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泰戈尔与阿姆利则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战争的初期，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处于劣势，需要各附属国的大力支持。印度的民族运动又呈现了新的形势，对待英国的态度，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力主趁英国忙于大战无力东顾之机，脱离英国以取得印度的独立；一种主张应当全力支持英国，通过此种方式让印度获得自治权。

泰戈尔又一次处于民族运动的风尖浪口。他对这两主张都不赞同。前者必须借助暴力，后者必然卷入战争，这与他的非暴力思想和道德原则不符。但谁又来听他的意见呢？那些秘密组织在国外成立了印度独立委员会，在德国的支资下发动起义，但都没有成功。英国政府颁布“国防条令”对印度实行战时管制。泰戈尔在美国作了《印度的民族主义》的讲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然要受到非难了。

印度的大部分政党团体和政治家则主张全力支持英国，即使是民族主义精神最强烈的国大党激进派，也发表演说，号召印度青年参军。大战期间，印度仅以赠与的形式就向英国资助钱财达10亿卢比，参战的印军和劳工达120万。但在美国于1917年参战后，改变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战争变得对协约国有利。英国政府开始对印度的暴力活动进行镇压，还取缔了民族自治运动，将印度自治同盟的发起者，英国人安妮·贝桑特夫人逮捕。

从美国回来的泰戈尔再次参加到民族运动中，参加集会，演唱自己创作的爱国歌曲。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刺激着印度的革命者，各种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而政府的镇压也更为残酷。此时，泰戈尔病倒了，他在反对暴力活动的同时，对政府的镇压也进行了谴责。他给总督写信，要求实行人道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政府在印度事务大臣蒙太鸠对印度所作调查后的提案上，于1919年颁布了印度政府法案。增加了印度人立法和参政的权利，在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中增加了印度人名额。法案引起了印度人的强烈不满，因为印度仍然没有自治的权利。于是再次引发了印度的民族运动，在英国政府强行通过加强新闻出版控制和政府可以任意逮捕、审判监禁和放逐政治犯的罗拉特法案后，民族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1919年4月10日，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城的两名民族主义活动家被逮捕并被驱逐，引发当地人的抗议。警察与抗议人群发生冲突，抗议者焚烧了政府大楼，杀死数名英国人。当局宣布禁止一切公众集会。3月3日，数千群众在阿姆利则的贾连瓦拉公园集会，全副武装的军人在迪尔将军指挥下，封锁公园的唯一出口，开枪打死了379人，打伤1208人，造成令人震惊的阿姆利则惨案。

由于当局的新闻封锁，两个星期后，在圣蒂尼克坦的泰戈尔得知惨案，立刻赶往加尔各答，准备联络政界领袖，举行公众集会抗议，并担当大会主席。但他的号召并没有得到响应，他回到乔拉桑戈，以悲愤的心情发表了他曾写下的歌：

噢，可怜可悲，

所有人害怕得不敢张嘴，扭头站立。

噢，孤独的人，

你就向自己心灵诉说，打开生命，撒开喉咙！

泰戈尔决定放弃三年前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称号，以示对英国人的轻蔑。要知道，被授予爵士，是多少英国人和英国附属国人的梦想啊！5月30日，他把头天深夜写成的抗议信誉抄之后，一份寄给印度总督切姆斯福德，一份送到报社。6月2日，信在《印度快报》刊登，仿佛平地一声惊雷。这无异于既是对政治家们的嘲讽，也是对英国政府表明作为一个印度人的立场。泰戈尔的这一举动出乎于英国的意料之外，觉得这是英国人的奇耻大辱，是对英王陛下的极大不忠，因为英国人非常忠君，对国王视若神明。要不最早实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英国，仍然实行君主立宪制呢？于是，官员仇视他，英国公众也冷淡他了。在文学界，著名作家吉卜林和劳伦斯也对他很有非议。

泰戈尔并不感到后悔。在他晚年与传记作家梅特丽耶·黛维夫人的谈到这一做法时说道：“不及时抗议非正义，就是对不起自己。当心中溢满了抗议时，保持沉默，因为这样慎重；只有当时机似乎恰当时才出来说话——这不是我的作风。”的确，泰戈尔不是一位理智胜过情感的政治家，而始终是一位情感胜过理智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