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前的后改革派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当初我们采用后改革这个词时，心中考虑的是如何与改革时代衔接和过渡。后改革采取保守主义的前进路径，而不是断然的抛弃。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命名，不能狂妄得像1949年，宣布新的时间开始了。这是一种极为有害的新纪元冲动。

后改革继承了改革的总体性，改革的原处目标，抛弃了改革方案以及在改革时代中滋生的自我称义和自大傲慢。“道成新肉身”，基于改革时代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心理条件，进行立法，建设后改革时代的政治解决方案。这种政治势态，并不是改革派所一直纠缠的文革时代形成的，而是改革时代已经改变的和未改变的综合体。正如我们今天来思考现代化进场，所面对的并不是封建时代，而是百年现代化中已经改变的和未改变的综合。

后改革致力于改革的原初目标急迫地实现。宪政和共同富裕，按照邓小平开出的改革方案与真实运行的过程，都无法实现。后改革不可能是对邓小平开出的改革方案的原教旨主义。也就是说，不可能肯定“先经济后政治”的方案。对当下政治改革的呼声，第一眼就认为是错误的私生子，不可能将错就错。这种批判是猫头鹰于黄昏时分起飞，是历史法庭对不可能重新来过的历史过程的批判。

改革三十年民间一直有政治改革的呼吁，可是这种呼吁被当作同一种政治事物，其实不然。1986年之前文化热兴起之前，对民主与法治的追求，是直面政治的，是赤裸裸的，坦白的，正直的，浩然正气的。而且专制力量加入“球籍”是首要的政治任务，打开国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迷信，立即粉身碎骨（如今大吹特吹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可谓吸血的僵尸要横行）。很多中共元老到了美国，就快要精神奔溃。再加上文革给他们带来生命苦难，对于民主与法治的追求，对于社会主义专政政体的弊端和残酷，具有切身的生命体会，这时候自由立宪的理想颇为真诚。自由立宪的理想，通过民主与法治等政治词汇表达。而且政治上的放松，可以看出来是真实的。

文化热的兴起，是政治自由进程的第一次灾难。本来针对党政专制的批判，转由针对民众。非政治与反政治，替代了直面政治，改革的总体性开始瓦解。法治本来就是针对政府的，让它臻于有限之治理，改造其精神气质，可是经过文化热一转，非政治与反政治以谄媚的姿态，退回到私人内心领域，变为对专制的配合。这时候，文革时代的“灵魂改造”和“内心深处闹革命”，就以文化统治的方式复活。政治松动被配合专制取代，法治诉求被心理革命取代。文化热的兴起，正是道德化和对政治恐惧的产物，是政治幼稚病的极好体现。1986年是文化热的兴起和民间政治改革呼吁的第一次终结。

文化热才短短三年，而且就是本性而言，也就是作为政治松动的一个分战场，才有政治正当性。所以80年代整体上，是一个法政的年代。

卡尔.施密特谈到了伦理与经济的不断轮回。这是现代性的原初目标褪色之后，出现的危机症状。也就是说，文化热的出现，凸显了道德政治，是改革时代的重大危机性浪潮。文化热的出现，必然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出台，准备了条件。经济自由主义，是政治自由进程的第二次灾难。

当经济自由主义出现重大问题，文化伦理热再次复活。所以我一直说，新左派与经济自由主义，才构成对立。他们都体现为改革时代的重大危机，都是一种病症，一种轮流的生病。

伦理与经济的不断轮回，他们自己构成一个与政治改革撕裂的格局。他们的运行，并无法与政治改革发生真正的联系。所以1986年之后的政治改革呼声，都不如之前中气十足，堂堂正正。

在80年代法政精神中，政治改革可以就是改革的总体性，而且具有一直超越改革的意向。超越改革的意向，就是说，把改革当作抵达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当作目的。改革自身不能成为目的，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90年之后，被改革甚至改革措施吞没，改革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叫做改革教。

诚如我前面所言，后改革是改革的总体性。那么80年代具有法政精神的改革派，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后改革派。今天改革总体性，体现为维权运动，而不再是文化伦理和经济自由主义轮回之外的政治改革。1986年之前和2003年之后，都出现了可以代表改革总体性，致力于改革原初目标急迫实现，直面政治的后改革派。

这时候可以看出来一种封闭的循环。那就是改革时代的原初时期与终末时期，是粘合在一起的。头是原始的尾巴，尾巴是展露完毕再出现的头。这是一个头尾相接的一字长蛇阵。正如台湾民主化路径显示的“民国到党治国再到民国”的循环。也正如民国初年法政系主宰天下，到了今天法政系又崭露头角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