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了文怀沙“国学大师”的头衔?


学者李辉前日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年龄及头衔,称其文革中入狱并非政治原因,而是因其曾冒充文化部顾问,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被判诈骗、流氓罪入狱。文章发布后引发轰动,目前文怀沙尚未回应。(2月20日《现代金报》)

将一位人们熟知的“国学大师”与骗子、强奸犯等联系在一起,确实让人感到讶然和难以接受。因此,学者李辉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的文章,注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作为读者,我们并不了解其中实情。真相,还需进一步揭开和验证。无论真相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李辉的质疑对于这个盲目崇拜大师和自诩为大师的时代,无疑是一个警醒和棒喝!

“大师”的解释虽有多种,但我们普遍理解的“大师”应是对专家学者的尊称,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然而,今天的“大师”何其多焉!似乎只要是个专家学者,都可以冠之“大师”头衔。一旦拥有了“大师”的头衔,就如同披上“黄马褂”般非比寻常。不但其头上的光环令人眩晕,便是其出场费也随之大幅提高。“大师”们频频亮相于公众面前,或出现于某课堂某礼堂或出现于某电视节目。他们向台下听众摇头晃脑的讲解一番,而后是挥一挥衣袖,顺手就捎走了一笔丰厚的酬劳。这种生活,这种感觉,何等的惬意和快活?

近年随着国学的兴起,“国学大师”也多了起来。这些人无不是将古人的东西从故纸堆里扒出来,或解读或总结,即而便戴上了“大师”的帽子。正如清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说:“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哪怕你之前对“国学”只是一知半解,只要你在众人面前一解读,俨然便是一位学术渊博、德高望重的“大师”了。

在一个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喜欢的是“快餐文化”。诸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文学名著,有多少人会静下心去将其认真读完?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许多通俗读本,更看到了许多的“解读本”。大家既然不想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就干脆去读那些专家学者的“解读本”了。而不读原著,则不能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独自领悟其中的深意,也根本享受不到由此带来的愉悦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专家学者的解读,只代表了他们自己,并不能代表每一个读者。一些专家学者,还有误导读者的嫌疑。

一些人的盲目崇拜,也导致了“大师”越来越多的趋势。在“大师”的背后,其实还有着其他的“头衔”。例如某某大学教授、某某研究所研究员,甚至于他的“官衔”等。假如没有其他的头衔,“大师”的帽子恐怕也难以戴上。崇拜大师,还是对某种机构的崇拜、某种权威的崇拜,或者是对某种地位的崇拜。一个毫无地位的人,是没有人将其视之为大师的。即使这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确在某一领域有所发现和独创,也不会被人们认可。因为他来自民间,而非官方。

学者李辉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不仅是在质疑文怀沙个人,还是在质疑众多的“大师”。在众多的“大师”中,有没有滥竽充数者,有没有浑水摸鱼者?当一个社会到处可见“大师”时,并非一件好事。这不是文化繁荣的表现,恰恰证明了这是一个浮躁喧哗和缺乏大师的时代。胡适先生在他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大师的产生或出现,并非一时之事,他需要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考验。真正的大师,大多不是在生前被人们呼之为“大师”,而是在死后才被人们亲切的称之为“大师”的。文怀沙算不算“国学大师”,只需将其作品和人品,摆在公众面前接受公众的检验,即可见分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