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进步，最终必须体现在制度的进步上。而制度的进步，无论是短痛还是长痛，必定都以言论自由、开放媒体为先导。

　　“人不是动物。社会管理与动物饲养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必须充分遵从人的主观意愿和个体幸福，而不是只满足简单生理需求(生存权)。主观意愿的产生源自思想，思想的重要特征却是个体独立，独立思想的前提是建立在外在信息的多方面和完整性基础上的自我选择。所以，将外在意志强加给个人，就等于只承认人的动物性而否决了人性。”(引自临风网友的文章)

　　如果思想的统制者和人类的天性违背得过分，即等于他们在散播失败的种子。( 林语堂)

　　言论自由之初，可能会出现一些乱像，但言论自由下的乱像，只是表面的乱像，刚放开时可能会唾沫横飞，但既然大家都有机会参加自由公开的辩论，那么，谁都没有必要、也没有胆量动辄使用砖头了。

　　只有放开言论自由，才能及时泄解民间的不满、缓解官民的矛盾。崔英杰这类弱势阶层、弱势群体，如果能有地方说话、有媒体提供平台给他们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他们也不会去走极端——没有人天生喜欢杀人、喜欢暴力抗法。放开言论自由的最大好处是：能够给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间的妥协搭建理性的沟通平台，能够让一个充满仇恨的民族不再充满仇恨，能够让一个老是跳不出“以暴易暴”的历史周期率的国家、走上平和的渐进改良之路。

　　限言封思，只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民间的不满、官民的矛盾，决不会因为官方的掩耳盗铃而消失。限言封思之下的歌舞升平，只是表面上的歌舞升平——民间的不满、官民的矛盾正在地低下蓄积，谁都不知道，他们会在何时、会在何地、会因何事而突然地爆烈喷发出来。强压着，不让民间自由表达利益诉求，只会让风险越积越大。

　　吴思先生在《崇祯死弯》一文中深刻勾勒了中华帝国几千年王朝的兴亡史。没有言论自由的话，不公正会不可遏止地膨胀深化;一旦积累到当良民和当土匪风险相当的节骨眼上，也是历史周期率的咒语发作的时候了。

　　当然，如果真要钳制言论自由的话，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眼看着矛盾不断蓄积了、只能眼看着这个国家顺着以暴易暴、万劫不复的“历史周期率”发展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