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署名为茅于轼的文章，在其博客上刊登名为《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说，作为一个居住在北京政治中心的国人，我不怀疑其爱国主义精神精神，肃然有某些人打着学术的幌子而干着卖国的行为。我还是不会怀疑茅于轼的诚心和初衷的好。古人云，授业有专攻，学道有先后，加之个人因素，并不表示每一个人的言论都是对的。中国是民主的国家，如果因为学术的高低，或者对错就否定言论的自由，那中国岂不是又回到了专制社会？

不过，首先，我还得向茅于轼道歉。在其发布房地产不应照顾穷人而降价的时候，我在心里狠狠地恶心地诅咒过他。这是我的不对，是我的年少轻狂。“学术”上的讨论而已，有时候并非等同个人的品性。再者，对于一个年过古稀的人，也应该给予谅解。但谅解并不代表不反对，不然，岂不有有违自由精神之主张？

第一点，茅于轼说，铁路能力赶不上，虽然增开很多临时车，但是，并不一定都可以买到车票，就是买到车票了，也要排很长时间的对。而这个时间成本，比之那个涨价的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什么叫社会成本？什么叫时间成本？不能因为读了几本经济学书籍，就在此卖弄吧。请问，就算是涨价（以前是涨价的），解决了春运的难题了么？或者是，你的言下之意是说，要大幅度的涨价，这样，有相对多的人因买不起火车票就不去排队了，是么？这样一来，不知道是否有想过，造成的社会成本是什么。一个直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没有人去排队，可能是去砸你家的玻璃了。

第二点，说不涨价，造成了车票变成了稀缺商品，就给“倒票”创造了条件。按照一个命题的充要条件来看，茅于轼是说，不涨价引发了黄牛党。看茅于轼的照片，长得好像不是外星人，怎么难道是从火星上来的？黄牛党，不是从07年才有的吧，也不止是火车票才有黄牛党吧。正常的旅客不能从正常渠道买到票，这难道说是价格的因素使然？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茅于轼，请问你凭什么说，旅客没有享受到正常票价的好处，反而还比涨价后的票价更贵了？这种说法，铁道部的人知道了，心里不知道怎样诅骂你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很经典，但是，凯恩斯的补充是必要的。

第三点，有“能耐”的人，趁机倒票。我看，如果允许涨价，这样的人倒票，倒的得更多。因为有理由说涨价啊。铁路部门的工作方式，并不能说明，是价格的因素。倘若涨价，是否更加纵容他们的傲慢呢？这也是一种假设，可能不对。但是也是有可能的。茅先生为什么没有想到？把火车票与机票相比较，茅先生的用意是什么呢？火车当年的开通，可是举全国之力啊。假如火车票于机票一样贵，看起来，是在扩大内需，但不知道茅于轼先生，可看到了其社会成本的代价？

第三点，等同第二点。不需要反驳了。

第四点，不涨价导致火车“超载”，而是服务质量不佳，旅客还是增加了成本。这里，茅于轼，还是没有接受一个名词，超员。什么叫超员呢，不按座位卖票，有无坐的票，是否代表超员了呢？不知道茅于轼先生，知不知道和谐号。我是买过无坐的和谐号的。和谐号的票价高不高呢？我从广州到深圳的和谐号票价比我回湖南的火车票高了一倍。在这里，茅于轼聪明的很，不愿意得罪铁道部的人，又把张维迎拉扯了出来。铁路的服务质量如果，总不能看春运的时刻吧，这也对铁道部太不负责了。假如茅于轼先生，有时间，建议多多坐几次到全国各地的火车，那火车上的服务质量如何，就清楚多了。

第五点，茅于轼在这里才说，从经济效率来说，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上，以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会发生。不知道，茅于轼是通过什么样的论证得出的结论。经济学是严谨的学科，没有论证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难道仅仅从，票价上涨了，买的人少了，就可以得出结论吗？飞机票是贵吧，可为什么飞机票还要打折？茅先生怎么只看到了飞机票高，而没有看到打折呢？有的机票甚至比火车票还便宜，这说明了什么？“因为车票仍然可能买不到，服务质量肯定要下降”，茅先生凭什么这么肯定火车服务质量和价格，和人多有关系？怎么论证的？

最后一点，更加可笑了。从文章的布局来看，几乎是自己打自己的嘴。这里，谈到的铁路运输能力和回家的时节。要说得是，如果铁路运输能力增加了，更加会挣钱的。不信？茅先生你自己问问你自己，去消费的时候，是不是都是选择最贵的消费，便可明白了。

总结一下，从中国传统的文章的写作，还是从西方经济学来看，茅先生还得用点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