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烛谈艺录：我的诗经[续2]
诗是一种宗教，富人可以信，穷人也可以信。诗是一种宗教，就会有苦行僧。我从来不会歧视诗的苦行僧，不管他是因为选择诗而受苦的，还是因为受苦而选择诗的。我永远同情物质上的弱者，只要他精神上有所信仰。
李白喝酒，我喝西北风。我喝西北风照样能写出好诗。
每个人都有一把钥匙，打开自己的锁。他的诗呀常常只对自己有效。谁若能开启更多的心灵，他就算得上大诗人了。即使再大的诗人，也不敢宣称：自己的诗是一把万能钥匙，能征服全部的锁。所以我只为有限的读者效劳。
诗把一个成年人的童心又给发掘出来了。他壁垒森严的庄园，多了一片野花的开发区。
愤怒的书商高呼文学死了。意味着商品化的文学死了，或文学商品化的失败？我想，即使作为商品的以小说为代表的那部分文学死了，一直作为非卖品的诗却是不死的。即使把文学当作饭碗的作家全都饿死了，自带干粮投奔文学的诗人却是饿不死的——他们早就适应了野外生存。非卖品从来就不怕市场经济。它没占过市场经济的便宜，也就不畏惧它所带来的危机。即使文学真的死了，诗人仍将作为守灵人活着。
什么是诗？诗就是巴别塔，每一个服役的诗人都操着自己的语言（或不同风格的语言方式），从事着一项不可能合力完成的劳动。那未造出的塔尖位置的星空构成诗的光芒。设若这座通天之塔顺利竣工，就不是诗了，或者说诗就消失了——那意味着所有的诗人都不再个性化，放弃了“一个人的方言”而改说大白话。我据此来反证：当代“口语诗”的摩天大楼盖得越高（已演变成“口水诗”了），其价值倒要大打折扣（充满了艺术上的可疑性），莫非特立独行的诗人们都学会了群策群力？谁是这项“集体创作”的巨大工程的包工头，其它人为什么会听命于他？大家恐怕不知道：在艺术风格上，团结恰恰不构成力量，或构成某种破坏性的力量。放弃自我的同时则构成垫底的基石，彻头彻脑地被别人遮蔽。对于诗歌，不团结才是力量。所以我敬重艺术上的不团结，不结盟，不扎堆，我呼唤风格上无限的分裂主义，或“军阀割踞”。我希望每位诗人都能在巴别塔工地上从事“徒劳的劳动”，像西西弗斯重复地推滚石上山一样，在自己的山头上体现“无价值的价值”——那才是真正的艺术价值。不需要工头，让自己来验收自己吧。宁愿做自己的长工，也不给所谓的“诗歌领袖”打短工。
假如让荷马成为成吉思汗的随军诗人，沿着丝绸之路远征，骑马，而不是乘船，他一定会写出第三部史诗。假如让我参加特洛伊争夺战，我没准、没准就会成为荷马。可惜我错过了阿伽门农，又未赶上成吉思汗，只能在和平年代做落伍的小诗人。我其实不想做自己，我总想做别人，譬如像荷马那样的，把琴弦当作弓弦来拉开，射出密集的诗句……古希腊的战船已焚毁，蒙古的马队也迷失了，陪伴我的，只有烟灰缸里升起的一缕硝烟。当诗人再也无法跟英雄攀上亲戚，历史也就和诗脱离了关系。我不相信历史，只相信自己的想入非非：成吉思汗一路向西，编造了一千条理由，私心里是为了抢夺金发碧眼的海伦，虽然他并不知道海伦是谁，更不知道谁是荷马……在诗人眼里：为美女打起来，才算得上圣战！成吉思汗的远征军，有僧侣、道士、技术员、农民工，偏偏忘了带一位诗人。这构成最大的损失：征服再多的城池有什么用，如果没有得到一部史诗……
业余选手对奥运会有着更加虔诚的向往。连专业运动员都不读荷马史诗了，而他不仅读完了荷马史诗，还相信奥林匹克山上的神是真的。在这个诗已成为历史的时代，他仍然坚持把历史写成诗。
堂吉诃德扮演他自己，都无法坚持这么长时间。这个诗人，自从找到那杆秃笔，整整做了三十年的堂吉河德。我在一旁看着，觉得他在继续着许多人未竞的事业：“豁出去了，助他一臂之力吧！”真想变成塞万提斯，改写一个落伍者的命运：让他赢得期待已久的胜利。我愿意配合他把梦做下去，至少我不会成为那架把他撞醒的风车。
如果你是李白，我就做杜甫。如果你是杜甫，我就做李白。如果你当了李白还想当杜甫，我就让一让，去做小杜牧。如果你先成了杜甫接着又成了李白，我也不怕，不是还有李商隐吗？你总不可能独自把唐朝的诗人全演完吧？兄弟，不是我想跟你划清界限，因为咱们在某一点上太像了——都不是当配角的料。我宁愿做一个没有配角的主角。即使某一天你也如此，变成我了，我不是还可以变成你嘛。你已找到入海口，我就做一条内陆河：自己是自己的源头，自己是自己的下游。把整座大海都留给你，我要找一片能够被我淹死的沙漠。
