睾丸的隐喻
不论是始于娱乐而终于翻脸的格斗，还是基于矛盾而意图复仇的肉搏，“不能攻击对方睾丸”这样的约定很少正式提出。不作正式约定并不意味着允许，而是相反。之所以不在规则中强调，只因为攻击对方睾丸这样的手法太过于下作，一个要面子的人通常不会使出这样的卑鄙伎俩。当然，不正式约定也基于这样的共识：你这次攻击了别人，难保别人以后不会以牙还牙。那玩意儿可是男人的命根子，很少人愿意拿它冒险。
不过，贴身格斗中确实存在攻击对方睾丸的事件。就像拳击中不会约定不能咬对方耳朵一样，最后泰森还是让霍利菲尔德丢下半只耳朵仓皇逃窜。当泰森还是那个风华正茂横扫天下的雄狮时，他也不屑于下这样的黑嘴。毕竟那不合常规，而且是下三滥的动作。贴身格斗中攻击对方睾丸，往往是弱势一方穷途末路的最后一搏，——那不是你的命根子吗？你不让我活，你也别想活好。弱势一方的“弱势”，表现在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首先是力量或者格斗技巧不如对方，甚至身高也处于劣势（但在攻击对方下身时，身高的劣势却转化为优势）；其次是对道德感尊严感的期望值也低于对方或者低于社会一般水平。搏斗中一方处于下风，而且体力及格斗技巧的劣势使其很难反败为胜时，在顾不及面子的情况下，只能“该出手时就出手”——抓住对方睾丸以摆脱困局。当然，这样的下流行为会使实施者陷于道德伦理的权责，但对于弱者来说，面子并不是要命的事。
睾丸其实同手足一样，不过是承担不同功能的人体器官之一。社会文化赋予睾丸特殊性与隐秘性，这二者又相互强化，于是，在一定意义上，睾丸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意味。攻击睾丸或者保护睾丸，既然关乎生育和繁衍这样重大的生命伦理，其在道德评价中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睾丸被社会文化罩上了隐晦而又神圣的光环。
美国历史学家步德茂（Thomas M. Buoye）在其出版于2000年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i]一书中，研究了18世纪中国财产权变迁引发的暴力纠纷。步德茂大量引用了乾隆年间的命案材料，其中部分案例涉及对睾丸的攻击。
乾隆三年（1738），广东新会县的黄家仁由于佃户谭仞和欠租而与其发生冲突。当黄家仁及其堂兄黄家足意图牵走谭家的耕牛时，谭竭力阻拦。搏斗中，谭抓住黄家足的睾丸不松手，黄家和嗷嗷直叫。黄家仁放开耕牛，转身用钝器猛击谭的肋骨。谭重伤去世。
乾隆十七年（1752），广东番禺的一起用水纠纷导致命案发生。罗喜星的水田靠近水渠，相邻的陈立军浇水需要借道罗喜星的水田。邻地取水问题从来就是这样解决了。这一年，陈立军准备浇水时，罗喜星拒绝借道。二人发生争执进而搏斗。陈立军力薄，大声呼救，其妻赶到。搏斗中陈妻抓住罗喜星的睾丸不放。罗猛击陈妻头部。陈妻失手跌倒，头撞在石头上，不久去世。
乾隆十九年（1754），广东德庆县的密氏兄弟臆测同乡梁达德新开垦的荒地属于他们从叔父那里继承的遗产，当梁家收割这块地上的庄稼时，密氏兄弟横加阻拦。冲突中，梁达德的妻子上前保护丈夫，并抓住了密氏兄弟中一人的睾丸。密氏另一兄弟上前用木棍猛击梁妻，梁妻重伤去世。
在上述案例中，攻击别人睾丸的都是弱者。他们或者是势单力薄的佃户，或者是不利生产条件的拥有者，或者是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者。三人中有两人是女性。攻击别人睾丸总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就算赢了，说起来也会难为情。所以，通常这是弱者的专利。说睾丸是男人的命根子，这里涉及生育和繁衍的意义。实际上，睾丸对个体的生命也许不是那么要命，要不那些太监们还一个个活得莺歌燕舞的。在这几起命案中，最终丧命的不是抓住了别人命根子的睾丸攻击者，而是攻击者本人。这说明，攻击睾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致命的方法，更致命的力量在其他方面。几起命案（包括步德茂在著作中列举的大量其他形式的命案），尽管事发突然，但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一书试图阐述这样的观点：“18世纪经济变迁，尤为重要的是商品化的加速和空前规模的人口增长，导致了土地和劳动力两个关键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位移，促进了更为严格的界定和落实产权。”[ii]而产权的清晰界定，进一步引发导致命案的暴力冲突。步德茂的论断有一定道理。正是经济社会活动的活跃，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在人口不断膨胀和经济活动对土地需要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劳动力和土地的相对价格才发生了变化，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交易也才变得越来越活跃。按照诺思的说法，交易的前提是产权。在产权不清晰的背景下存在很高的交易费用，因此清晰界定产权成为促进交易从而促进经济活跃的重要条件。