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可要警惕呀！
——伏契克（捷克）
助手柳红说他“迂”，女儿晓莲说他“直”；理解他的公众视之为“经济学的良知”，否定他的一些人将他划入“保卫富人联盟”。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个坚守基本职业操守的普通知识分子。
被历史洪流裹挟，未可幸免地参与其中。令他至今仍深以为愧的事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对其恩师兼挚友孙冶方先生的批斗。尽管斯人已去，他依旧将过往的“迷失”化作内心不息的鞭策。
追寻有时，坚持有时，以日益专业精进的思考，为这个转轨变革之中的东方古国孜孜以求，使先知们的学术理想之花开满人间。
现实世界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两全之难，让当代这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追随者痛心疾首。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走向理性而持续的繁荣，也渴盼自己的同胞都能过上幸福而自由的生活。
见证时代的潮落潮起，走在争议的风口浪尖，这位白发苍苍而精神矍铄的八旬老人如今越发明白，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均衡目标，一手抓“市场”，一手抓“法治”，两者须臾不可或缺——这是通向彼岸的必由之路。
学术理性与市场良心
你可以说他是个性情中人。
因为，当看到经济改革中诸多不合理、不正常的现象时，他常常会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讲出真相，辩明真理，往往易遭误解和诟病，以致前有犬儒的明枪，后有权贵的暗箭。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这他自是知晓的。
但他更明白，无私者无畏，在未竟的改革事业面前，自己必须笃定于专业而独立的学术理性，恪守一名经济学人的本分，大胆承担起澄清事实、指明方向之责。
你可以说他传统情结很重。
因为，虽经“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他仍如最能打动自己的前辈知识分子那般，对已被一些人弃如敝屣的共产主义理想，怀有纯正虔诚的信仰；虽近耄耋之年，他还像最让自己尊敬的良师益友顾准那样，对中国版的“神武景气”，始终不渝地怀有一颗赤诚的企盼之心。
除去这些个人性情与情结因素，真正体现其功力的，当然还是他推崇并践行的那些基准性的现代经济主张。即便在“左”毒横流、经济科学处境最艰难的年月，这位有着科学良知和公民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正是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前瞻性思考及深刻的影响力，使他成为转型时期中国极负盛名的经济思想家；甚至，被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视为近30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几乎于改革的每一步，他都战胜反对者，至今，依然时常与人公开争论改革的方式及步伐。
作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方案设计的重要参与者，2000年、2001年，凭借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充分尊重，尤其是对缺乏规范与法治的资本市场的揭露与鞭挞，连续两次，他被评选为体现国内主流价值观和新闻影响力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在该评选活动的2000年度颁奖词中，对他有过如此评价：
“吴敬琏，一位老学者，多年举着市场经济理论的大旗，从来没有手酸过。面对2000年初中国股市浓烈的投机气氛，他主动站到前台，对爆炒网络股泼了一盆冷水，引发了舆论界对新经济泡沫的一场论争。2000年10月曝出的‘基金黑幕’事件，他再次被推到前台，在接受《经济半小时》栏目独家专访后，‘基金市场黑不得’的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吴敬琏用自己的行动宣示了一个道理：做学问重要，良知和勇气更重要。”
2001年当他获得更为隆重的“年度大奖”时，颁奖词更是极尽褒扬之辞：
“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把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当做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是年过七旬仍然能保持童真和率真的经济学家。”
还是在2001年，南方某报将他列为“年度十大股市人物”之首时，这样评价：
“如果只评选一个人作为2001年中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当选的无疑应该是吴敬琏……作为中国报业先驱邓季惺的儿子，吴坚守学术，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发出的声音，往往被每一个投资者细心倾听。”
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实至名归。
在沸沸扬扬的“股市大辩论”中，他鲜明的态度和对“建立一个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疾呼，更是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并由此成为不少国人眼中“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许多知识分子所认同的、辜鸿铭所描绘的“中国人的精神”——在温良的外表下，隐藏着成人的智慧和赤子之心——也成为吴敬琏最真实的写照。
