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指出：以现在的发展模式，我国还能保持30年快速发展，30年之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后劲将全部枯竭；所以中国不能继续走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传统工业化之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年均保持9－10％的快速增长，先后解决温饱、小康问题，实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但是为了经济的平稳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了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对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我们取得温饱、小康这个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到底依靠什么？归纳起来是依靠牺牲资源、环境、劳动这三个要素。在社会稳定和劳动者愿意条件下，唯有劳动是可再生的，因此“牺牲”是一种不计得失而不可再得的失去。

牺牲资源　一种依靠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来促成的经济发展，能维持多久，资源用完了怎么办？我们现在万元GDP的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至11倍，单位GDP的环境成本居世界前列，虽然生产效率有一定提高，但是没有抵消资源投入和污染产出总量的增加。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说：“高消耗、低效益、高排放”式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中国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从内因方面讲，是我们这几十年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了一种“病”，这种“病”就是“依赖性”。同时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组织，它就希望你每一个角落都搞大开发，它希望并实际操纵——让你没有一块油田不开采、没有一个煤矿不出煤、没有一个金矿不出金。全国人民大开发，全部国土大开发，全部挖、深入挖、加速挖。挖的结果是什么？挖三十年之后，留一片光光的土地给子孙，让一个由我们这些“挖手”生出来的十五亿人构成的大国，变成一个资源穷国！如果增长方式不转变，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即本世纪中叶人均GN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我们的资源会这样不可控制地全部挖、深入挖、加速挖？内因是我们患有依赖性这种“病”，外因是它有市场，不排除人为制造的市场。为什么我们的资源会有市场？因为它便宜。例如日本人发现从中国进口筷子比它洗筷子的成本低，于是就干脆不洗筷子，用过一次扔掉。据日本海关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间，中国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就有2243亿双，平均每年要砍伐中国200多万棵树，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砍伐的森林面积涉及中国国土面积的20%。我们一次性消费的产品很多，还有各种不能回收的容器和豪华包装。现在汽油这个一次性消费品，已经成为中国人沉重的负担，中国石油消耗量40％靠进口，中国社科院2006和2007两年发布的能源蓝皮书《中国能源发展报告》都预测，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将达到50%。每年公车、私车都在迅猛增加，尤其是很多城市家庭、个人都在疯狂购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台湾著名科学家李远哲1998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如果中国大陆的人均石油消耗量达到今天台湾的水准，全世界的石油产量也不够供应中国大陆的消耗。”而我们的汽车消费方式，正在迅速向台湾和美国学习。如果汽车消费心理继续这样膨胀，汽车照这个速度增加下去，不只是三分之一良田要变成高速公路的问题，可能八年、十年之后，一旦遇到国际金融炒家兴风作浪，单是汽车用油这一项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搞垮，还撇开可能导致的社会动乱和瘫痪不说。“一次性消费”的实质就是“一次性浪费”，就是牺牲资源。

中国牺牲资源最大的一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一项是土地。今天的中国，靠牺牲土地资源来刺激GDP增长的做法遍及大江南北，成为地方政府的一大政绩和形象工程。不少地方政府靠牺牲土地资源刺激GDP增长，已经陷入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竞争、本地政府和外地政府竞争的恶性循环。

我国多年来一直存在一个基本国情，就是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紧张。虽然国土辽阔，但1/3难以开发利用、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产，耕地仅占全部国土的12.8％。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8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因此我们要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在国土资源中，土地是万物之基、是最重要的生存和发展资源；而在土地资源中，耕地乃民生之本，现今这个十分有限的民生之本已经受到来自非理性盲目发展的严峻挑战。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自1996年至2003年，全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间共减少了整整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减少面积比两个海南省的耕地还多，2003年已有6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低于0.8亩警戒线。根据国土资源部2008年3月发布的《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数据，我整理、计算、绘制了一个7年来全国耕地面积变化和减少情况表：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全国耕地面积变化和减少情况有三个特点：第一，在进入本世纪以来的7年中，耕地面积从未停止过逐年减少的趋势。第二，从2001年至2004年，每年耕地减少面积都超过1000万亩，而且前三年每年减少的增加量也超过1000万亩，存在一个有趣的“1、2、3”现象——01年减少1000万亩、02年减少2500万亩、03年减少3800万亩！为什么每年减少的增加量都超过1000万亩？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以廉价土地招商引资和西部大开发起始阶段有关各地采取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资源型发展方式所造成。第三，从2004年至2007年，中央提出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遏制住耕地面积每年大量减少的势头，但2007年依然保持了上百万亩的锐减数量。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报》数据，全国现有土地结构及所占比例为：耕地12.81％，园地1.24％，林地24.84％，牧草地27.54％，其他农用地2.68％，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2.80％，交通运输用地0.26％，水利设施用地0.38％，未利用地27.45％。与2006年相比，2007年绿色用地所占比例全部减少，如耕地减少0.03%、园地减少0.04%、林地减少0.002%、牧草地减少0.03%；与此相反，非绿色用地所占比例则全部上升，如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增加1.11%、交通运输用地增加2.05%、水利设施用地增加0.37%。“绿色用地”和“非绿色用地”是我去年所发论文《论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目标原则》使用的概念，绿色土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非绿色用地包括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等。目前未利用地多是沙漠、石山等难以开发利用的不可用地，随着初级阶段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持续推进，水利、交通、工矿和居民用地只会有增无减；而且不仅非绿色用地会不断占用耕地，生态退耕的绿色用地也在减少耕地。

