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陈绪国

第一节 “郎顾之争”引爆网络文化大革命

近日来，各大媒体开足宣传机器，报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顾雏军的终审判决，为几年前的“郎顾之争”重重地打下一个偌大的休止符。

4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顾雏军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揭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三罪并罚，决定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人民币罚金680万元。8名同案犯除曾俊洪被判无罪外，姜宝军、张宏等7人分别被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到有期徒刑四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到10万元不等。（广州日报2009年4月10日A12版《顾雏军终审仍领刑10年》）

5年来纷纷扬扬的“郎顾之争”尘埃落定。毫无疑问，广东省高院、佛山市中院以及佛山公安、检察机关立了一大功，为国家、为股民除了一大害。而立头功的，是一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牌经济学家郎咸平。立二等功的是著名律师严义明。另外，还有许多的无名英雄，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左大培、杨帆等，以及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匕首”们、“投枪”们。

“郎顾之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塑造了郎咸平们伟大的国格、伟大的的人格的光辉形象，更加重要的是，开创了新时期政治民主、学术民主和法制民主的新局面，为保护国家资产、股民利益和惩治腐败杀开了一条血路，大长了弱势者的志气，大灭了权贵者、腐败者的威风。从此，一个捍卫国家资产、股民利益的人民战争进入到一个持久战阶段，那些贪污腐化分子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郎顾之争”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时势造英雄，也是英雄造时势。郎咸平们巧妙地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巧妙地战胜了恶劣的政治气候，巧妙地挑战了政治威权化、经济威权化和权贵利益集团威权化，巧妙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巧妙地舌战群儒，巧妙地扭转乾坤，扭转了阶级斗争大方向，巧妙地将走资派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从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的胜利。

“郎顾之争”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郎顾之争”是新时期文化大革命的里程碑。

“郎顾之争”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用大鸣、大放、大贴报、大辩论的形式，在文革被冻结后18年，发动群众在互联网上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猛烈开火，向树大根深的特大贪污腐化分子猛烈开火，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邓小平时代，开启了政治威权化的先河，去无产阶级政治化、去毛泽东化、去马克思主义化、去文革化已成定局，他们镇压不同政见者，压制政治民主化，有的人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反改革。无产阶级专政拆除了防火墙，国有、集体企业的防火墙轰然洞开，形形色色的走资派乘虚而入。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的三光政策出台了——将国有企业卖光，将国有企业送光，将中老年职工赶走光。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山东省诸城市就出了一个“全卖光”、“全送光”的典型。当年，该市发起的一场“改革”，因为当时诸城市委书记叫陈光，人们就把他喊成“陈卖光”、“陈送光”。

现在，来看一篇“美文”：（来源：搜狐财经2004-10-28，作者刘健）

郎顾风波趋白热化 诸城国企产权如何被“卖光”?

