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融控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国家在实施金融控制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战略工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大危机昭示着选择金融控制工具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央行选择以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官定利率政策等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操作但仍属金融抑制的范畴。因此，主张选择贷款准备金政策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金融控制工具。但在目前，存款准备金和贷款准备金政策可共存。
关键词：金融控制；贷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货币政策
一、金融控制与贷款准备金政策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银行业国际化的蓬勃发展，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政策，加强了国家的金融控制，藉此维护本国的金融稳定与安全，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银行监管加强法》和《改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开始全面收紧对外国银行的管制，不仅外国银行进入美国市场的标准大幅提高，甚至进入美国后的业务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同时，对证券和保险业制定了类似的法规。美国之所以要实施金融控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金融控制来确保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其中美元发行收益就是政府实施金融控制政策所能够获得的最重要的可支配收入。近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正是美国政府执意追求发行美元获取巨额铸币税的结果。20世纪中后期拉美各国的外债危机和经济危机、俄罗斯持续的金融混乱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因为国家过分采用了“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激进模式而忽视了金融控制，从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金融控制的必要性。因此，随着逐步深入的市场化改革、银行业对外的全面开放，中国在经济转轨和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适当的进行金融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政府主导下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渐进改革进程中的金融控制，其代价是国有银行实际承担了其中累积和叠加的金融风险，这突出地反映在“低资本充足率和高不良资产比率”。中国近年的出现的外汇占款增加、金融机构存差过大、M2/GDP过高等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国政府实施金融控制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外汇占款增加、金融机构存差过大、M2/GDP过高等流动性过剩更像是一种表相，其背后实质是政府实施金融控制战略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和金融指标上的反映。中国政府实施金融控制的目的也是要以此来确保政府在经济转轨期拥有充足的财政收入与支付能力。李斌（2006）[1]研究表明，存差扩大与中国M2/GDP快速上升这两种现象的实质都与金融控制有密切关系。
金融控制（financial control）是指转型国家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外汇政策等控制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相对速度，而不是同时实行所有的市场化措施，最终实现非通货膨胀型的金融均衡以及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Mckinnon（1993）[2]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但他的金融控制理论是一种财政和货币控制理论，强调通过税收平衡中央财政的财政控制优于金融自由化。与政府对国内资本市场征税或者通过利率限制、过高的准备金要求以及强制性的信贷分配扭曲银行体系的“金融抑制”不同，金融控制是指在“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政府采取必要的控制手段确保过渡的平稳和有效（陈雨露，2005）[3]。在受到抑制的金融体系中，金融资产的实际利率常常为负，价格水平和实际汇率也极为不稳定。显然，与窒息经济增长的金融抑制相比，金融控制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政府过分倚重美元的国际霸权，放松甚至忽视对银行信贷和金融衍生品监管的金融控制结果，这昭示着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选择好金融控制工具的必要性。从理论上讲，实现金融控制的战略工具存在多种形式，如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相关监管措施等等。目前中国货币当局实施的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利率政策还没有走出“金融抑制”的窠臼，并且在利率非市场化条件下，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是低效的；而随着《巴塞尔协议》倡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推行，在相当大程度上覆盖了存款准备率约束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功能，而使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出现软化发展趋势，表现为实行零准备金率[1]（胡海鸥和季波，2007）[4]，在国外，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已经是名存实亡。从2007年起，中国境内的商业银行全部实行了《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开展。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在国外央行普遍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或实行零准备金制度的情况下，高企的存款准备金率势必给中国商业银行在与国外银行同台竞争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需要，应设计并选择科学合理的政策工具进行金融控制。陈雨露（2005）[3]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三种较为可行的控制工具，即利用超额外汇储备、构建开发性金融制度和实行开放条件下有限自由化的货币制度安排。超额外汇储备在国有银行改制和建立主权财富基金方面已发挥了作用；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用以解决制约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融资瓶颈问题的开发性金融制度已初步建立；但开放条件下有限自由化的货币制度安排，则受制于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 (impossible triangle)” 约束，效果短期内很难真正实现。笔者认为，考虑到银行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鉴于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资本约束以及实施金融控制的必要，应跳出原有金融政策框架，设计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贷款准备金(loan reserve requirement)政策[2]，来解决中国的金融安全隐患。
二、贷款准备金政策的效应分析
