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从北京传来让4400万江西人民欢欣鼓舞的特大喜讯——国务院12月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第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是江西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对实现江西崛起新跨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加快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有利于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有利于探索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的新模式，有利于构建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的新支点，有利于树立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形象；对于加强鄱阳湖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国务院指出，要把《规划》实施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贯彻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的重大举措，促进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推动这一地区科学发展。

根据《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定位是：建设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战略目标是：到2015年，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位居全国前列，率先在欠发达地区构建生态产业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到2020年，构建保障有力的生态安全体系，形成先进高效的生态产业集群，建设生态宜居的新型城市群，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良好基础。

中央将在财税、金融、土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也承担起“先发先试”的改革开放试验职能。省委、省政府已组建相应领导及协调机构，并在机制、体制方面进行了创新，以全面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由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总投资规模“上万亿元”，仅“两核一枢纽”工程即超过1500亿元，因此，国家在金融方面，亦给予大力支持，比如设立鄱阳湖产业基金、整合南昌银行和九江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建设鄱阳湖开发银行等，以解决巨额资金来源问题。

江西一直以来在全国都处于边缘化的省份，中央各种各类的开发计划都几乎与江西无关，不仅仅是因为江西经济发展落后，更关键的是江西所处的地位平平无奇，不沿边不沿海，也不是少数民族地区，更没有什么对全国举足轻重的矿产资源，几十年来，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一直响应国家号召对外调出粮食，支援其他地区的建设。新世纪以来，以特色区域经济为导向，国家加快了以省域为特征的经济区域的发展，充分利用各省的特色区位和经济优势，出台了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通过这些规划来达到地方的特色发展和区域振兴。典型的如：天津的渤海湾规划，广西的北部湾规划，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湖南的长株潭，四川和重庆的成渝经济区，山东的黄河经济区、福建的海西经济区等等，无不是将地方的局域规划上升到国家规划，通过国家政策的力量来达到地方加快发展，加速崛起的目的。在这一轮竞争中，江西有什么独特的优势使得国家可以单独给江西一个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呢？江西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优势，是别的省不好比拟的。省委省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才定下来打“生态牌”，使地方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增加国家对江西的投入和政策优惠力度，从而加快江西经济社会的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完全是保护的概念，更多的是发展的概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里面有大量的保障性项目，有基础设施的，也有重大产业项目的，主要是保障经济区的发展有一定经济实力做后盾，实际上是发展的概念。这些重大项目，只要国家批准了规划，就视同认可了江西的项目建设合理性，至少为江西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基础。这个才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根本意义。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饶只有湖滨三县进入，大部分上饶人有些不高兴，但这个规划对于江西发展的意义重大是无可置疑的，是江西首次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规划。国务院轻易不会批准一个区域规划，一旦批了，后期必然有投资和政策作为实施手段，这个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是一个机遇，希望上饶象吉安、萍乡、赣州、抚州等其他地市一样，积极制定本地的发展规划，策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而不是一味埋怨指责，否则必然错失几年的发展机遇。意味着上饶要调整发展思路，积极策应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强化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不是跟在周边发达地区后面亦步亦趋，走人家走过的路，那只能永远落后。要融入全省的发展战略，利用上饶的地域优势和产业基础，全力支持光伏、锂电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的发展。我极度看好光伏产业的未来前途，认为未来10年全国可能可以创造数万亿产值，别说上饶，如果发展的好可以改变江西落后的面貌，使江西后来居上。就省内来说，上饶的发展思路是很分散的，重点发展什么，支持什么，好象没别的城市清晰。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全国现在有2070个县，国土面积95%在县里和农村，县及县以下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4%，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0%，财政收入占24%；现在讲解决就业难，解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县域经济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65%，到大城市的只占35%；县域经济又是城乡经济结合部，是工业和农业经济的交汇点，如果农村问题和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处理好了，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解决农村问题，不但是扩大内需、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客观要求，而且对下一步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上饶的出路应是冲出夹缝，顺势而位，积极扩大县域自主权，而不是一味地做大市本级。

附：2007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的区域振兴规划表

事实上，中国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就连东部一些城市也不例外，规模过小导致产出率的下降。虽然目前中国的交通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但经济学上的距离却等同于地理学上的距离，或仅以传送速度来衡量的距离，它应该是衡量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故中西部地区仅仅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来吸引产业资本是远远不够的。

更值得看好的还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这两个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正如香港、台北、高雄等70年代崛起的城市至今仍保持强盛的竞争力一样，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还是非常具有优势的，但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化率还是远低于全球水平，未来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等这些城市的规模应该更大，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将更集中。中国能够发展成为全球收入水平中等偏下国家，主要靠东部地区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大量的移民（至2008年底，中国有2.25亿的农民外出或就近打工）。所以，下一个崛起的区域还是在东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都应该在东部的几个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区域内开展。中国经济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性将会维持下去，世界经济发展史也证明，崛起的区域总是集中在极小的地理范围内，只有这样，生产要素才能获得最佳配置，期望国内所有落后地区的经济都能崛起是不现实的，但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这主要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源与其它生产要素的匹配度提高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

真正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壮大和最终鹤立鸡群的，还是由市场选择的。比如温州并没有享受到政府太多的扶持政策，而它却成为全国的民间金融中心，决定着民间市场利率，温州的每天飞机进出航班次甚至超过某些省会城市，这些都说明市场的诚信环境、私人资本牟利的本能，都要比政府的战略规划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