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召开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聚集了全球的目光。此次会议召开十天前，中国政府主动释放了足够的诚信和善意。
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 45%，从而首次对全世界作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量化减排指标的公开承诺。
这一承诺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势必促进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尽快作出并履行减排承诺，从而为前途未卜、有陷入沉闷气氛之虞的哥本哈根会议吹入一阵新风。
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当前世界经济中蕴含的两大结构性风险：一是全球消费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支撑的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二是全球生产对以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利用方式的高度依赖。
气候谈判的成果对第二重风险的解除至关重要。只有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上达成有切实行动支持的共识，知行合一，实现全球生产体系和生产模式的再造和重生，才能长效免于化石能源价格大起大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内生冲击。因此，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不仅具备环境安全上的必要性，同时也具备经济安全上的必要性。
鉴此，除了对国际社会彰显中国决心之外，承诺减排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有更重大的意义。节能减排是可持续的发展，发展是可持续的节能减排。因此，中国对减排目标的设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可算是加入WTO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对国内发展新能源产业、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倒逼”。举措得当，极可能在长期发展中实现“自行捆住手脚之后更大的经济自由”。
次贷危机蔓延以来，中央采取有力措施，以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及配套的消费促进政策防止了国内经济下滑，在全世界危机抗击战中取得重大成效，在后危机的复苏阶段取得了明显高于平均业绩的“局部脱钩”的成果，中国的危机应对模式赢得了世界声誉。
然而，眼下的担忧是，非常时期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调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对传统产业的过度投入，虽然短期内可能提振经济、创造就业，但可能在“不计成本”的决心下造成资金浪费，并且即期的投资需求一旦在未来转换为供给，也可能加剧落后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国的减排承诺一旦落实为国内的政策目标，将对上述刺激计划的负面影响形成有力的制度约束。根据国内能源专家的计算（见这里），要实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 45%的目标，假定2010年~ 2020年中国GDP增长平均为8%，通胀水平3%，那么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允许增长速度不能超过7.3%，这一数字略低于近年7.8%的排放增速。如果将这一目标细化为与GDP增速并列的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指标，可以预见，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将在政府影响和规制下向注重环境质量、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转变。
当然，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绿色突围并非一马平川。最不遗余力鼓吹绿色全球化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创新非常困难，人类是在跌跌撞撞试图冲破目前物理学、化学、热动力学、纳米技术和生物学等学科的限制。这意味着新的发展道路的开创者势必面临巨大的风险。
无论是从技术能力还是历史责任的角度看，那些在几百年工业化进程中积累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负债的发达国家，在技术能力上有更大的优势，理应负担起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并将先进技术和经验与发展中国家充分共享的责任。这不是对人类的恩典，而是对自身的救赎。从他们现有的表现看，做的远不如说的多。
欧洲对低碳经济的强调，与其说是出于应对全球温度上升等气候变化的威胁，还不如说是要应对随时可能让欧洲断“气”绝油的俄罗斯的威胁。而美国在包括绿色科技在内的许多先进技术领域，仍保持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而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尤其是成熟可靠的绿色技术的转移便利，也许是现阶段中美之间有效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唯一可以置信的制度安排。
应当说，中国此次无附带条件的减排承诺是与中国国情相符的。减少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排放的承诺并非碳排放总量减少比例的承诺，这让我们跻身全球绿色治理的领先行列，但又留下了进一步推进绿色事业的成长空间。减排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地无分东西，人无分老幼，咸应为此尽力。
（为《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48期写的社评，发表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