永远做一个普通人，一个人要把自己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作为最大的财富，要告诉自己你能够过最普通的、条件最差的生活，而且时刻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本领。
他们还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总会碰到不同价值观、不同层次、不同知识修养的人，不要轻易去看不起谁。农民、保姆，看不起，不行。谁都有比你强的地方，有值得你去学习、去尊重的地方。人的心态要平和，要把自己放低。人格的高尚、内心的丰富，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还有一点，他们并没有给我讲太多，但是他们的身份与工作得以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那便是英雄主义的教育，这一点给我莫大影响。
父亲给我讲过的一个关于郭永怀故事我印象至深。郭永怀是和钱学森一起留学美国、一起回国，也是第一代“两弹一星”功臣中重要的科学家。在一次从核试验基地坐军用飞机回来的时候，飞机失事，郭永怀牺牲了。在清理现场的时人们发现，烈士的遗体都烧焦了，但是他和秘书两个人在失事的一刹那死死抱在一起。艰难地把他们分开后，人们发现他俩的肚子和胸部是保存完好的，两人中间完好地保存着装着重要的数据和机密文件的公文包。
后来我又知道了邓稼先的故事。他是第一批做原子弹试验的人，在，每实验爆炸结束后，他需要取样检查。那时候艰苦的科研条件下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就是用手去捡，所以后来他就得了绝症体检时人们才知道，测试他头发里的放射物，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数量。
就是这些故事里才有的人物，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平日里，我看着他们去买菜打酱油。这些琐事让我看到了他们的朴实。所以，对于牺牲、奉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生价值这些词，在我看来是很具体的。对这些词的理解，我确实比和我同时代、甚至是比我年纪大的人要直观得多，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我特别崇拜英雄。通过观察父母和父母身边的人我明白了，英雄主义不是说去冲锋打仗，而应该是敢于面对挑战、敢于在挑战面前脱颖而出的大无畏的精神。英雄主义会让一个人的气质、气量、思维的空间全面产生变化，最重要的是一种活着的态度。
2009-12-10 钱学森纪念馆开馆
（原载《英才》2009-12）
（我的叙述。整理|英才记者陈培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