在所有的造神运动中，我只看好诗神的诞生。它真正是诗人们用自己的血肉筑成的，一尊有体温的神。假如只能从诸神中选择一样，我宁愿背叛爱神也不舍弃诗神。它宣布着最虔诚的爱，以及愿意为这种爱所做出的牺牲。爱它就等于爱自己，乃至自己的同类。为了捍卫它的尊严，每个诗人都可能成为战神的替身。还需要太阳神干什么？诗本身就足以照亮我。不分昼夜！“唉，我们造出了诗神，却忘了给它造一座殿堂。”“那其实是它自己的选择。它更喜欢流浪……”
当我忘掉诗的时候，诗也就忘掉我了。当诗想起我的时候，我又怎能抗拒——自己想起诗呢？所有忘不了的梦，都缘于你同时被自己梦见的人梦见。这就不仅仅是梦了，它还具备了一半的真实性。诗也如此：一半是梦，一半是真实。
不是诗人归来，而是诗在诗人身上归来。它曾经离开，使诗人变成俗人；它又在创造奇迹，使俗人重新变成诗人。不是燕子归来，是春天归来。似曾相识的春天，似曾相识的自我。趁着血又热起来，再活一遍吧。什么叫诗？就是把中断了的梦给做完，做完为止……直到梦变成了真的。
他写一首诗，等于把记忆打了一个活结。他必须再写另一首诗，为了把这个结给解开。诗确实带有游戏的性质：总是能把记忆变成新玩意……
诗人是心灵的矿工。挖掘着自己也挖掘着别人身上被遗忘了的潜能。“他在挖掘光明吗？”“不，光明这个词太俗了。他更像在挖掘黑暗，或者说在黑暗中挖掘——煤、石油、灵感，直至把黑暗掏空了。那种埋藏在最深处的空虚，其实比光明更带劲！”
诗神为什么总是女神？因为她与美神同胞所生，而美神就是女性的化身？文学与艺术永远模仿美的性别特征，因而是女性化的？美是诗的法人代表。即使是男诗人（譬如荷马那样的），也受美的哺乳，而长期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里。我们都是女神所生。
屈原总给人失恋的印象。政治上失意莫非比失恋还痛苦？不能怪楚怀王，他哪里考虑得到诗人的感受？（在政治家眼里，诗人比女人还麻烦。）要怪就怪自己的单相思：居然相信君王应该是多情的。还是多看几眼山多渡几条河吧，山水反而是讲道理的。
诗跟时装一样，也有流行色。所谓领风骚，即是领导诗的潮流。让自己的个人风格强行进入历史，成为被广泛模仿的流行符号，以证明领风骚者的影响力。奇装异服也渴望大众化。正如文学史是喜新厌旧的：它在等待着能改变自己的英雄。
诗的秘密不掌握在诗人手里，也不掌握在读者手里，彻底掌握在上帝手里。天知道我为什么写出这首诗，为什么在写这首诗时变成另一个人！即使对于我这种与诗厮混数十年的老手，下一首诗也是未知数，我只知道：诗的秘密是不可知的。
李白必须背叛皇帝才能忠诚于自己。必须背叛长安才能忠诚于江湖。必须背叛神仙才能忠诚于人间。必须背叛现实才能忠诚于诗与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一次美丽的哗变：他是被逼上天姥山的，因为世俗的重重阻挠使他喘不过气来，只能把世外桃源当成自己的氧吧。诗来自于深呼吸。
读古诗好痛快哟，我总能在瞬间成为古人。不仅有着超越生命的年龄，还能想古人所想，并且做古人所不敢做的梦：那就是今天的现实。读古诗，读着读着就忘我了；在自己身上有着许多的别人！诗就有这样的功能，不仅帮助你忘掉自身，还能梦见别人，哪怕你梦见的是千百年前别人的梦。
诗是一种世界观。是所有世界观里最务虚的一种。很难想像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人能成为诗人，也很难想像一个彻底务实的人能写出好诗。由于务实的人终究属于绝大多数，诗是少数人的世界观，它致力于创造一个审美世界。也只有少数人，心甘情愿地成为审美世界的囚徒。其实他们并未被监禁，而是在坚守。
杜甫长着一颗悲悯的心。在悲悯众生的同时也悲悯自己。说到底，他缺少李白身上的那一点点自信。恐怕正因为此：李白的目光是仰望天上的，杜甫则努力向地平线看齐。李白有一个放大了的自我，杜甫，长着一颗对人间的冷暖体察入微的心。
参加诗会，在座的名流甚多。有人向某诗刊主编敬酒：“想进入诗歌史，要靠你提携。”又有人向某诗歌评论家敬酒：“日后你撰写诗歌史，别忘了我等。”因大家都熟，我就半开玩笑半当真：“诗歌史既不是主编写的，也不是评论家写的，诗歌史永远是诗人写的。诗人当敬自己一杯！”若真有一部掺杂了主编或评论家主观愿望的诗歌史，迟早也要重写的。诗人不应等待或指望诗歌史来写自己，自己的创造力若足够强大，产生非凡的影响力，必然使诗歌史不敢小瞧。进入诗歌史的权力，其实掌握在诗人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