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民众，请不要再把更多的人逼上绝路
据说，杨元元的弟弟目前是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在读博士。到底谁是逼死女研究生的幕后推手？
http://view.news.qq.com/zt/2009/yyy/index.htm
作为有血有肉的感情动物，很少有感性的人会对这样的人间惨剧再去指责死去的杨元元。而是指责学校的冷血，这样的事情是怕是那些感性胜过理性的人，街谈巷议所评论、茶余饭后的谈资。
学者与成熟的人，都不应该单纯地用感性去评判事件的，而是需要用理性甚至不惜冷峻的态度，用自己的理性与成熟战胜情绪化与幼稚。
经过理性的思考，我们不难提出如下几个理性质疑：
作为研一的学生，特别是已经有七年工作经验之后，即使是个女性，都已经是成年人了，都完全可以找份工作去养自己的母亲，而不至于让她寄居在学校，并感受寄人篱下的心理折磨。
杨元元自杀前的精神彻底崩溃固然有校方限时令其搬出学校宿舍之类的“残酷”态度对待自己的母亲这样的导火线，更多的是她的心理素质比较脆弱，虽然貌似得到了比较高的学历，但心理承受能力与学历难以匹配。
至少她没有意识到教育现在的本质已经不再是不受浸染的象牙塔，而是奢侈的高消费场所；老师更不是人类心灵的园丁，而是已经成为物质世界的凡夫俗子；像她这类的人才在当今的中国早已成为一种过剩的资源，继续更高的学历教育已经成为那些难以在校园外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之人的牵强的理由与无奈的选择。
特别是在国际化程度最发达、商品经济最繁荣的上海，在刚刚以“楼倒倒”与钓鱼式执法著称的上海，从政府主管部门到开发商，都已经成为嗜血而不顾百姓死活的人，难道校园能超脱于世外吗？
残酷的社会不相信眼泪，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果说前半句是生活在精神层面的人奉行的，那么后半句就是世俗社会所告诫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把重点放在后半句。
这样依托在学校庇护之下的研究生，除了值得我们撒几滴同情的泪之外，怕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难道学习真的比工作更重要吗？
虽然我们不能鼓吹“读书无用论”，更不是一定要每个人都不现实地“不为五斗米折腰”，但读书绝对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应用的。
我不知道在五天五夜没有合眼的时候，这位法学专业的研究生都在想什么，更无法想像他精神崩溃之前的强烈意愿是什么。她是否想到了死亡本身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推卸责任，她的决定是把无依无靠的母亲推卸给了那个比她小两岁的，还在上学的弟弟。当然，她还由于自杀而给母亲留下了家属从校方索取到的赔偿。
高学历的社会精英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在对社会微弱地呻吟而没有得到重视的时候，对自己的生命自行了断，社会对学校的指责以及亲戚以她的生命为标的与学校之间对簿公堂、讨价还价的过程她无法再看到了，即使看到也会感觉悲凉，用金钱买断生命本身就是极端愚蠢的，加之在这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的时代，生命所换回的除了一些纸币与数字之外，还能够残存下什么呢？
这样的人，不管是从责任心上还是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衡量，无疑都是不健全的；这样的研究生无疑是让人感到遗憾的，都难以获得及格的分数。
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由于此事而受到影响的绝对不仅她一个人。
难道只有指责机构，才能够现实出我们对弱者的同情吗？
既然已经脱离了福利社会，而实行一切商品化，那么就在逐渐走向成熟与理性，试想你一个普通研究生，又有什么资格让求学所在的学院为自己的家属养老呢？即使是仅仅免费提供一张可以睡觉的床、一个可依赖的工作岗位。
那么这是法外开恩呢？还是可以任意效仿呢？
如果是前者，那么势必被法外开恩的人有难以抗拒的条件甚至是难以取代的特殊贡献，试问这位研究生有哪些条件与理由足以让学校“法外开恩”呢；如果是后者，那么每个学生都可以举出数不清的理由，让学校安置自己的家属住宿甚至工作，这种救济所面对的人群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去从实际情况调查取证，证明他们确实有得到这种待遇的资格，这些提出申请者自身的资格又如何去考证？
就像总是会有人装作很可怜的样子，混在穷人堆里去得到社会救济，领取低保甚至享受经济适用房，得到之后再出租以换取市场收益的。
那么她真的到了生活难以为继的程度吗？关于这个要纠结起来就有些难以说清了。
比如网友所反复提到的笔记本是否有必要的问题，比如基本的社交应酬与学业之外的消遣，难道她就从来没有过那些原本属于奢侈的消费？
如果不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甚至不能养家糊口，要让妈妈以陪读的方式，陪伴在自己身边，自己却不能毅然暂时放弃学业，而承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而既然弟弟才比她小两岁，也是博士生了，两个人即使不能以全职工作得到全部收入，至少凑一凑都至少可以让妈妈不至于忍受寄人篱下之辱。
当然，社会远没有到人情冷漠如冰雪那样的程度，至少假如姐弟二人中的一个暂时休学，带母亲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是到一个就业竞争不是那么大的、生活压力也可以得到缓解的偏远地区，难道不能让全家人在不受打扰的地方安顿下来，生活下去吗？
难道社会给了学习与受教育的机会，个人与家庭就一定要放弃一切吗？难道面对一切需要花钱的要求就没有任何理性的说NO的能力吗？年近“而立之年”的孩子面对社会难道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吗？
那些在都市里辛勤工作，学校里辛苦学习的人都在重复着这样的话：
我没钱，只是经常换台笔记本、手机常换常新、经常迫于无奈地搭出租车，经常往返于所工作（学习）的都市与数千里之外的故乡之间；
我没钱，只是每年要花几万块租房子，花几千块买衣服与化妆品，每天三餐仅仅能花几十块钱；
我没钱，只是要买房子，需要先行花几万块买个号排队，再花十几万用作首付，然后再一点点地支付按揭，直到用尽我30年的时间；