中国青年报

　　虽然“卖光”“送光”最早是从山东诸城开始的，但现在的国企经营者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接受诸城模式 
　　“郎顾风波”现在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争论中，双方都以不同的褒贬，频繁地提到所谓“全卖光”和“全送光”。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其最新一篇文章中就批评：“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 
　　秦晖教授所批评的，是今天许多地方国企产权改革的现实。但“全卖光”和“全送光”，当年曾有其确指的含义，它们指称的是山东省诸城市发起的一场改革。因为当时诸城的市委书记名字叫陈光，人们就把他喊成“陈卖光”、“陈送光”。而当年诸城的“全卖光”和“全送光”，与今天的所谓MBO，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我是全国最早报道并长期跟踪诸城改革的媒体记者之一，了解10年前陈光在诸城“全卖光”和“全送光”的真相。 
　　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全卖光”的要求，最初并不是“陈卖光”提出来的，也不是国企经营者提出来的，而是职工们提出来的。为了避免被人说成是“私有化”，诸城市委、市政府的改革腹案，原本是改制后保留大约20％的国有股权，继续当第一大股东，但职工们坚决不同意。他们说：“要卖你们就全卖光，一股也别留！只要还留下一股，这个企业就还是政府说了算，我们占多大股份都白搭。”征求了许多家企业的意见，职工们不约而同地都表示“要么卖光，要么不卖”，最后市委、市政府只好彻底让步，国有股从改制企业中完全退出。 
　　诸城“全卖光”，买方是企业全体职工，而不仅仅是经营者。哪位职工愿意出多少钱买多少股，就出多少钱买多少股，没有按级别限定“企业主要领导可以买多少股”、“中层管理人员可以买多少股”、“普通职工可以买多少股”。更没有把“经营者的历史贡献折成股份”一说。作为一个县级市，诸城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当时大家也都没钱，入股你三千我五千的，差别不大。所以改到最后，股权非常分散，股权的大小之分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但也正因为如此，诸城改革变成了“剥夺剥夺者”的狂欢。职工们衷心拥护改革。在社会保障制度还完全无影无踪的时代，他们宁愿丢掉已没有多少油水的铁饭碗，宁愿东挪西借个人负债，宁愿自己承担经营失败的风险（陈光在改革动员大会上明确地告诉他们，“以后你破产我只能同情”），也要把自己工作的企业从政府和政府委派的经营者手中拿回来！ 
　　“卖光”的第一个结果，是职工们把原来无职无权的职代会变成了有职有权的股东会。改制后一个月，27家企业有24家原厂长经理被职工兼股东们选下了台。许多企业股东大会的第一项决议，就是卖掉厂长经理专用的小汽车。看着原来整天大吃大喝的经营者如今变成了普通职工（陈光有言在先：落选的厂长经理政府一个都不安排），每天要和自己一样下车间干活，职工们如同大包干以后的农民们看着原来一点农活不干的村干部如今天天下地劳动一样兴高采烈！ 
　　也和大包干以后的农村一样，改革以后，诸城的工人们迸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热情，短期内企业效益飞速上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0％算是少的，有的企业甚至提高了将近两倍！“现在是给自己干了。”一句心底里的话就彻底消灭了所有懒汉，原来“厂长大偷，工人小偷”的痼疾也不治而愈。 
　　股权非常分散确有其弊端。在改制四五年以后，诸城市委、市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让经营者持大股”。但这时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引导而已，因为企业早已经不是国企，不归政府管了。不论是卖是送，都是企业个人股东们与经营者商量的事。严格地说，这时的改革已是私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不再是国企产权改革。事实上，当时经济效益和发展后劲最好，经营者素质最被职工（股东）们认同，市政府也认为实现“经营者持大股”最有把握的四达公司，“调整股权结构”的最终结果，却是让一位因业绩好提成多而特别有钱的普通推销员当上了第一大股东，原来被广泛看好的总经理只能屈居第二。当然，当上了第一大股东的那位推销员自认经营管理才能有限，所以并不主张换掉能干的总经理，他只是要了一个“董事”的名义，还继续干自己的老本行，成了奇特的“董事兼推销员”。
　　政府推动“经营者持大股”，结果却是推动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 
　　诸城“送光”的代表作，是其农用车厂。当时，国有的北京汽车摩托车总公司（简称“北汽摩”）正试图进入农用车行业，在山东半岛各地寻求合作伙伴，因价格谈不拢屡屡受挫。没想到，在诸城，陈光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一分钱不要，这个厂白送给你们！”一家资产仅500万元的小厂送出去了，当年就吸引来北汽摩3000万元的扩建投资，到第三年，诸城市政府从这家企业拿到的税收就已不止500万元。现在，这家小厂早已成为中国农用车行业的巨无霸企业，它就是著名的北汽福田。朱基曾就此当面夸奖陈光：“你账算得精啊！” 
　　陈光“陈送光”的绰号叫得更响，是在他调任山东菏泽地区行署专员之后。那个地方的职工实在太穷，买不起企业，陈光就更多采取了“送光”的办法。不过，仍然不是“送”给企业的原经营者，而是“送”给外地来的大企业、大投资者。譬如，原菏泽啤酒厂“送”给了青啤集团，味精厂“送”给了莲花集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诸城改制开全国风气之先，在当时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国有资产如有一分一毛的流失都必定导致改革被彻底否定。中央许多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曾带着疑虑去详细查过诸城改制企业的账本。在一片争论声中，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带着大队财会专家到这小地方住了3天。可以肯定地说，诸城绝不会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显然，诸城的这种“全卖光”和“全送光”的模式，是不受国企经营者欢迎的。江苏省某市领导到诸城参观学习后，回去试图照搬，就遭到了当地国企经营者们的一致抵制。市领导气急败坏，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会：“一个月之内，谁如果交不出本企业的改制方案，我就派纪检委去查你！我就不相信你们哪个人会查不出问题！”如此威压之下，经营者们才终于接受了“卖光”和“送光”的改革。 
　　那时，经营者们在改制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还远不能挟持企业，“要么卖给我，要么就别卖”，“要么按我要的价钱卖给我，要么就等着我搞垮它”。 
　　诸城经验，如今已只剩下“卖光”和“送光”的说词。 