在步德茂看来，由于传统社会产权不清晰的情况普遍存在，于是，产权的界定引发了暴力冲突。步德茂的判断在这里可能出现了问题。土地所有权的界定是一个将模糊的产权结构转变为清晰的产权结构的过程，这一个过程可能涉及长期利益结构的变化，由此引起纠纷不可避免。但是，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理解问题（这也正是步德茂所承诺的——应用诺思的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理论来对中国18世纪的经济变迁背景下的产权制度演变及其影响做出解释），对与土地产权变迁有关的暴力纠纷的产生的理解需要涉及到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步德茂的著作在这两个方面虽有涉及，但一是没有坚持，二是没有深入。
将土地产权的清晰界定放在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涉及到传统土地产权制度与现代（或者说市场化背景下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关系，还涉及到道德因素在传统和现代社会的不同作用。步德茂所阐述的土地产权界定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产权结构变迁问题，其中引发纠纷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的土地产权结构与现代土地产权结构的差异和冲突。在传统社会里，任何制度包括土地产权制度都蕴涵一定程度的人情和伦理，这些因素减少了人们经济行为的冲突和不确定性，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比如租约的变更需要提前通知，比如地主和佃农之间倾向于签订长期租约等等。这样的产权制度的建立，出于维护传统社会稳定的需要。其间蕴涵的人情和伦理，也正是传统社会稳定运转的润滑剂。但是，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样的产权结构显然缺乏效率。比如长期的稳定租约可能使地主失去基于土地价格上涨调整租约而增加的利益。市场的唯一原则是利益和效率，这种利益在变动中实现，这种效率在变化中提高。构建一个适应市场制度的土地产权结构，事实上意味着抛弃传统制度下保障社会稳定运转那些因素，将所有人置于利己主义的孤岛，将所有的经济活动置于永远的变动不居中。在传统社会中成长的人们习惯于一个稳定而温情的世界，这一切的消失和即将消失将使他们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而恐惧和绝望很容易使人铤而走险。事实上，在步德茂列举的诸多案例中，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们最后之所以诉诸暴力，很大程度上是对市场化所带来的变动不居前景的恐惧和绝望。
更让人绝望的，其实是传统社会道德经济的瓦解。步德茂的著作，虽然在标题里就有“道德经济”一词，但对此却没有深入的阐释。理解道德经济崩溃对暴力纠纷的影响，应该回到詹姆斯.C.斯科特那里。在其1976年出版的《农民的道德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斯科特阐述了这样的思想：“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风险追逐平均收益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iii]在斯科特看来，他所了解的农民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站立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于是，生存安全成为农户行为的第一要务。在传统社会里，通常会存在一些保障生存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道德经济”因素，比如农户之间的互惠制度，地主和农户之间的庇护和扶持，公共土地制度等等。一个仁慈的地主可能是传统社会的一个稳定力量，他通过贷款、资助、雇工等形式帮助陷于困境的农户渡过难关。土地租佃制度也体现着更多的互惠和关照而不是单纯的利益计算，比如实行的是可以降低佃户风险的分成地租而不是固定地租，甚至租金可以因为天灾人祸而调整。在传统社会里，这样的道德经济长期存在，对保障弱者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实，道德经济同样为作为强者的地主所需要。可以想见，一个仗义疏财的地主要比一个为富不仁的地主更能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良好的社会形象和众人拥戴也是士绅们的人生追求。