从现在的发展情况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预测情况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城镇住房、基础设施、经济建设用地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并保持旺盛势头，加上雪灾、震灾、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的破坏，耕地数量的减少已经不可避免。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我们会面临更为急迫的用地需求，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日益尖锐，保护耕地的困难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艰巨。

近几年来全国土地违规违法案件很多，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国土资源部开展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共查出以租代征、圈占土地、未批先用三类土地违规违法案件3万多起，涉及土地336万亩，这个数字十分惊人。我们长期以来以牺牲土地资源为核心的开发区热一直控制不住，全国各种开发区建设中的土地违法行为最多，开发区用地往往有各种特殊政策保护，而不少特殊政策是违法的。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40％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并且大批良田已经被废渣、废石、废土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经超过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

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耕地减少问题的严重性。中国人口太多，吃饭是第一大事。如果国内粮食不够吃，要到国际市场大量购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粮食安全是影响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最大的因素，我们的思想认识和政策行为一定要到位，差半点后果都可能不堪设想。

现在要增加耕地已经无法做到，而整个国家唯一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就是确立和坚守耕地保护底线——18亿亩。2007年新上任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在首次面对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说：18亿亩耕地红线是高压线，谁都不能碰，对敢于触红线的人绝不手软；我们必须坚守红线绝不动摇，打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耕地保卫战。国土资源部《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要求强化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温家宝总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要求，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特别是加强基本农田保护。”2008年8月1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同样要求，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从保障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出发，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根据《规划纲要》，2020年耕地保有量要比2010年减少0.13亿亩，接近18亿亩极限。2007年耕地面积是18.26亿亩，这就意味着，从2008年起的今后13年，年均净减少耕地面积不能超过200万亩，否则将突破红线！2008年9月9日国土资源部下发通知，要求从2009年起，除国家重大工程可以暂缓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全面实行“先补后占”，因自然灾害损毁的耕地要在一年内恢复利用，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

中国的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是世界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从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已经不是资源大国。为什么计划生育工作要实行严厉的“一票否决”制，就是因为人口太多、资源太少，政府的好多中心工作都是从资源太少这个中心出发的。资源太少还要糟蹋、浪费，那不完蛋吗？

