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味——财经年会
读完许知远的“从刘宾雁到胡舒立（四）”，回想起12月18日参加的第七届财经年会的种种，心中一股杂味，也油然一个意识——财经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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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北京财经会议多如牛毛，但精品会议却不多。圈内常推崇《财经》杂志举办的会议，因其会议风格如《财经》杂志一样不同一般，高水平，重量级嘉宾云集，会议选题鲜明，有层次、有衔接、有深入，依旧的独立、独家和独到，而且会场常是智慧碰撞，观点交汇，让人深省，令人受益。
胡舒立在时，财经年会一共办了六届，一届比一届精彩，一届也比一届影响深远，而今，人散了，戏台子还在，但灯光残余角落，破碎的难以拾掇。
记得去年年会开幕，胡舒立做开场白，带有历史意味的慷慨：“波明（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突然找到我，对我说，‘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这很难呀，我一想都觉得腿软，不过还是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觉得除了办《财经》，还可以做一个事情，就是办年会，标准要设得很高，是一年一度的高水平的思想盛宴。”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财经》的会议以其优异的组织能力、策划能力和宣传能力，在中国政经学界放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一时成为中国财经时政的话语集散地，深远影响后来各类民间经济会议的生长模式。以至后来，《财经》年会组委会开拓海外专场，与布鲁金斯学会办华盛顿财经年会专场，受到美国各界的追捧，俨然成为中国财经媒体第一品牌，胡舒立的美国式传媒追求，曾无瑕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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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谈起他和胡舒立在2003年的对话，问到对中国改革的看法。胡舒立说“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 对几年前的中国新闻界来说，勇气与努力是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仅此不够了，同样重要的是判断力——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准确的判断。”
改革乱象的准确判断，也许就是《财经》杂志恪守的理念，也是媒体技术和良心的试金石。当然，这个所谓准确判断有时代认知的桎梏和局限，但仍不失其技术水准与伦理道德底线，如透明、法治、公民权利的呐喊和维护。媒体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立场可以不表态，但对于此一过程中暗箱操作、内部人控制、无视法律法规的行为当需勇敢披露，媒体的政治立场是偏左还是偏右可以不做注释，但是对于当权者漠视公民生命、以权谋私、侵占公民利益的行径当需不畏追问，这也如胡舒立将《财经》比作啄木鸟的比喻：“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这是一种信念，从一而终，无此，遑论改革。
许知远将刘宾雁和胡舒立链接起来，我想其除了想表达此二人代表的中国媒体良心，也在叙述一个共和国舆论监督的成长历程。刘宾雁事业高峰值共和国新生，是中国“沉浸在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欢乐之中”的时代，但刘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早期游历所获的开阔视野，还是很早的察觉到“他熟悉的价值世界，如今都要被挤进‘阶级斗争’的教条中，而到处是‘把个人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口号，他的记者工作也与他曾经期待的相去甚远——报纸版面上充斥着好消息，除去党和社会主义取得的成绩，各种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从刘宾雁到胡舒立（二）），于是他开始做新生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报道，探讨这个新生政权内部慢慢滋生的官僚化、教条化和空虚化，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到《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他不但开创了报报道文学新形式，也为许多人的认知疑惑开了窍，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招致了不尽的精神和肉体磨难。
