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傍晚，因反补课而名噪一时的佛山“反补课专家”肖兵坐车从佛山启程，到广州搭乘火车赴京，欲请“范跑跑”来佛山“一同为反补课努力”。启程前，肖兵约见记者，并递交了一份《诚邀“范跑跑”力除“集体补课”教育顽症》的声明。肖兵称，目前他初步设想，假若范跑跑来到佛山，他们两人会到各地仍在补课的学校门口抗议。“以范跑跑和我的知名度，媒体追踪我们，到时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反补课的把握便成功了一半。”肖兵说。（广州日报3月13日）

笔者感慨，如今这世道确实应当令人刮目相看了，反补课居然也闹出了个“专家”来。尽管我不晓得肖兵先生勇敢地对本校的补课说“不”而招致考核“不称职”被迫“下课”以后，在“反补课”的道路上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而获得了“专家”之称号，但从各地如火如荼的“补课”现象来看，肖兵先生并没有因为是“专家”而让“补课”者恐惧连连。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肖兵先生才不得不“别出心裁” 欲请“范跑跑”来佛山“一同为反补课努力，以“范跑跑”之知名度，来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促使反补课得以成功。由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深思，既然中小学补课（尤其是集体性质的有偿补课）是国家教育部以及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其实远不止“三”令“五”申）禁止的；补课不利于培养、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意味着教学工作失败的失败，不仅是教师的耻辱，还增加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那么为什么大规模补课现象不但没有杜绝，反而愈演愈烈呢？

一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心理作祟。中考、高考凭考分定夺命运的现实，让一切关于“学生学习成绩不是第一重要”的说法变得苍白和无力。“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个屡遭批判的观点，如今仍然生命力不减，它的顽强存在，是滋生形形色色补习班的根源。据了解，从来不参加补习的学生只占很少一部分。他们中，要么是孩子非常优秀，不需要参加补课；要么是家长比较开明，不让孩子参加；再有就是家里比较贫困，交不起昂贵的补课费。

二是升学率高就是一所学校的社会评价误导了学校行为。事实证明， 越是重点校的学生补课越多，不但毕业班学生补，非毕业班的学生也在补；不但假期补，平时也在补；不但补主科，还补各种小科。补课的目的，有的是重新学习已经学过的知识，有的是拾遗补漏，有的是为了“拔高”，有的是提前讲新课。原因只有一个：考上国家重点、省重点的学生越多，学校的名气就会越大。

三是市场经济是催化剂，利益驱动下强占教育市场。从补课这一现象上可以看到，教育绝对是一个大市场。现在充斥教育市场的各类补习班不计其数，既有营业执照、各种批件齐全的文化补习学校；又有租用几间教室临时组建的“野补班”；还有干脆将自己的住宅改为课堂，招纳师生来此聚集一堂的；更有放学后，直接将自己所教的学生领回家，继续让其“吃小灶”的“私补”。而每每临近学期结束或者开学时，学校的门前都聚集很多补习班的宣传人员，往学生家长手里塞传单，人散后地上一片狼籍。

四是部分教师职业道德沦丧，“课内不讲课外讲”变相增加自己的收入。有些教师在课堂上，故意不认真讲课，好让学生再找他补课；甚至有些老师干脆在自己加中暗地开办“补习班”，打着“培优”的名义敲自己的学生竹杠。

五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不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来， 补课是国家教育部以及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禁止的，禁令也是教育行政部门下的，但却又往往对其管辖范围内学校顶风作案、补课成风之现象不管不顾。这是造成补课现象愈演愈烈的最关键所在。

笔者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深知中小学教学内容的设置经过了权威专家反复论证的，其分量和难易程度都是科学合理的。设若教师能够严格按照课程标准施教，在规定课时内是完全可以完成教学任务并能够达到设计的教学目的的。否则，教学内容就不会如此设置；即便是出现不能完成任务时，教育部恐怕考虑的也不是让学校补课完成，而是延长学制的问题。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补课都是不符合教育规律，不利于培养、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的错误行为。当前补课之风盛行，恰恰反映出了一些学校教学质量低下，导致了规定的教学质量不能按时达标等等的弊端。

事实上，笔者对肖兵先生在“反补课”上所表现出来的忠勇是赞赏有佳的，对于中小学“补课”热火朝天之现象也是深恶痛绝的。然而，“反补课”就必须要借助于“范跑跑”之昭著的臭名吗？只有让“范跑跑”加盟才能使“反补课”之彰明较著吗？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既然如此，肖兵先生诚邀“范跑跑”力除“集体补课”教育顽症之现象有该是谁之悲哀？是在对谁的讽刺呢？

      （李吉明2009年3月17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