身陷舆论漩涡
因耿直敢言，在赢得无数美誉的同时，吴敬琏也树敌无数。
股市泡沫的破灭，基金市场的震荡，使相关利益受损者将自己的“损失”，算在吴敬琏这位敢于抨击股市投机、鞭挞基金黑幕的智者头上，对他恨之入骨。
紧接着，吴敬琏的部分言论经媒体传播后又被有所曲解，以致网上非议之声四起。在网络论坛的文章中，不乏用“炮轰吴敬琏”等为题来吸引大众眼球者。于是，这位被普通大众视为“道德化身”的符号性人物，被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漩涡之中。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南方某报发布的一则消息称，吴敬琏在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上表示：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但近期的最好办法是建廉租房；同时，在城市拆迁补偿方面，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应建立城市化基金，将这些收益按照一定的规定来分配；另外，可以对买进价和卖出价的差额开征资本利得税。
而对“春运”车票能否涨价的问题，吴敬琏认为，一些限定成本价的规定，是几百年前的做法。限制票价上涨违反了市场规律，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人为稀缺，如“黄牛党”猛增，排长队买票增加，或者是权力寻租批条子。他认为，解决农民工坐车难问题不一定要通过限价来解决，可以对农民工进行补贴。
就是这样的常规观点，经其他媒体放大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旋即，网上掀起了一阵“炮轰潮”。不少评论往往未经系统分析，而仅从该则消息出发，断章取义地仅截取吴敬琏的只言片语，便对其观点甚至个人，展开了如潮般的反驳与抨击。
尽管这类网络评论反映出的利益诉求不容忽视，不过细思可知，其中多半在有意无意间，模糊了吴敬琏观点的大前提。
吴敬琏的这些观点，无不将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作为最大前提，无不将经济大循环的良性发展作为论证的基本假设。面对现实世界的一切制度安排和利益博弈，这位始终以经济规律为根本依据的严肃学者首先着眼的，自然是经济社会在整个体制上的根本性问题。
比如在房价问题上，吴敬琏首先就提出要提高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为获得对外贸易的优势，长年以来国家一直秉持压低劳动者收入的经济政策。从短期来看，如此做法颇为有效，不过从中长期来看，却又会为随后的内部与外部经济失衡埋下深重的隐患。通过人为压低某种生产要素价格以获取短期经济的整体高增长，这种策略长久视之绝非有利选择。
而吴敬琏之所以认为在拆迁过程中不应按照市场价格来进行补偿，正是出于对这种政策是否符合经济规律的考虑，断非要剥夺被拆迁者的短期收益。
同样，在“春运”火车票价格问题上，吴敬琏并没有说要通过提价来增加农民工的压力，而是肯定地提出，要给农民工增加“春运”的补助，并在此前提下，通过提高票价来适度缓和“春运”期间的火车运输压力。而抨击者却将此与为利益集团代言联系在一起，做“泛道德化”的诛心之论，未免牵强附会。
应当说，吴敬琏的上述观点或提案，关键之处是要说明，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尊重经济规律本身，远比经济规律被破坏之后，再采取一些特殊的调节政策来弥补弱势群体的权益损失，显得更为重要。至于今天的诸多社会问题，究其根源，恰恰在于改革仍未到位。
然而，这些言论经媒体的相互转载和局部引用，却被曲解为吴敬琏对平民利益的不重视。
自2003年以后，时有媒体及评论人士针对吴敬琏发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对此，吴敬琏表示“言者无罪，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从诘难到谣言
2006年8月，吴敬琏与萧灼基、赵人伟、樊纲、李实等国内经济学家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王明峰采访。
在谈到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时，吴敬琏说道：
“我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
很快，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第二天就发表了署名“方家平”的文章《更可怕的是话语权差距》（下称“方文”）；第三天，香港《大公报》“大公评论”内地版也发表了署名“司欣”的评论《收入差距拉大是否可避免？》（下称“司文”）。
方文和司文，都对《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独家采访五位经济学家：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篇报道所载的吴敬琏、萧灼基、赵人伟、樊纲、李实等五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了口诛笔伐。
方文称：“五位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现阶段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属于改革发展的必经阶段”，表明这些经济学家作为“高收入群体”的“代言人”，“试图垄断大众的话语权，稀释大众对收入差距的理性态度”，“掩盖或抹杀当前收入形成机制中的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因素，从而让老百姓自觉地接受收入差距的事实”。