我没钱，就是需要养一部车子，买到家里花10多万，上个“户口”花几万，每年油钱、保险、停车位与过桥费、维修保养、违章被罚等支出个几万。
我没钱，就是需要娶个老婆，从相识相知到结婚组建家庭，需要上百万的钱。
我没钱，就是需要养一个孩子，从没有出生前就开始每个月花上几千，到大学毕业要花几十万，并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继续背负更多的债务。
即使杨元元不是法学专业的学生，至少理性与成熟的思维逻辑应该是具备的，但可惜她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自我超脱的道路。而在她自我超脱之后，从监护责任角度、从隶属关系的角度、从等价回报的角度，即使闹上法庭，杨元元的家人怕都未必会胜诉。
这让我们想到了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的遭遇。
张在元教授是东京大学工学博士，有国际影响力的建筑大师，先后应邀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著名学府访问讲学。1998年主持创立了武大建筑系，现为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深圳市政府等多家单位和机构的设计规划顾问。自1982年以来，获17项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奖，其名已被相继载入剑桥大学《世界名人录》、《世界著名学者名录》。
虽然是业内著名人士，而且对武汉大学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张在元教授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在2009年11月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
“尽管张在元老师聘期四年，实际只工作了不足一年，长期不能在岗工作，学校在聘期内仍按原合同约定发放其薪酬。”从武汉大学校方作出的《关于张在元教授终止合同问题的情况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张在元教授只是武大的兼职教授，按现在高校流行说法，是“柔性引进人才”，其人事档案关系不在学校，亦不享受校内教职工住房及公费医疗等福利。因此，按照聘用合同，武汉大学对张教授已经“不错了”：校方解释是，2006年，张教授重病入院后，虽然长期不能在岗工作，学校仍旧按原合同约定继续发放其薪酬用于其医疗和家属生活。
但按照聘用合同约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但学校除补贴16.5万元，已垫付医疗费用68.6余万元。学校表示对张教授的病情深表同情，但建议张教授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出于人道主义，武汉大学仍会尽可能协助张教授渡过难关。校方确实已经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但长期以医院为家，使得他早已不能为校方尽到责任。
不管是民众还是媒体，对校方的指责都成为一边倒的局面，纷纷骂校方不近人情。却没有丝毫的换位思考，设想——如果你是校方的代表，或者仅仅换个角色，你是否依然会从人情的角度去指责呢？
如要骂，也不是某一两所学校或者某一两家公司的事情，毕竟这些都是社会特定时代的细胞，还是多反思我们为了物质上的发展抛弃了曾经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吧。
我们确实需要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进行理性的反思了。荒芜的土地、丢失的定价权、流离失所的乡村百姓、失衡的发展水平、难以寻觅的民族荣辱感、飞涨的房价、车价、油价、水价、电价，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生活压力的逐渐增大，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转换与交替影响。
中国民间有句话“久病床前无孝子”。
而现在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为了利益而诛杀家人，亲人之间为了遗产而对簿公堂甚至大打出手的程度，一个学校对并非终身聘任的职工甚至学生，能够有什么样的赡养送终的义务呢？
把研究生的学习时间从两年抻到了三年，对就业压力是一种缓解，但却把压力转嫁给了家庭，毕竟研究生不仅不能去工作赚钱、养家糊口，得到积累工作经验的机会，更需要多付出一些额外的学费。
——没有人会承诺给研究生及其家属养老。
最后说些微妙但符合逻辑的话：
如果我们一味地去指责校方与社会的残酷，就是在给这种动辄自杀的轻生行为提供理由，而且指责声越强烈，就证明其轻生决定的明智，换句话说，是在声援其自杀的。
其潜台词恐怕是——自杀吧，你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是明智的选择。
这种声援源自病态的看客心理，一旦这种声援与当事人自己内心的失衡及日渐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之间形成共振，势必将推动更多的人走向自杀与其他与和谐社会相违背的行为，不管是散布言论、还是自我戕害还是伤害别人，甚至成为杀害家人亲人的亡命徒，这些都是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如此，一点点的小浪花就逐步演变成杀伤力与破坏力极强的洪水，而对当事人中相对弱势一方的声援与对“迫害者”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式的指责，在其中所起到的是推波助澜的效果。
感性的人很好做，发几句牢骚，就如内急的时候找个厕所宣泄一番之后，自己痛快了，却把更多的不平衡积压在那里，成为随后对社会造成破坏的人们现成的理由。
相反，假如我们理性而成熟地看待这样的事情，正视现实的残酷，并坚定战胜残酷现实的勇气与毅力，才是真正挽救一条条原本鲜活的生命的。即使话说得尖锐，至少是让其理性思考，并坚毅地寻找摆脱困境的解决方案。
——善意的民众，请不要再把更多的人逼上绝路。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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