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见杨旭是在2000年，中国足协搞广州四国邀请赛。晚上，杨旭请郎效农吃阳春面，我们选了一家小饭馆，我和老郎吃得很香。他吃过饭了，就是看着。杨旭沉默寡言，人很客气内敛。主角当然是老郎，他一讲起足球就活灵活现，我们都听得惊心动魄。吃完了，我和老郎回酒店。杨旭独自开车回家。一晃近十年，直到前几天在电视上看见他。他穿着囚服，老了，头发白了不少。

其实当年在广州，我最好的朋友是邓伟鸿。他和杨旭有竞争，好像是想做广州足协秘书长。我和邓大哥交往多，他也很低调，外形俊朗，一副广州人做派。我2000年离开足协后，再去广州，他对我仍然热情如故。我们一起去番禺玩，下珠海，每顿吃饭我和他都抢着付钱，当时还有邓伟鸿的爱人，和他漂亮的小女儿。那时，他和杨旭的争夺已经有了结果，邓离开了足协，去了天河体育中心当领导，而杨成了足协的重量级人物。几年前，邓大哥的爱人给我打来电话，说“你邓大哥得了大病，人没了”，我惊呆得说不出话来。我把邓伟鸿当作我在广州最好的朋友，每当我想起他，都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健康、快乐。

最近一两月的抓赌浪潮让我陷入了复杂的情绪。虽然我和杨旭远没有和他当年的对手邓伟鸿那么好，但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无法相信杨旭是个“坏人”，是个和“贿赂”、“黑”、“赌”这些词连在一起的坏人。我确实觉得，如果中国足球的环境好一些，如果在丑恶现象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管理部门及时介入、处理，就有司法部门调查干预，杨旭就不会走上这条路。这时候，我甚至庆幸邓伟鸿当年在权力斗争中失意而去，更近乎觉得离开这个世界甚至会强过这样突发的牢狱之灾。

和杨旭一起面对镜头的还有范广鸣。以前在足协聚会的时候，范广鸣总是带着儿子来，他的儿子白白胖胖的，非常可爱。那时候，我总是逗他和李晓光的女儿。别看他是个男孩，可还没有李晓光女儿厉害，可见性格多么温顺。但是我离开足协没有几年，就听说他得白血病去世了，而范广鸣的爱人也患了重病。老郎那会总对我说，哎，这个范广鸣真是可怜，每天上班也心不在焉的。我也特别同情他，几次很冲动地想给他打个电话表示个慰问，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就没有打。

我在中国足协那几年，范广鸣在开发部工作，主要是和国际管理集团打交道多，当时足协内部就议论开发部挺有钱的，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就是和国际管理集团吃吃饭，偶尔受邀去香港开个会什么的。我觉得，在96年、97年的时候，大家都挺纯真，当年“渝沈之战”，老郎在办公室里开了五六台电视同时看几场直播，上蹿下跳地看，看见渝沈之战的结果，长叹一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随后便是老郎著名的“证据说”。后来，足球越来越乱了，我和老郎还聊到过“证据”这回事，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我不知道范广鸣那时候是什么样子，比如“黑”不“黑”；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杨旭是不是已经“触线”，但我相信，即使当时他们做了什么，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严重吧。如果早一点下决心打黑，早一点找到“证据”，像今天他们能做到的一样，早一点把几个坏人绳之以法，那样杨旭、范广鸣就会有了相当的警示，就不会愈发堕进那个黑洞，把习惯当成自然。所以今天，看到一个又一个“坏人”落网，我真希望时间能重新回到从前，回到职业化刚刚开始的时候，回到那段每一个人都简简单单地为足球激动的日子。

发表于2009年12月31日《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