司文进一步“上纲”批判：“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我国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属于改革发展必经阶段”，表明“作为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言者，经济学家们已全然抛弃了民间立场，在为所有非法掠夺社会财富的行为寻求合法出路，为优化自己的利益空间寻求语境支持”，他们“‘忽悠’政策、麻痹制度危机感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这两篇明显带有攻击色彩的文章，吴敬琏冷静地思考其背后的实质。
他所看见的，倒不是写作者本身的智与不智，而是舆论传播过程中理性与专业的严重缺失。这也促使他不得不在2006年第19期《财经》杂志上刊登了一则维权声明：
“大众传媒是社会的公器。然而最近几年某些媒体不负责任地，甚至有意识地传播捏造事实、误导读者的‘消息’和‘评论’的事件一再发生，却少有相关责任人对发生这样的事件表示歉意，或对此类随意歪曲他人观点的行为做反省的表示。我对此深表遗憾。希望相关媒体遵循基本的言论责任伦理，以负责任的行动向读者和社会证明你们不负新闻人的称号。”
令人遗憾的是，这份被渲染为吴敬琏“怒斥”大众传媒的声明发布之后，媒体文章中对吴敬琏的失实报道，以及诘难、非议乃至人身攻击，至今也没有停止过。
其中，被称为最荒诞的谣言，要数2008年8月，“外电”有板有眼地“爆料”吴敬琏“卷入美国间谍案”、“被带离调查”云云。一时间疯传“吴敬琏出事了”，有的说已被捕，有的说正被软禁中，更有“消息人士”说他中的是“美人计”。
2008年8月29日下午，吴敬琏的工作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一时间在其官方网站上郑重发布如下公告，予以公开辟谣：
“近日网上流传吴敬琏教授的一些不实传言，也有不少人来电询问并关心吴教授的近况。我们刚刚与吴敬琏教授通过电话，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
此后，这起闹剧才算告一段落。
对这一被称为“间谍门”的乌龙事件，吴敬琏本人自始至终都感到莫名其妙。
究竟是什么人在造谣、传谣？
不过，吴敬琏对此并未理会，亦不予追究。他更多的是对传谣者的动机深感疑惑，从学者的职业敏感来看，他认为整个谣言传播的过程也很值得研究。
傲慢与偏见
树欲静，风不止。
2009年11月，自称“中国公众意见领袖”的薛涌出版了新作《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在该书封底上，以近乎宣判、甚至宣战的口吻赫然打出：
“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一些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
其大有将吴敬琏等人一举刻上“人民历史”耻辱柱之势，以此寻取大众支持。
在《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一书的前言中，作者这样写道：
“但今天，他们（指吴敬琏、江平、茅于轼）则经常是现存体制和既得利益的卫道士，甚至是‘歌德派’知识分子。
“吴敬琏因为提倡市场经济，有了‘吴市场’的绰号。但在关键时刻，他无视大量拆迁户的利益被侵犯、拆迁暴力事件成为家常便饭的事实，明确提出‘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据媒体的报道引用）。”
当然，薛涌也肯定了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著名经济学家、法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自己的独立思想吃尽了苦头，并且是最先提出经济改革理论，提出在中国建立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的人”。
尽管如此，但他仍然试图以此来否定吴敬琏理性而深邃的经济思想，认为吴敬琏“在真正涉及老百姓的生活的问题上，彻底背叛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长期以来，吴敬琏对“贫富差距过大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问题一直非常重视。
在他2007年出版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中，就有专文《保持社会公正是转型时期的一个尖锐问题》，对以上问题作了深入论述。文中提到：
“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本意，是让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带动广大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由于以上原因而形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一种正常现象。
“不正常的是，由于工作失误与政策偏差，一方面是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能够凭借权力实现暴富，另一方面是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与农民从改革中收益甚少，甚至收入水平下降。
