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谁可称为知识分子？

最近翻书，看到卡尔·波普尔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论文和演讲，其中有论及知识分子的责任，读来恍若隔世。在当下的中国，谁要是被称为知识分子，甚至，仅仅是说出知识分子这个词，都难免被投以异样的眼光。在物质主义所向披靡的时代，恐怕知识分子概念本身也已被异化了，谁还愿意成为异化的载体？

知识分子的脐带是何时断裂的，至少在我是不确切的。举个例子，前知识分子时代，中国的士大夫从不缺直言上书的传统。闲来翻看宋明逸史，御史们在大殿磕得头破血流只为进谏，直令人心惊肉跳。现在，上书的渠道更多（甚至写博客都可以上达视听），也常听闻谁谁谁上了万言书云云，但很少有人将上书者称作知识分子吧。

我没有资格界定何为知识分子，按我个人理解，拿到博士学位未必就算知识分子。但人们常说的专家、学者，是不是知识分子，我却无法回答。专家、学者当属术业有专攻的群体，房地产专家、学者，自然是对房地产有专攻的了。作为当前的一门显学，房地产是出产专家、学者最多的领域之一，请不必奇怪，因为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同样，由于房地产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假如专家、学者屡屡就此上书，你当不会惊讶。我无意动辄将上书的专家、学者称为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为痛骂地产商就是民众的代言人，呼吁救市就是地产商的代言人，是荒谬的。专家们公开表达自己意见有一定的倾向性，也属情理之事。

就近几年而言，专家们大多是对单个政策发表意见。譬如，2003年6月央行121文件出台后，除了地产商阵营的激烈抗议声，就另有一批专家、学者加入该合唱团，导致121文件被完全架空，直至2007年9月才以差不多相似的面目示人，虽然信贷调控迟到了4年多，但全部怪罪于专家也缺乏充分理据。

有好事者溯及上文提到的2003年6月，梳理近6年多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成效后说，除了2008年的深圳楼市出现较深调整外，其他时间基本是越调控房价地价越上涨。按照这种论调，似乎应反思房地产调控政策本身。其实，这是事后诸葛的苛求。正如有人反诘：倘若当年不进行调控，房价也许会涨得更加凶猛。

无论专家、学者是支持，还是反对，每次调控必然有既定的具体目标。按我个人理解，最近几次房地产调控，还是以稳定房价或者说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为主。而要遏制房价上涨，无外乎就那么几种手段：加大供应，控制需求主要是投资投机性需求。所以，年底出台的调控政策，并没有太大新鲜感，此前基本用过。

问题来了：既然这些调控手段以前都用过，事后追溯，收效甚微，那是不是我们对2009年底的调控也很难寄予厚望？我声明绝没有这个意思。套用卡尔·波普尔的逻辑，用过去来推论未来，是历史主义的思维，结论也难以成立。况且，仅就房地产而言，假若其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不做变革，调控手段确实匮乏。

聪明如你，隐忍至此，终于发问了：这与专家、学者何干？更与知识分子的责任何干？

原谅我重复5年前说过的话：从根本上说，现行的房地产运行机理是缺乏制度设计的，因而也必然是漏洞百出的。事后的修补，功不及踵。头痛医头、应急性的调控效率不高，当属意料之中。但我们既有大批的专家、学者，他们所在的部委政研中心或研究院所，乃智库源头，为什么就不能贡献出一套成熟的房地产制度性框架，供决策参考？

就单个政策、单一目标建言立论，是为专家、学者；呈献思想性、长考性的制度体系，我要称他为知识分子。无须从历史资源寻找支撑，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承担这种责任。至于制度体系设计出来后，能否如愿建立和实施，则是另一个话题，几与房地产无关。看到这里，有人哈哈大笑：想法多么天真，不合时宜。

（文章见1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戈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