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的精神分裂症
11月9日上午，《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正式向母公司———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提交辞呈，另有消息证实，胡舒立去职后，将赴任广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作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财经系改革符号人物，《财经》作为重要改革阵地，在胡舒立辞职风波中，凸显出来。
单纯财经新闻已经没有90年代那种高附加值，也就是被寄托的渴望带来的宏大效应。《财经》杂志如今凭借得以出名的，并不是财经报道或者其政策法律解读，而是银广夏案件等几个财经与时政社会交叉的重大案子。也就是说，《财经》杂志影响越来越来自财经本身之外。所以《第一财经》作为“大财经”来包裹时政社会，具有足够的延展性，给新闻的深度和方向，带来足够大的空间。
《财经》以其全景式的报道方式透析“琼民源事件”，披露“基金黑幕”，揭发“银广夏”，掀开“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日”、“德隆”等一系列黑幕，震惊全国。有人认为，现在回转头来看《财经》的揭黑报道，其对中国证券市场造成的影响可谓深远。1998年“君安震荡”，将中国百姓对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将中国百姓对公募基金的信赖击碎；2001年“庄家吕梁”将中国百姓对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动到极点；而接下来01年6月，正是A股2245点的时候，“亿安科技”出台，A股信心开始涣散，掉头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弹一下，“银广夏”宜将乘勇追穷寇，中国百姓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溃。此后，贱卖银行1万亿，贱卖其他国产至少还有1万亿的五年慢慢大熊市，就此开始。
这是让人们记住《财经》的地方。还有一个《财经》杂志和胡舒立努力让人记住的地方，而人们偏偏记不住的地方，那就是《财经》一直做着从经济自由跳跃进入政治自由的财经系改革梦想。著名评论人士莫之许说，从王志东到黄光裕，细数《财经》的封面故事，这类近乎弘扬的主题，或许要远远超过所谓的揭露性报道。真是有心插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
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在《财经》和胡舒立身上这种阴阳二气的吊诡，呈现出互相支撑和互相对立，从而是对立综合的复杂局面。一开始《财经》就是为财经系改革梦想而生，可是寄托在这个方向的新闻努力，如泥牛入海，反响寥寥。
到了后来，那一些站在改革梦想对立面，足以否定改革梦想的揭黑新闻为《财经》赢得巨大声誉，媒体地位和收入，于是财经系人物们又开始膨胀起来财经系改革梦想。改革的负面新闻，反而支撑了改革，这是很其奇怪的逻辑。《财经》揭黑新闻，足以使改革梦想破产，让人觉得中国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肮脏程度，超过《红楼梦》中的贾府，甚至污染了门前的两个石头狮子。《财经》揭黑新闻影响越大，对中国改革是摧毁性的打击越大。可是财经系人物又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揭黑新闻带来的能量，寄托在《财经》上，用来推动改革或者财经改革。
可以说《财经》是一个以改革为名，本质上反改革的重要阵地，可是被当作以反改革为名，本质上改革改革的重要阵地。《财经》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当财经金融还具有高附加值，被寄托广泛期待，也就是财经系改革梦想还没破产，这时“卖狗肉”可以帮助“羊头”高高挂起，“卖狗肉”和“吃狗肉”的人，也希望“挂羊头”，意识不到其中的对立性。可是当财经系改革梦想破产，遭遇金融危机，民生问题成为首要政治问题，这时候“羊头”再也挂不住了，长期以来“吃狗肉”的人，就发现自己嘴里吃的是狗肉，而不是羊头，而定睛一看，《财经》也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
是改革中的产生的重大危机问题，让《财经》名扬四海。清理改革中产生的重大危机问题与反腐败一样，同时是生门和死门。也就是说清理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也可能带来改革的新生，也可能带来改革合法性的彻底丧失，反腐败一样，也可能带来官僚机构的净化，也可能带来政权合法性的彻底丧失。《财经》处在生死门的混沌中。
《财经》的精神分裂症并不是特例，而是改革中广泛存在的。《财经》的精神分裂症，也可以说成是改革的精神分裂症。改革中的重大成就，例如深圳特区，是靠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的，可以说是改革的对立面或者反改革的力量来造就的。胡舒立从《财经》辞职，可以视为改革与反改革对立综合体破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