牺牲环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直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巨大牺牲和破坏。为什么牺牲环境也给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因为发展污染、破坏了环境，而在利润里边，在增长数据里边，应该把污染、破坏环境的补偿算入成本，可是没有算、没有扣除，让负值变成了正值。例如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但并没有从GDP里边把这15％扣掉。2003年GDP增长是9.3％，如果把牺牲环境的成本扣掉，2003年GDP增长就是个5.7％的负值。所以有人提出要使用绿色GDP概念，要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份绿色GDP报告，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当年GDP增长是10.1％，其中扩散性最大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环境成本就达5060亿元，占总成本的99.8%。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已计算出的2004年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完整的绿色GDP核算，至少应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2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由于基础数据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这次核算没有包含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也就是7大项里边只计算了1大项。而且环境污染损失这1大项里边还包括20多项，这次核算又仅算了其中的10项，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另外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问题，可见这次核算只是整个结果的一小部分。即使按照这个残缺不全完的环境损失统计，在现有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入10800亿人民币，约占当年GDP的7%，而我国“十五”期间治理环境污染投入仅占GDP的1%；除开这个一次性投入，每年还需花费治理运行成本（虚拟治理成本）2874亿元，要占当年GDP的1.8%。由此可见，就是只按照这个7大项里边只算1大项、1大项的20多项里边又只算10项来计算，2004年牺牲环境的成本就是8.1％，从10.1%当中扣除8.1％，2004年GDP增长只有2％；如果7大项全部算，2004年GDP增长就是个不小的负值。所以全国有效治理污染的工作完全没有做到，这就意味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依然严重存在并且日益扩大。负值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仅白干，而且干倒退了；不仅今天白干了，而且把明天要干的基础也破坏了。我们的环境已经是个“重病患者”，但是没有从牺牲它的健康所获得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它“治病”。“负值”还意味着，那个环境被剥夺的健康，有不少已经是永久性的，再花好多钱都恢复不过来了。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当时表示，由于技术和体制障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等到条件全部成熟时再动手，那样就太晚来不及了，因此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可是从2005年到2007年的绿色GDP就再也没有公布。2008年3月4日北京《新快报》报道，两会前夕潘岳副局长在谈到公众关注的绿色GDP为何没有公布、何时才能公布时说：“这不能怪我，我去年这个时候接受记者采访时已说过，绿色GDP已算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公布。”潘岳表示，有权公布绿色GDP的不只环保总局一家，环保总局只是绿色GDP的小组单位之一，不是唯一单位。当记者追问公布绿色GDP的阻力是否来自其他部委，这位34岁就跃升为副部级高官、声称“不在乎个人毁誉”的中国新生代政治家，竟也用支支吾吾的政治语言卖关子：“也不能说阻力来自于其他部委、地方，或者是企业，总而言之，它一直没有公布。”

2005年至2007年的绿色GDP一直不能公布，这说明什么？说明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超过了多数人的承受力极限。我们现在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到什么程度，笔者综合多种官方资料得出以下一组数据：中国环境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中国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目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基本丧失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中国水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并且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全国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饮用水，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全国一半以上城市空气不达标，其中山西的城市全部不达标，全国4亿城市人口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500万人因此患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空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是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北京的喉癌、鼻癌、肺癌患病率已超过传统胃癌成为“第一癌症”；兰州、大同、临汾、乌鲁木齐等11个重点城市每年出现污染天数比例超过1/3；199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亿吨，2007年超过一倍接近16亿吨，全国668座中等以上城市2/3被垃圾包围；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中国还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有16个，北京也名列其中。三十年改革开放，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已经遍体鳞伤，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不少地方在土地利用过程中造成的土地损毁、沙漠化、荒漠化等，使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任务更加艰巨。煤炭、火力发电、冶金、有色金属、水泥、建材、造纸、石化、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经济增长一直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高能源、高污染产业的过快和过度发展，严重透支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

长期盲目追求非绿色GDP的结果，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的基本生存条件。所以我怀疑我们这个实际的绿色GDP数字很低，甚至如果真实扣除资源耗竭、环境永久性破坏的成本，可能是零，或者是负数。我国三十年发展，把子子孙孙生存的基础都搭进去了，所以绿色GDP遇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的重重阻力而不能公布。可以肯定，一旦公布绿色GDP，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发展很快、成绩很大的地区，就会暴露其背后透支环境、透支未来的巨大“黑洞”，因为扣除资源、环境损失成本，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会大大下降，甚至变成负数。这些地方官员原来政绩中的水分就会被挤干，会让这些地方官员难堪，甚至影响其仕途前程，甚至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最后追究下来中央一些部委也有责任，因此一直不敢公布。

不敢公布绿色GDP尤其说明的问题是，还在掩盖问题，如果一直掩盖，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会有一个总爆发。就像2003年的非典，从来没见过的病疫流行开来，死人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有些地区的政府及其官员还在缓报、漏报、瞒报疫情，脑子里只有政绩意识，只顾乌纱帽，而不关心民众死活，让人民财产和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最后追究下来，连北京市长、卫生部长的乌纱帽都被摘掉。就像2008年的婴幼儿奶粉污染事件，开始死几个人，涉及1个厂家，最后掩盖不住，死几百人了，质检部门一查，几十个厂家、十几个部门都有问题，好些人还得坐牢。平时不严格执法，等问题闹大了再来个“杀着”、搞运动，这个不是高明的办法，高明的办法是要建设理性政府、依法行政，把法治的功夫下在平时，防患于未然。

