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使命：以陈寅恪和冯友兰为例

（通信摘抄）

杨 学 功

什么是学者？当一个人选择做学者的时候，他凭借什么安身立命？有什么动力足以使他乐此不疲、矢志不渝？这是我经常要思考的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学者就是以学术为天职的人。而学术的真谛就是求真。因此，只有当一个人把求真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时，他才真正具备了学者的品格。真也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在较低的意义上是事情的真相，而在较高的意义上则是真理。所以考据之类旨在调查真相的工作也是学术，但不是高境界的学术。

冯友兰先生曾比较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不同。这种不同，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汉学”与“宋学”的不同。胡适是汉学专家（最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发起“整理国故”，却把目的定为“发现国渣”），汉学的长处和短处在他的书中都表现出来。长处是对于文字的考证、训诂比较详细；短处是对于文字所表示的义理的了解、体会比较肤浅。书中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也不够细。而冯著的优长则在于对于各家哲学思想的了解和体会讲得比较多，也比较深，比较透。

冯先生说：“从研究哲学史方面说，如果只懂得以前哲学家著作的语言文字而不能了解、体会其义理，那就不能写出符合哲学史的本来面目的哲学史。而从哲学这方面说，如果认为从古人的语言文字中，可以得到哲学的真理，那就等于认为从临摹前人的画中，可以画出好画。哲学的真理，只有从自然、社会、人生中观察体会出来。从这个意义说，无论‘汉学’或‘宋学’，都不是研究哲学的最好方法。”这段话说明了“真相”（本来面目）与“真理”的不同。

在社会中，学者也是普通人，他要生活，也需要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应该由社会来保障，而不是学者通过学术交易的方式（与权力或与金钱交换）去寻求。把学术当作晋身的阶梯（升官）和追逐利益（发财）的手段，必然导致学术异化，当今学界的腐败和堕落皆出于此。学者关心自己学术研究的效果虽在情理之中，但它应该是学术研究取得成绩后的自然结果，而不能成为学术研究过程中刻意追求的目标。追求所谓轰动效应以哗众取宠，或者像姜昆说相声那样，刚开口还没讲出什么道道，就期待观众鼓掌，必然导致浮躁或浮华的学风。“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的应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在学术上，毛泽东的这段话是至理名言。学者之间也有比较乃至竞争，但除了凭借学术本身并通过学术的方式进行，不能利用其他手段或者采取其他办法。

学问有不同的做法，学者也有不同的类型，古今一也。举两个现代的例子，陈寅恪和冯友兰。他们都是我佩服的大学者，但支撑他们的学术研究的动力却有所不同。陈的专长是历史，他一生关心的是如何还原事实真相。由于其所开创的“以诗证史”研究方法及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成为大历史学家。支撑他的学术研究的动力，惟有求真，舍此再无其他，对于现实社会了无关怀。但他在历史真相的探寻中发现了鲜活的人性，也找到自己人生的寄托。冯则有所不同，作为学者，他当然也求真，甚至为“为学术而学术”辩护，但他自己却决不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人。相反，他有更高的追求，他要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当起来。他引“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是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而他自述其一生抱负，乃是“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在《三松堂学术文集》（李中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自序中说：

我从1915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这个集子中所收集的文章，都是我走过的痕迹。……这些都是“迹”，还有“所以迹”。……中国处在现在这个世界，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旧邦”。这个旧邦要适应新的环境，它就有一个新的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设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就是“新命”。……怎样实现“旧邦新命”，我要作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所以迹”。有了这个“所以迹”作为精神上的支持，所以在“迹”上虽然有时路滑摔倒，但总还是能爬起来继续前进。六十多年的路程就是这样走过来了。

这里说的“所以迹”，就是支撑他的学术研究的动力或原因。

以上两种学术也许难分伯仲。但由于自身的经历和所受教育的影响（诸如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和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我总是更亲近更欣赏后一种类型。当然，无论哪一种学问，都是要倾注全部生命和心血才能取得成就的。如冯先生所说：

人类几前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唐朝诗人李贺年轻的时候做诗很苦。他的母亲说：“是儿将呕出心肝来。”其实何止李贺？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世著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照我的经验，作一点带有创作性的东西，最容易觉得累。无论是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来。这些东西，可能无关宏旨，但都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至于传世之作那就更不用说了。李商隐有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蚕是用它的生命来吐丝的，蜡是用它的生命来发光的。

冯先生的学术抱负及其努力方向，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答词》（1982年9月10日）中说过的一段话最为精彩，很值得我们引为榜样，特转录如下：

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当时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也是国家统一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儒家、新儒家都是这样的哲学体系。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广泛的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这个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在中国的矛盾冲突也就解决了。……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就是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

笑骂由人，我自为之，“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是何等的坚定！冯先生之所以能在各种挫折和逆境中顽强挺立，以无比的坚韧在85岁高龄开始撰写七卷本《新编》而终于完成，就是因为他的抱负赋予了他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千磨万击犹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对于像陈寅恪那样“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来说，学术本身就是其使命，其动力则来自求真的精神。在漫漫的求真路上，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每一个进步都是学术生命的继续和延展，同时又为他增添了新的养分和激励。对于这种研究来说，创新是灵魂，停滞是死敌。一旦停滞，即意味着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当你看到有的宣称“回到学术层面”的人，翻来覆去重复那些姿态性的话时，就是其学术危机到来的症候。

而对于像冯先生这样的人来说，从事学术是为了担当更重大的使命。在这里，学术本身不是目的，为学术所担当的使命才是目的。这个使命重于泰山，关乎社稷苍生，是万古长青的事业。因此只要一息尚存，就将奋斗不止。“存，吾顺事；殁，吾宁矣。”冯先生喜爱引用张载《西铭》中的这句话，表达了一种进取而又达观的人生态度。

我这次出国后读了一些中国哲学方面的书，特别是冯友兰先生的著作，更增添了对他的敬意。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主要就是“激活”式的。考据的工作他也做，并且做得很好，但主要还是解释和激活。冯先生学贯中西，精通逻辑分析方法，语言功夫和文学修养也十分了得。所以他讲出来的中国哲学，既条理粲然、头头是道，又明白晓畅、充满诗意，有一种亲切的中国味。读他的书，既能长学问，又能上境界。而现在的中国哲学研究，发生了所谓“合法性危机”。研究者不是“自己讲”“讲自己”（这是一本书名），就是直接把西方时髦理论现成拿来套用。结果讲出来的中国哲学，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哲学”。一个非哲学家“自己讲”（即使讲的是自己[中国]），讲出来的怎么可能是“哲学”呢？一个讲汉语的中国人现成套用西方哲学话语来讲（即使讲的是哲学），讲出来的又怎么可能是“中国”呢？这是我读了时下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后的强烈印象。

与上述两种人相比，凡是把学术作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之手段者，一旦目的达成，其学术也就寿终正寝了。为求职称者，职称定则学术终；为求金钱者，钱到手则学术隐；为求显赫者，名分得则学术亡。生活中这些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