“再有如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使‘从手到口’的工薪阶层劳动所得遭到剥夺，经济萧条更使广大低收入居民雪上加霜。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无论表现为商品价格飞涨还是资产价格飞涨，对那些有权力倚靠的金融市场弄潮儿不但无害，而且可以浑水摸鱼。因此，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必然遭致群众不满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在这部著作中，收录了吴敬琏论此问题的另一篇文章《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该文特别指出：
“我们现在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一条就应当是把腐败制止住，把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从那些垄断部门解放出来。一句话，就是要实现市场化。不实现市场化，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寻租的前提是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没有了这种行政干预和权力垄断，就没有了寻租的可能性。所以，寻租问题只有靠实现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才能解决。”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还原的时代深意
对中国经济的前途命运更为有益的讨论，应当是基于理性而非情绪、自由而有秩序的学术争鸣与思想交锋。
法国17世纪最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曾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不可否认的是，与经某些媒体断章取义或转换嫁接来的一些所谓“专家观点”相比，由学者本人撰述并正式出版的书面文论，更能准确反映并代表其真实思想。
从根本上讲，吴敬琏希望的是政治改革能与经济改革同步推进，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有力支持的良性制度平台。
通过政治改革建立法治，促成政治平权和法律平权，使得任何权力主体都在公认的规则体系的制约之下——这是吴敬琏晚年的最大梦想，也是其思想成熟以来，坚守至今并将之贯穿到底的核心诉求。
诚然，从2000年以来的媒介热捧，到久久未息的舆论争议（前文呈现的，恐怕仅是冰山之一角），吴敬琏的公众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扭曲。
从表面上看，这其中，具有大众传媒商业化炒作的利益驱动因素；更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市场经济体制初创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知人论事的非平和心态，混合着中国传统儒家社会里占主导的伦理中心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跟风盲动的“群氓”心理，以及对改革滞后所产生的种种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
大艺术家凡·高有句名言：一个人不能让灵魂之火熄灭，但也不能让它烧出来。
然而，在潜意识中，有人似乎已将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市场化改革倡导者们当做了情绪宣泄口，片面看待其观点并妖魔化其本人。更何况，这背后是利益群体暗流涌动的思潮交锋。正如有论者担心的，一股想重返中央计划经济的潜在力量，同被吴敬琏戳穿的裙带资本利益团体媾和，煽动草根攻击吴敬琏等人，意在抵制进一步改革。
由此，才会出现部分大众对自己“推选”出来的“道德楷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过山车”现象。
在此社会心态或者说“泛道德化”语境之下，人们对吴敬琏的经济思想，非但难以客观冷静地学习和领会，更易因人废言，从而对其经济改革理论、社会政策主张惯性般地产生反感，甚至予以全盘否定。
尤其是对于没能像吴敬琏那样，亲历过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经济大转型的新一代而言，倘若因此对市场化意义有所误解、对经济改革目标有所偏离，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民主法治进程。
悠悠之间，共和国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苍茫。在改革已到“深水区”、改革动力却愈发匮乏的今天，还原一个真实的吴敬琏，树正市场化改革倡导者和推动者的公众形象，营造一个专业而理性的制度语境，显得越发迫切、越发必要。
【相关文献】
夏令等：《吴敬琏：城市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信息时报》2003年3月6日。
王明峰：《独家采访五位经济学家：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8月9日。
程婕：《吴敬琏怒斥媒体歪曲报道 认为已经构成侵权》，《北京青年报》2006年9月21日。
薛涌：《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71—372页。
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81页。
邓聿文：《吴敬琏：专业比良心更重要》，《人民日报·大地周刊》2007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