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安徒生的关系，许多人喜欢把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称为“童话之都”。但在我的直观印象里，哥本哈根其实是一个堂皇气派的城市，到处矗立着典雅庄重的巴洛克建筑和巍峨雄武的青铜雕塑。从今天起，也许将决定整个世界和人类命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将在这里举行。
由于印度在最后一刻宣布了其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及人口最多的国家——欧盟、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全部都作出了相应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这使得哥本哈根会议达成突破性共识及成功签署相关协议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经济学（更确切地说是博弈论）里有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公地悲剧”的经典模型，描述了个体理性如何导致团体非理性的机制。环境问题就是这种“公地悲剧”的现实写照，只是由于它的现实性，因而比书本上的抽象模型更为复杂和变化多端。从这个意义上说，哥本哈根就像是一个社会科学实验室，如果100多国的领导人及代表能够在这里取得多赢的结果，它实际上也开创了通过协商来解决“公地悲剧”的新模式，对于今后许多相似性问题具有广泛的借鉴功能。
国内媒体近来报道和分析围绕哥本哈根会议的交锋和博弈的文章可谓铺天盖地，但我总觉得其中大多采取一种两极对立的习惯性思维，仿佛所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是铁板一块、非黑即白的。有些文章甚至打出了“到哥本哈根争夺发展权”之类令人错愕的标题，似乎代表“正义”的“发展中国家”到哥本哈根去的唯一目的就是理直气壮地争取本国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
按照我个人的梳理，影响这场多边协商（国内媒体更喜欢用“博弈”）的线索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现实紧迫性；因温室气体排放而造成的海平面升高、两极冰山和高原雪山融化等对地球上不同国家在当下造成的威胁和损害是不一样的，这与国家发达不发达基本没有关系。正因为如此，有民意调查显示，印度公众远比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民众更担心全球暖化。毫无疑问，当下受危害最大的国家（海岸线较长且地势低洼的国家，如荷兰）最有意愿签署控制气候变化协议。
第二，利益受损的相对程度；同一场自然灾害对不同的人造成的损失是不同的，或者反过来说，减轻自然灾害让不同人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在这点上，家财万贯的富人显然比一无所有的穷人更不愿意灾害发生，国家间也是如此。从整体和长期利益上看，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动力阻止气候变暖。
第三，历史和现实责任；对于业已造成的地球气候变化，不同国家的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这个问题与上述第二个问题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因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排放了更多的温室气体，并且当下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应当在未来承担更多责任，例如设定更高的减排目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清洁能源技术）援助等。但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比方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当然是典型的发达国家，但人口稀少且从未发展过强大制造业的它们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历史和现实责任肯定要比它们的宗主国——英国小得多。
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一再坚持的“共同但有差异的责任”的理性基础。如果各国最终能够在这个原则下达成各方均能接受的妥协，确定明确的减排和援助目标，那么又立刻会产生第四个问题，即如何保证协议的约束力？我们看到，中国和印度几乎在承诺各自单位GDP减排目标的同时也强硬宣布，这是“自我约束”（当然是绝对可信赖的），拒绝接受国际核查。当西方世界用充满狐疑的目光打量着中印两国时（它们历来就对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怎么相信），后者也彬彬有礼地表达了它们对西方发达国家是否能够守信地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的不信任。况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近代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的民族，外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是一件自尊心很难接受的事情。如果真要实行国际监督，那就需要一个公正中立并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监督机构。在我看来，仅产生这样一个机构的难度恐怕就不会小于哥本哈根大会达成协议本身。
当然，在执行气候变化协议的监督环节上，只要美国与中国双方能够互相信任并达成共识，事情就算成功了一半。经济学和博弈论告诉我们，在一块没有政府的“公地”上，要避免悲剧的发生，需要有一些条件，其中最直接有效的就是要出现“大人物”。我相信，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必须赶在动身前往哥本哈根之前先来一趟上海和北京的主要原因。
现在，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哥本哈根。在我的记忆中，它可能是自行车使用最普及的欧洲城市，它的遍布全城的自行车专用道在富裕的北欧社会里实在令人赞叹。如果你租一辆政府统一提供的自行车（城市里随处可见租车点和还车点，只需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使用一整天），可以很方便地沿着景致如画的街道游览到所有景点。当然，最吸引游人的一定是港口海滨，在那里，你会眺望到远处海面上耸立着的一排风力发电的白色风塔。它们与人见人爱的小美人鱼雕塑（可谓是哥本哈根的城市标志）在纯净的蓝天、白云、大海的背景中构成了一幅无比和谐动人的童话景致。
这便是人类的未来么？
写于2009年12月6日，发表于2009年12月7日《成都商报》我的个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