而胡舒立事业起升正值改革步入市场化的洪流，一个价值观纷乱和重构的时代。《财经》之前，她曾留学美国，也曾任职于《工人日报》、《中华工商时报》，创办《资本》杂志，执业至今，笔端不离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演变进程。到后来她与王波明合作，创办《财经》，更是将其所有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十余年来，《财经》百尺竿头，以令人惊诧的品质和努力捍卫媒体的贞节牌坊，也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将其触角深入政治和社会，深入官政体制和民生冷暖，耐人寻味的试探执政者的容忍度。当中国媒体在一次次集体事件中选择集体失语的时候，财经成为了唯一可信任的信息端口，我们也才知道，《财经》壮志不局限在财经领域，它想成为中国改革的见证者和监督者，它想如美国的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ime或者Newsweek一样做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但不幸的是，当理想不断接近，这林中最华丽洋气和偏执的啄木鸟也被驱逐出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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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与国家安全没有关系，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没有任何关系。”“ 苏联共产党有国有企业，结果垮了；中国共产党目前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民营、私有企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世界上国家安全最脆弱的国家，都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私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国家安全不仅搞得很好，而且还统治别人。”张维迎这几句“惊世骇俗”的话，引得大家会心大笑和阵阵喝彩，在他们看来，这才是《财经》会议所需要的气氛，这也是他们想要听到的声音，而不是领导的读政策念稿件和企业家的自我项目推介。
《财经》总谈改革，但是此次年会却鲜提改革的深义。所以我能理解当听完刘东生的国企成就大论，再接着听朱永芃自我项目推介，张维迎能蹦出那几句说逗的话，因为这个议题（国家资本演进与经济改革大趋势）的展开和卢伯卿的主持确实是在隔靴挠痒，主题过门而不入，实在让这个以产业组织和企业契约理论研究见长的经济学家不甚痛快。
其实，不甚痛快不止于此，这次年会的整体水平还是沦为平庸，无论是选题、嘉宾邀请与演讲引导，还是论题的深入和衔接，都停留在泛泛之谈的层次，节奏不紧凑，讨论不深入，沉闷而单调，普遍缺乏兴奋点。
尚福林、吴晓灵和姚景源来了，史蒂芬·罗奇、任志刚、秦晓和朱民来了，吴敬琏、张维迎和龚方雄也来了，王波明几十年的积累和人脉都派上了用场，只可惜没能捏合好，缺乏强有力的运作人将这个项目运转。有一个细节，当尚福林做开场主旨演讲的时候，话筒失灵，会场竟没能做出好的应急备案，让这种听众“失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会场上我们得提起耳朵吊起脚跟听领导发话，实在是中国的真实写照。
此次年会，新《财经》团队倾巢而出，却多数如无事人般杵在门口，各干各事，让会场显得有些杂乱。能看得出他们想发力，挽回一些品质和声望，但无奈这个新的团队构建时间太短，磨合次数太少，不足以支撑起坍塌骨架和前任成就，亦即这个新团队缺乏有力的领袖、缺乏有效的团队程序和步骤，一切犹如新生，循老路还是开新道，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常在人后、行事低调的王波明此刻的尴尬和无奈谁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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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市场年代，自懂事，所接触的只有市场洪流带来的虚无口号和现实鸿沟的自慰式蒙蔽，当心智逐增脑袋清醒，发现我的朦胧时光被动地、无知地沉浸在一元、干涩和生硬的意识语境中，没有辨别能力，更遑论多元的思维训练和思想独立姿态。
北外教授展江在《舆论监督在中国》中写道，“中国正在经历空前复杂的社会转型，事实上，已经不能用西方现有理论和习惯思维来看待中国媒体的功能，不能用‘控制——自由’的模式来解释中国媒体与国家的关系。虽然目前还不可能出现西方那种基本上不受官方支配的媒体，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出现了市场领域，建立了大体成型的法制体系(至少就制度层面而言)，这些因素为媒体自身的转型和开展对权力的制约提供了一定空间。”
专政下的媒体话语空间以及公民权利取决于这个体制代理人自我优化和设计的决心和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不都是前瞻性和善意性的推演，多为试错与救荒式的条件反射，长期缺乏真诚，继而这种长久缺乏带来的路径依赖让空间的拓展多了许多飞蛾扑火的牺牲意味和悲剧色彩，所以，改革进程中，《财经》的际遇并非唯一。
常说改革进入深水区，但而今态势，这个深水的深并不都是表示难度的大，而是意味讳莫如深，意味着危险和禁区。不知不觉，我们习惯性的选择失语，选择学舌，选择自我放纵，选择空虚浅薄，也选择和默认了潜规则，助兴这种行为规则的生长。所以如是种种，也不难理解，无论是共和国见证者的刘宾雁，还是改革媒体监督者的胡舒立，会下意识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