为比较法定贷款准备金和法定存款准备金两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 Finkelstein(1980) [5]通过构建一个包括公众（包括家庭和企业）、银行和政府（央行）三部门和现金、存款、债券、实物资本和贷款等5种资产的模型，研究了贷款准备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满足下列条件下，公众和银行在预算约束下资产需求行为理性[3]，所有资产均为正常品、只考虑相邻资产的回报率和交易成本的影响，以及接受Modigliani（1970）[6]和Barro（1972）[7]等人的“相邻资产特征”，即相邻资产替代不完全，非相邻资产之间无替代[4]；并接受Santomero & Siegel（1981）[8]对存款名义收益率固定的假定，存款量由金融中介决定并影响预算约束，决定现金资产的高能货币供给总是最优的。Finkelstein（1980）根据Tobin（1969）[9]的生产函数构建目标损失函数，来证明正的法定贷款准备金率将通过减少扰动造成的实物资本收益率波动起到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作用，最小化这一损失函数。他通过实物资本收益率分别对法定贷款准备金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扰动求二阶微分，比较法定贷款准备金和法定存款准备金两种制度在自动减少资本收益率对微小扰动的敏感性上效应不同，正的法定贷款准备金率能起到自动稳定作用，但正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稳定效应模棱两可（ambiguous）(Brainard,1964)[10]。
总之，Finkelstein认为，提高法定贷款准备金率会降低实际投资回报对干扰的敏感性，而更加稳定的投资回报可以通过贷款准备金率缓冲银行对贷款收益的敏感性、改变银行的资产偏好等来反映贷款准备金制对银行行为的影响。贷款准备金制之所以会降低银行对贷款收益敏感性是因为法定贷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就相当于对贷款“征税”，使银行的贷款净收益率降低。因此，他认为贷款准备金率政策可以充当经济的一种自动稳定力量，而增加了作为货币当局的工具箱的一部分；相反地，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对有效的货币控制的作用是模棱两可的。并且，只对贷款“征税”的贷款准备金政策只选择性的作用贷款资产而不是其他全部资产。
三、实行贷款准备金制度的优势
相比目前实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贷款准备金政策更加灵活，优势更明显。从形式上看，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吸收存款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可用信贷资源分配制度；贷款准备金制度则是对发放货款的银行自身资产结构优化的制度。后者比前者显得更加合理，更具政策优势。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角度都有不可替代的优点。一是通过贷款准备金政策央行可以更为直接地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掌握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动权。目前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目的，是调控信贷总量。它是通过减少商业银行可用资金的方式制约其信贷扩张，其操作变量与目标函数是间接挂钩的。而实行贷款准备金政策是要求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按比例同步向央行缴纳准备金，用增加银行贷款负担的方式制约其信贷扩张，就信贷控制来说，央行的操作变量与目标函数是直接挂钩的。贷款准备金政策还可以解决目前各商业银行为增加发放贷款的存款基数而搞各种名目的“高息揽储”等所带来的金融秩序混乱问题。就信贷结构控制来说，与贷款直接挂钩的贷款准备金制度，比通过存款与贷款间接挂钩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优越得多，对商业银行不同的信贷类别实行差别贷款准备金率，央行就可以选择性的控制商业银行信贷的流向。举例来说，如果中央银行希望抑制商业银行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信贷，而增加对科技创新项目的信贷，那么央行可以对流向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信贷征收高于流向科技创新项目信贷的准备金率。这样就提高了商业银行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贷款的成本，资金自然会更多地投向科技创新项目。此外，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而言，原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存在较为明显的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而通过对不同地区发放的贷款中央银行分别征收不同的贷款准备金率，就具有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功效，纾解甚至消除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二是实行贷款准备金政策可以使央行更好地控制社会整体信贷规模，避免“一刀切”。央行可以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规模或速度作出一定的限定，如果银行信贷扩张超过央行所规定的尺度，将对其征缴更高的贷款准备金。这种政策设计可以达到一种累进的紧缩效应。这样一来，没有进行信贷扩张的银行就不会受到“一刀切”准备金政策的“连累”。贷款准备金政策对那些超规进行信贷扩张的商业银行有“惩罚”作用。如果所有商业银行都因此而不进行大规模信贷扩张，那么央行所规划的总体信贷规模目标就更容易实现。 三是贷款准备金政策可以避免资产价格泡沫。对商业银行持有的信贷资产征收准备金可以控制信贷规模，从而可以控制Allen 和 Gale（2000）[11]所揭示的信贷扩张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投。因为，当投资者主要不是用自己的资本，而是用银行贷款来投资时，如果其投资组合的价值高于银行贷款价值，他将获得扣除贷款本息后的剩余部分；如果其投资组合的价值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他就会选择破产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种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会引起投资者的风险转移，产生过度投资现象，最终导致风险资产价格高于其价值即泡沫。而有真对性地征收一定比例的贷款准备金，就可以减少商业银行在房地产、股票市场上的贷款投放。通过征收一定比例的贷款准备金，还可以培养银行对信贷风险的敏感性，增强银行对风险的判断、测量、定价能力，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四是贷款准备金政策可以稳定汇率、降低存贷利差。利用传统的存款准备金政策收紧流动性会导致银行体系可贷资金减少，这可能会导致市场利率上升，从而使汇率升值预期进一步提高，外资流入加快。所以利用存款准备金政策对冲外汇占款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贷款准备金政策避免了这个问题。Palley（2004）[12]利用IS-LM模型证明，当央行提高贷款类资产准备金率时，市场利率保持不变，因而可以保持汇率稳定。目前，防止国外投机资金大规模流入投机，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汇率，贷款准备金政策在此方面的确具有优势。五是实行贷款准备金政策有利于内外资银行公平竞争。目前，中国本外币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很大，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为5%，而本币存款准备金率为15.5%，这对外币存款占比较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有优势，不利于中资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公平竞争。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居民兑换外币意愿增强，试问哪家银行不更愿意吸收准备金率较低的外币存款呢？这是未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而实行贷款准备金政策则不会存在这一问题。六是贷款准备金政策可以熨平信贷和经济的周期波动。由于银行贷款亲经济周期（pro-cyclicity）效应的存在，银行贷款在经济扩张时投放较多而经济衰退时投放较少。在经济扩张期，市场需求推动企业业绩增长，贷款质量良好使对银行监管资本的需求减少，加上良好的经济景气预期，银行贷款增加比较快，经济的繁荣也因此进一步加速。当经济衰退时，借款人违约增加，银行贷款风险增加导致对资本的需求增加，资本更加昂贵且不易获得，银行被迫削减贷款、增加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以满足资本监管要求，资金供给的不足促使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这在企业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的中国尤其显现。贷款的周期波动不仅不利于银行自身经营的平稳性而且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亦阻碍了政策当局反周期政策的有效性。而实行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信贷扩张时，征缴增量贷款准备金会多于经济处于下降周期、信贷紧缩时期。贷款准备金政策的这种逆周期性(counter-cyclical)调节可以达到熨平信贷和经济的周期波动。Finkelstein（1980）[5]的模型也认为，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可以充当经济的一种自动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