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环境的污染、破坏往往是永久性的，所以叫牺牲。例如农村面源污染、土壤板结问题，现在种庄稼、果树，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就无法保证收成，土地吃化肥、庄稼果树吃农药就像瘾君子吸毒一样离不开了。所以污染是永久性的，不继续用化肥、农药污染破坏土质，农业就没有收成。耕地的质量在逐年下降，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说，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总量大，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水和大气环境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有些地区相当严重。二是由工业、城市生活及农村面源带来水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和大气二氧化硫及颗粒物污染等老环境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诸如危险废物、微量有机污染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土壤污染、汽车尾气污染等新的环境问题已经出现，环境污染呈现复合型和压缩型特点。三是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和草地退化、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水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王玉庆说，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未来的环境形势将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

现在建设新农村也面临严峻挑战，就是会不会延续过去那种“建设到哪里污染到哪里”的做法，把广大农村变成更大的污染源。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2008年7月2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农村环境保护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因此要把农村环保放到更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正确处理农村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统筹城市环保与农村环保，处理好主动预防和被动治理之间的关系。

粗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要实现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必须在强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和前提下优化国土资源开发，走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超常规发展道路，此外别无他途。一个国家民族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壮大，必须依靠高科技武装和人力资源开发，而绝不能靠拼资源、抢能耗、搏污染，否则发展到最终只有死路一条。邓小平以前讲过一句话，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继续这样不可控制地糟蹋、蹂躏自然，可能若干年后等待我们的也只有死路一条。

以上我们反思了三十年来牺牲资源、环境这种“高消耗低收益”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十七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党和国家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差距、困难和问题时，严肃而明确地指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这种依靠大量牺牲资源、环境的增长方式，还能继续下去吗？现在这种增长方式的局限性和瓶颈状态已经出现，特别是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日益严重，有些地方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更可怕的是现今这种状况仍在继续，以高能耗、高污染、廉价劳动为支撑的国有经济仍在超高速增长。2008年上半年，大中型国有企业尤其是高能耗国企的营业收入增长在30%以上，净利润增长也接近30%， 说明以牺牲资源、环境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还在发挥巨大作用。

本世纪前半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2005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2000年的人均GDP是856美元，到2020年翻两番就是接近3500美元。现在人均GDP是1800美元，达到3500美元还要再翻一番。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3500美元发展目标，实际上是分阶段落实“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第三步发展战略是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实现上述2020年和更远的2050年发展目标，到底依靠什么？继续依靠已有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行不行？

我们反思三十年发展模式的结果是，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观，必须要加以转变。现在实现新阶段发展目标，不能继续依靠牺牲资源、环境。十六届五中全会要求，“十一五”时期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二条原则，就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循环经济是一件大事，例如酿酒的酒糟不能丢了，可以用来生产砖头。不要小看这个砖头，河南省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城市盖房子，把近万亩土地的表层泥土用来生产砖头，结果庄稼就种不成了。十七大报告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一节中，专门有一个问题是谈“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书记在这个问题里边明确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在同一节的“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这个问题里边，总书记又明确要求：“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温家宝总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同时要“取消或降低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其目的就是要限制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业的发展。

我们前边解释了牺牲的含义，说牺牲是一种没有回报、不计得失的贡献。资源挖空了、浪费掉了，就不会再有了。土地应该是干什么的？中国古人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土地是老天爷拿给你种粮食的，可是在大量土地上把肥泥挖掉，从几米、十几米深处开始浇灌钢筋混泥土，它能再恢复生产粮食吗？把环境污染、破坏了，还能复原吗？这种资源消耗巨大、环境成本超高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论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起飞阶段、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难以避免或许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能太长，三十年已经足够了，太长会掏空国家发展的基础，导致国民经济崩溃，甚至会出现无法收拾的社会、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经济发展就像一场马拉松赛跑，运动员开始跑前一段路的时候，可以依靠肌体力量支撑前进，但是越往后跑就越没有劲头，就来不起气了。我们中国运动员，相比欧美运动员体能很弱，跑几下就满头大汗，跑不动了；我们现在的经济，也像我们的运动员，跑不动了，不能再跑了，再牺牲资源和环境跑下去，就会倒在赛场上，最后把自己也牺牲掉。而要一直跑下去，就必须在体内装入一种永动机制，对一个国家来说，这种永动机制就是科技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只有创新和发展循环经济才能提供发展的无穷动力，走上科学发展之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陈嘉珉，2009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