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下山谈判叶挺被扣
蜜蜂洞里项英遇难 (9)
附一：“皖南事变”三烈士遗骸移葬记
全国解放后，袁国平的夫人邱一涵、周子昆的夫人何子友和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儿子项学成，分别向组织要求寻找烈士遗骸，正式予以安葬。原在皖南的新四军的老同志及已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陈毅同志都表示支持。恰在这时，当年参加掩埋项英、周子昆遗体的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后任皖南军区副参谋长的刘奎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提出参加寻找遗骸的要求，得到三烈士的老战友、中央军委副主席、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的赞同。于是，由华东军区政治部于1952年7月23日报到北京，军委总政治部于当月29批复同意。
1952年8月14日，华东军区政治部出面组织，由刘奎率领，带着项学成，加上当时了解情况的其他人员，专程赶赴皖南，和当地政府机关及人民群众一起寻找遗骸。寻找人员终于在泾县蜜蜂洞附近，找到他们在11年前亲手参与掩埋的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并按当时留下的记号，区分项英与周子昆的遗骸。袁国平的遗骸也找到了。
遗骸被分别包装，运抵南京后，存放在南京市殡仪馆保管。直到1954年秋才最后确定安葬地点为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以南1.5公里处。对墓的形式，尊重烈士遗属的意见，采用中式。烈士墓于当年11月动工，用石块和水泥砌成坟包式，到次年4月，将并排的3个墓(中为项英墓，右为袁国平墓，左为周子昆墓)和墓道公路、墓碑等全部建成，墓后和两侧种植松柏。
安葬原定于1955年6月15日，故墓碑上刻有“公元1955年6月15日”的字样。由于袁国平的夫人邱一涵提出袁墓穴内后门太小，以后她逝世时合葬不太方便，要求把袁墓穴的后门再开大一些。南京军区政委唐亮、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商量，考虑到她是烈士遗属，又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心情可以理解，于是采纳了她的意见，将袁墓穴的后门拆开改大，故实际时间向后推了4天。
一年多以后，邱一涵于1956年11月2日因病逝世，就与袁国平合葬在同一个墓穴里。
1955年6月18日，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礼堂举行三烈士遗骸入殓仪式。入殓前，尊重烈士遗属的意见，将烈士遗骸按照人体结构整理包扎，穿着军服，分别装入棺木内。第二天上午，三烈士正式安葬。
附二： 叶挺获释的换俘人
叶挺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当局非法囚禁了五年之久。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最后以对换将领的方式使叶挺重获自由。这个用以与叶挺交换的人，是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长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
1945年11月2日，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歼灭了沿平汉线北段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第四十军和第三十一军一部，俘获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和副军长刘世荣。
附三：如何正确评价项英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辅一于2003年9月1日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如何正确评价项英》一文。下面是该文的摘要：
皖南事变后，责任被全部推给项英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项英的业绩被忽略甚至被抹杀，名字很快从有关党史材料中消失。例如，中共“二大”时，项英本是出席大会的12位代表之一，可是有些党史著作只列11个代表，连叛徒张国焘的名字都提到了，惟独没有提项英。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中，也不提项英的名字。
还有，新四军派先遣队赴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是项英提出并报军委后，得到军委肯定而采取的措施。项英于1938年4月24日接到毛泽东复电后，和军队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28日先遣队就出动了，这离新四军集结完毕的4月18日只有10天时间，而有些材料硬说项英“将部队滞留皖南”，“在中共中央一再督促”后才派出先遣队。类似的抹杀项英功绩的例子还有很多。
把责任全推给项英是不公正的
皖南事变中，项英应该对新四军的损失负什么责任，是关系项英一生评价的一个重大问题。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调集8万重兵，突然袭击了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部队，从7日浴血奋战至14日，终因寡不敌众，遭受重大损失。
在大量史料中发现，除蒋介石集团的阴谋外，当时情况还很复杂，党中央、毛泽东有很多指示。例如，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刚明确新四军皖南部队要移至江北，第二天，中央又致电叶挺、项英，要求叶挺去三战区同顾祝同谈判时，应提出以阻止汤恩伯反共大军作为北移的条件，还要发开拔费、弹药，结果到最后都未实现。又例如中央曾在1940年11月21日指示称：“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而事实上蒋介石并未与日本妥协，大规模反共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还有，既要求12月底撤完，又称“正交涉展限一个月”，还称正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年春二月半”，直至12月25日，仍称“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而顽军于1941年1月7日就开始进攻了。在这种情况下，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就太不公正了。
说项英反对北移是站不住脚的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就要求“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5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军部移苏南时，又要求“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这看出，不是项英留恋皖南，而是中央重视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才十多天，中央军委就于1941年1月28日要求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更说明皖南战略地位的重要。作为皖南时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曾在1992年撰文介绍说，中央在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没有表示拒绝。因而说项英反对北移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损失，项英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自然负有责任，但不应是以前所讲的“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如何对项英进行总体评价
项英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头一年，就在武汉领导所在纺织厂工人罢工。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比刘少奇早；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比朱德早；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比毛泽东早，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英的优秀品质令人敬佩。例如，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中央领导成员都随主力行动，只有项英被留下坚持斗争，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又如，1935年至1937年，项英一直在深山密林里转战，东西全丢光了，可《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却保存在挎包里，时常拿出来读一读。还有，1939年5月，项英得知蓝苹（江青）在上海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向中央报告，并提出“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这种敢于坦诚直言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当年在皖南战斗的新四军老同志说得好：没有项英，就没有皖南新四军，没有新四军前期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另外，对叶挺的评价要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叶军长对新四军的发展和建设做过许多贡献，然而他三年时间有一半以上时间不在皖南又是事实。叶挺不在位，没有指挥战斗，还把成绩挂在他头上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摘录《如何正确评价项英》王辅一/文《作家文摘》2003.9.16
原载《北京日报》2003.9.1 (200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