以上是文章的全文，打杠杠和加黑部分的是笔者加的。

在“郎顾之争”白热化的紧急时刻，作者抛出这样的文章，大概是为了平息争端。客观上披露了“三光政策”是从80年代那个威权化时期就开始了，并且得到朱熔基的大力支持。“诸城模式”就是全体职工股份化、私有化的极端自由主义模式，是“杀鸡取卵断子绝孙”的极端资改模式。除了股份化、私有化与俄罗斯极为相似以外，而“三光政策”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特别是“全送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过，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过。“全送光”是封建分封制的做法，是皇帝奖励王公大臣、开国元勋的做法，在中国绝迹了几个世纪，竟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众目睽睽之下得以成功推行。

刘文中，一个价值500万元（一面之辞，可能远远不止）的农用车厂白送了人家，还沾沾自喜。当然，这是表面文章。

如果算经济账，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合算的。500万元的国有资产白送以后，头二年不交税，仅企业所得税一项就少交纳了1000万元，另外还有利润调节税两年大约少缴纳了200万元。后三年减半征税，光企业所得税（由35%减按15%）一项三年共少缴纳300万元以上，另外还有利润调节税三年大约少缴纳了300万元。以上的损失已经高达2000万元。因为改制私有企业，以后每年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调节税，以至后来的固定资产调节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等十几种税费一直不同程度地低于国有企业的税收，统统加起来，少则高达几千万，多则高达几个亿。另外，农用车是紧俏商品，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过程中，价格往往上涨10倍以上。这个厂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市场条件、政策条件。不要以为它的“成功”是私有化的“成绩”。

要说政治账，将一个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白送、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不说，根本上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将中国引向了邪路。

俄罗斯的改革，证明了股份化、私有化是历史的大倒退：由一个世界上第二大超级大国沦落为三流国家，综合国力由一至二等降低为五至七等，居民平均寿命由71岁下降至57岁，每年人口减少100万以上，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连“厉股份”也指出中国不能走俄罗斯“全民股份制”的道路。诸城市的“三光政策”，是中国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甚至比英国、美国、法国的私有化都糟糕百倍。

有资料表明，在MBO热中，有可能重犯俄罗斯当年的错误。俄在开始私有化后，通过MBO，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500家大型企业，只卖了72亿美元。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就归谁所有，从而出现了“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

诸城市“三光模式”得到朱 基的大力支持，但随着他的下台，胡温政府采取得力措施，才避免了步朱的后尘。

八十年代没有互联网，并且政治威权化的弹压，不便于开展网上文化大革命，当时秦晖教授的观点不能立即得到广泛响应就是一例。在二十一世纪，终于见到曙光。人们利用互联网同郎教授、严律师站在一起，大力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张大贴报，自发地贴向互联网，万炮齐发，其排山倒海的气势，远远超过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极大地震慑了贪污腐化分子，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孤立了顾雏军及其附庸们。

至今，各个网站，各个博客，仍然保留着成千上万篇“郎顾之争”的原创文章：2004年8月2日郎教授在复旦大学抨击“并购大王”顾雏军“七板斧”，那铿锵有力的演讲被永远定格在各个网站和博客里；顾雏军欲与郎咸平对簿公堂，并用“秘密行动”极端恐吓手段吓阻郎咸平，可惜因顾的被捕而成为笑柄；著名律师严义明自告奋勇地当中小股民的辩护人，发文支持他们的知情权、代表权、委托权、审查权、表决权和收益权；在“郎顾之争”曝光不久，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公开支持顾雏军，并大骂郎咸平“无耻”，2004年9月15日，北京和上海等地10名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公开支持郎教授的观点；郎咸平公布了“请而不到”的学者吴敬琏、张维迎、王东京、林毅夫、茅于轼；2004年9月7日，国资委负责人林义明承认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出了问题，需要逐步完善；2004年10月20日，一邦政府机关、经济学界、法学界代表在北京集会公开支持“科龙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郎咸平、左大培、杨帆从法理学、经济学角度谈怎样保护国有资产，批驳“两权分离”和资改化错误观点；2005年11月，新华网社会调查中心与搜狐新闻中心联合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所有经济学家排名第一；......科龙电器接受调查......顾雏军喊冤......顾雏军策划保外就医......顾雏军接受一审......顾雏军接受二审......整个“郎顾之争”、“严顾之争”全曝光......

这一场捍卫国家资产、股民财产的斗争持续达5年之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终于赢得了网络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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