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河：“蚁族”的困境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1-14
（我和哑河交往不过半年之久，且至今未曾晤面，但我已真切感受到了他待人接物的真诚、独立思考的人格、关注人文的情怀。哑河认为，“这个国度并不缺少会写稿件的人，而是缺乏会思考和有思想的人”。哑河致力于“做有思想与有责任的媒体”。虽然我深知当下真正有思想的媒体难以存活，但我还是支持他的执着探索。——毕研韬）
作为第一部揭示大学毕业生真实生存状态的纪实学术作品，《蚁族》不是专门的学术著作，而是由研究和深入访问过程中的故事、调研手记等汇集起来的感性文字。此书的主编廉思是国家级课题《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项目主持人。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既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也低于高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工资，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绝大多数的成员户口都落在家庭所在地，大部分人毕业后平均做过3份工作；他们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
大部分成员（89%）任职于私民营企业，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低于350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住宿条件简陋，狭小杂乱，已经形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发廊、小作坊、小餐馆、小网吧、小诊所、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入室盗窃、抢劫斗殴等刑事案件频发，生活状态令人堪忧。
“蚁族”总体上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较低，大约84%的人感到不满意，而仅有1%感到满意。具体而言，“蚁族”在经济收入、政治地位、职业声望、工作稳定性、工作成就感、工作前景、社会福利、人际交往、民主权利、社会政策以及总体的生活状况等十个方面的生活满意程度均较低，其中有高达7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与其预期不相符。家庭经济水平在当地的层次以及个人的月收入对“蚁族”的生活满意程度有显著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蚁族”的社会支持低，甚至低于全国10个城市的平均水平。相对剥夺感较为强烈，并且存在“多元剥夺”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心理、生理等多方面），基本对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不抱以信心。71.9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而认为优于同龄人的仅有1.81%。
这一群体的人数，据课题组研究表明，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而据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只占8.2%；父母处于社会中下阶层（其中有相当部分会与三大弱势群体身份重合），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偏向性，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总体上呈现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和较低的就业工作的倾向。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对比课题组2008年和2009年调查的数据，可看出“蚁族”劳动权益保障情况的恶化，包括签订合同、加班工资的比例都有下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蚁族”的生存底线一再被击穿，这也预示着其数量在未来几年内必将急剧增加。
蚂蚁是“弱小的强者”，尽管“蚁族”还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他们目前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也不高，但若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待以时日，蚂蚁也会酿成严重的灾害（如蚁灾），聚居的生活状态，更容易让他们形成群体认同并采取共同行动。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既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也低于高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工资，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绝大多数的成员户口都落在家庭所在地，大部分人毕业后平均做过3份工作；他们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
大部分成员（89%）任职于私民营企业，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低于350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住宿条件简陋，狭小杂乱，已经形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发廊、小作坊、小餐馆、小网吧、小诊所、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入室盗窃、抢劫斗殴等刑事案件频发，生活状态令人堪忧。
“蚁族”总体上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较低，大约84%的人感到不满意，而仅有1%感到满意。具体而言，“蚁族”在经济收入、政治地位、职业声望、工作稳定性、工作成就感、工作前景、社会福利、人际交往、民主权利、社会政策以及总体的生活状况等十个方面的生活满意程度均较低，其中有高达7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与其预期不相符。家庭经济水平在当地的层次以及个人的月收入对“蚁族”的生活满意程度有显著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蚁族”的社会支持低，甚至低于全国10个城市的平均水平。相对剥夺感较为强烈，并且存在“多元剥夺”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心理、生理等多方面），基本对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不抱以信心。71.9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而认为优于同龄人的仅有1.81%。
这一群体的人数，据课题组研究表明，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而据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只占8.2%；父母处于社会中下阶层（其中有相当部分会与三大弱势群体身份重合），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偏向性，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总体上呈现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和较低的就业工作的倾向。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对比课题组2008年和2009年调查的数据，可看出“蚁族”劳动权益保障情况的恶化，包括签订合同、加班工资的比例都有下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蚁族”的生存底线一再被击穿，这也预示着其数量在未来几年内必将急剧增加。
蚂蚁是“弱小的强者”，尽管“蚁族”还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他们目前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也不高，但若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待以时日，蚂蚁也会酿成严重的灾害（如蚁灾），聚居的生活状态，更容易让他们形成群体认同并采取共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