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国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我们将看到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经济政策背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第一阶段”，其特点是容忍民营经济、积极引进外资、改革国企和保护国企利益；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其特点是鼓励企业间竞争、大力引进外资、着力改造国企；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末是“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是，大力发展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强化国企和银行地位、被动应对国际资本“操纵”。下面将逐一对这三个阶段加以分析，经过分析，读者将看到在不同阶段的经济政策背景下，财富的流向有着明显不同，而其效应则值得我们深长思考。

　　“第一阶段”的政策背景和财富流向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国家经济政策总的特征有以下三点：

　　其一：容忍民营经济。当时针对民营经济的核心政策思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和帮助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这种经济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个人追逐财富和拥有财富的开始，也意味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开始逐渐走向终结。

　　其二：重视引进外资。具体说就是拿市场和政策来交换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此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引进外资的核心思想依然出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曾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在这一经济思想指导下，外国资本开始了在中国市场的利益角逐。外国资本的不断引进，极大地刺激和促动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和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变化。

　　其三：改革国企和保护国企利益。此一时期，由于国企历史包袱日渐沉重，加上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两面夹击，在中国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国企面临了一系列的问题。中央政府一方面试图改革国企（比如推行承包制，允许企业有一定利润留成，推广各种新兴管理经验，等等），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在政策和体制上给国企“松绑”；一方面要坚守国企的“计划”性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国企在计划外与民企和外企“争饭吃”。

　　在“第一阶段”，中国的财富主体虽然还在国家手中，但国企却处在“防守”境地，原有的财富和新增的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了民营经济领域，也部分地流向的外资经济领域。

　　“第二阶段”的政策背景和财富流向

　　在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的早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度为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问题所困扰。1992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认为，在整个“第二阶段”，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三个有利于”的核心思想在大胆地“摸着石头过河”。期间所呈现出的特征也有三点：

　　其一，鼓励企业间相互竞争。鼓励的方式是，并不过多的计较企业的产权性质。因而，在此阶段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了快速地发展。甚至一度出现了“外资将打垮整个民族产业”的担心，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越来越大。相比之下的国企，由于历史包袱和现行体制原因，在竞争中继续处于防守境地。在外企和民企继续的双重夹击下，国企一度普遍面临了生死考验。

　　其二，大力引进外资。其显著特点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引进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不顾及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使中国经济在一些领域过早地向外资开放，比如零售业。

　　其三，着力改造国企。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重夹击下，加上宏观调控（1993年底）导致的阶段性经济滞胀，深受历史包袱拖累和现实体制羁绊的国企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没有通过限制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来保护国营企业，而是通过职工下岗分流、进一步扩大国企自主权、“甩包袱”（将县级以下小型国有/集体企业转制为民营）、让部分国企上市融资等手段来解决国企的问题。直到这一阶段的后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冒险”地进行了“国退民进”战略探索，才逐渐找到彻底改造国企的方法。

　　在“第二阶段”，国家经济政策对财富导向的总体结果是，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三分天下，各占其一，但总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财富流入和增长最多的是民营和外资经济领域。

　　“第三阶段”的政策背景和财富流向

　　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中国的经济政策呈现出的主要特征同样有三个：

　　其一，大力发展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在1998年开始全面迎来“春天”的。当时，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国内经济出现“滞胀”，中央政府为“刺激内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从而导致了房地产市场长达十年的“繁荣”。房地产市场繁荣，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房地产业的长期“繁荣”也演变成为经济危机的重大隐患之一。中国的证券市场起步于1990年，至1999年，上证指数最高也曾达到1500点。但是，自1999年5月至2007年8月间，上证指数最高曾飚升到过5000点。在此期间，股市虽然也出现了几次大熊市，但总的趋势是资产的市场价值呈现出了几何级膨胀。“在股市最热的时间里，新开户股民每天多达30万人，涌进来的这些人不仅有城市白领、理财老手，还有大学生、小商贩、邻居的大妈们”（吴晓波）。中国股市的成交额一度超过日本，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日本的60%。

　　其二，强化国企和银行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前两个阶段，中央政府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很有效的国企改革之策。1997各级政府试验“国退民进”取得了成功，第二年便开始全面推广“国退民进”战略，到2003年“国退民进”战略目标成功实现，随后是大型国企纷纷上市，至此国企走上了一条“顺风顺水”的发展道路。国企改革的成功，也是国企进入超垄断经营时代的开始。在国企改革成功和进一步走向超垄断经营的过程中，大量的跨国资本以不同的名义成为了大型国企的股东，使得跨国资本也大量地分享了中国改革和国企垄断而带来的丰硕成果。除了实体经济领域的国企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获得了迅猛发展以外，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也在“第三阶段”迎来了“春天”。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商业银行一直为坏帐和来自体制方面的障碍所困扰。商业银行的“春天”是通过两大方法而迎来的：一是政府先后多次向银行注入巨量资金，从而剥离了银行的大量坏帐，使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达到或超过8%，不良资产率大幅度下降至5%以下。二是银行纷纷成功上市。2006年和2007年，是“银行上市年”，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在这期间成功上市并成为股市热捧的对象。在此过程中，由于大量的跨国资本以不同的名义成为了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东，使得跨国资本也大量地分享了银行改革和上市成功的丰硕成果。

　　其三，被动应对国际资本“操纵”。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国际资本是不是“操纵”了中国经济，一直是非主流经济学界和民间热议的话题。但由于这涉及到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是否存在“阴谋论”这个敏感话题，官方显然不愿意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谈。再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是可以自由逐利的，很难找到哪个国家在蓄意利用国际资本操纵中国经济的确切证据。但是，国际资本出于逐利的目的，吹大了大宗商品、股市、期市、房市的泡沫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大宗商品、股市、期市和房市的泡沫，变相地一度“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997年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体系时，以及在随后试图攻陷香港金融体系中，我们已领教过国际资本的险恶。幸好，当时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封闭的，以至于绕过此劫。但是，国际资本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它们在其他途径的追利行为，深深地“操纵”了世界经济，也变相地“操纵”了中国经济。众所周知，1999年以后，中国逐步成为了“世界工厂”，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一度成为一些人津津乐道又为另一些人忧虑和诟病的话题。由于中国商品的物美廉价，导致了中国商品出口额的连年增长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产生。出口量的不断攀升，导致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猛增；巨额的贸易顺差，又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额猛增。于是，国际资本看到了机会，它们不约而同地在大宗商品、股市、期市、房市兴风作浪。以至于坊间有“中国人卖什么，什么价格下跌；中国人买什么，什么价格上涨”一说。不能说国际资本是蓄意针对中国的，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越高，使得中国经济被国际资本间接“操纵”的可能性越大。针对国际资本在境外（也包括大量资本流入中国境内）对中国经济的变相“操纵”，中国政府也曾意识到并采取过诸如控制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和限制国际游资在国内资本市场流动的措施，但是中国政府对来自境外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的变相“操纵”则总体上是无能为力的。

　　在“第三阶段”，由经济政策所导致的财富流向十分清晰：一是，大量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投资和投机的个人和机构收敛到巨量财富（含地方政府从土地交易中攫取了大量财富）；二是，大量的财富流向了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和银行，并使跨国资本分享了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改革的丰硕成果；三是，导致了不计其数的原本的既得利益群体从“国退民进”战略中成为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至于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变相“操纵”，则使中国人的财富一度巨量地流到了国际金融资本家的腰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