现代化和商品化的发展使理性因素深入而广泛地渗入人们的经济思维中，利益逐渐成为构建人际关系的基础。道德经济建立在传统社会的伦理和意识中，当传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中支离破碎后，道德经济也就走到了其尽头。对于强者——那些市场制度下的成功者，经济理性是他们走向成功的法宝，而传统道德与经济理性是尖锐对立的；相反，对于弱者——那些市场制度的受害者来说，保持生存的希望依然基托于道德经济的复苏。于是，在强者和弱者之间必然围绕意识形态展开斗争。在斯科特1985年出版的《弱者的武器》中，以马来西亚一个村落为例，分析了绿色革命之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及围绕这种变迁及其对人们经济命运的影响不同阶层之间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斯科特的分析中，绿色革命推动了专业化和商业化，推动了理性的成长和市场的发展，这个过程，是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传统道德经济解体的过程。绿色革命带来的变化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由于机器的使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地主越来越倾向于自己耕种，于是自耕农增加而佃农减少；二是由于粮食市场的发展及佃户对租赁权竞争的加剧，地租形式也发生变化：由产后交租变为产前交租，由谷物地租变为货币地租，由活租变为死租；三是地主们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大大减少，地主和佃农的关系越来越货币化，而且地主对自己的名声和社会形象也越来越不重视。道德经济的崩溃对弱势的小农的生存有着严重的影响。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山村，人们采取这样一些方式进行斗争——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无声蔑视，偷懒、开小差、偷窃、纵火、暗中破坏……这样的斗争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具有喜剧的意味，斯科特将其成为“帅克式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对于缓解意识形态及社会形态的激烈变革可能具有一定影响，但其作用有限，就像攻击对手的睾丸并不致命一样。
从步德茂著作关于睾丸攻击的案例中，给人更多启发和联想的是其象征意义。其实，道德就如同人的睾丸一样，是社会制度中的一个软肋。道德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规范，其实也就是在设立行为的禁区。正如在肉搏中约定俗成不能攻击睾丸一样。但是，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既是隐晦的，也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其约束力是有限的。尤其是面临生存困境时，人们可能选择突破道德禁区。既然攻击睾丸有可能解脱困境，人们何苦不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毕竟，好死不如赖活。
社会生活中，由于主观和客观，先天和后天的种种不同，人们的生命境遇会有天壤之别。最终，社会不过是由两类人构成：强者和弱者。强者需要道德伦理，这是他们借以维护社会秩序从而实现既得利益的手段。弱者也需要道德伦理，这是他们实现生存的一个底线。在前现代的社会里，强者和弱者之别更多取决于那些天赋性质的因素，而在现代的背景下，市场和价格机制使分化的过程大大加速了。如果说前现代背景下，强者还需要传统道德来维护秩序的稳定的话，在现代化的高速进军中，传统道德已经成为强者快速发家致富的累赘。于是，强者越来越倾向于摘掉传统道德这只睾丸。但是，富人们不是来自火星。他们现在炫耀成功的这个舞台尽管是对传统的反动，但传统的血脉还没有清理干净。——他们还没有能力将那个睾丸干干净净地摘除。所以，他们对传统道德还有所顾忌。于是，穷人还可以拿起道德的武器攻击富人。对于富人——那些市场的成功者来说，藕断丝连地保留着这个睾丸其实是一件不得已的事。不过，不用担心。市场化有着何其强大的力量，它可以很快将那些传统的余孽荡涤得干干净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那麽一天，市场的成功者会对那只睾丸完全失去感觉。到那时候，你怎么拉扯它也无关痛痒。
山东汶上县的王臣世代租种地主土地谋生。乾隆十四年（1749），地主要收回土地，转租给出价更高的人。王臣苦苦哀求：“如果你现在要我归还土地，岂不如同灭我一家？”王臣的哀求期待的是地主的良知发现，但是，地主已经将良知这只睾丸完全摘除了。哀求无果，冲突发生。绝望的王臣几次用头撞地主——这本身就是一种求死的动作，地主闪身措过，王臣一头撞在石头上，两日后去世。
附：本文刊载于《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2辑，总第3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