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赐民主”究竟是不是一种民主

　　——就民主问题答晓曙先生问之二

　　（王在安 2009-4-13）

　　

　　晓曙：

　　我们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流行话语，即“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那时学生、工人、农民可以自由地创建自己的群众组织，自由地上街流行示威，自由地写大字报，自由地办报纸和刊物，自由地写传单和散放传单，自由地揭露和批评本单位、本地区的党政领导人。这是不是一种民主？

　　

　　王在安：

　　我将文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四大”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称作“极权专制下的恩赐民主”，我将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岁月称作“极权专制下的恩赐民主时代”。

　　“恩赐民主”的实质是极权专制，它不是一般的极权专制，而是极端独裁专制。专制者在需要利用你时，能够恩赐给你一点儿所谓的民主权利；一旦利用完毕，他随时都可以剥夺掉恩赐给你的那一点儿民主权利。

　　“恩赐民主”的极端专制本质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民主权利的恩赐具有强烈的选择性。

　　在文革中，将民主权利恩赐给谁？不是普惠恩赐给所有的人，只是恩赐给独裁专制者需要暂时利用的那一部分人。在文革中，刘少奇、彭德怀有“四大”的民主权利吗？没有，他们连答辩的权利都没有。学生中、工人、一般干部中的遇罗克、张志新们有四大的权利吗？没有，而且当他们运用“四大”民主权利时，却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杀！

　　第二，民主权利的运用具有强烈的选择性。

　　在文革中，学生、工人、农民能够运用四大等民主权利去揭露或反对专制者吗？比如能够运用“四大”民主权利去批评毛泽东和揭露四人帮吗？不能，否则就要立即无情地镇压你！专制本质暴露无疑。

　　事实上，在文革那种“恩赐民主”时代，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恶行有多大，无论他的民愤有多大，只要揭露他就有可能损害独裁专制者时，人们运用“四大”的民主权利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我们河南人都知道，前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饿死河南几百万人民的直接责任人，文革时河南民众记忆犹新，当河南人民获得恩赐民主的“四大”权利时，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运用“四大”民主权利去清算吴芝圃欠下的血债。然而，吴芝圃也只是专制体下制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间悲剧的一个执行者，清算吴芝圃一定会连带出专制者本人。所以，当年河南人民要求清算吴芝圃时，周总理立即下令解放军去解救和保护吴芝圃，护送回广州，保护起来了。80年代初邓小平又亲自主持吴芝圃的追悼大会。

　　第三，民主权利的恩惕“时效”具有严格的限制特征。

　　在文革中，专制者通过向民众恩赐民主权利，实现了利用民众打倒了刘少奇等政敌的目标后，就立刻剥夺了恩赐给民众的民主权利。比如，群众组织必须解决，红卫兵必须下乡，最后是宣布取消和取缔“四大”。

　　所以，文革时期的“四大”等恩赐民主不仅根本不是什么民主，而且是极端极权专制体制的怪胎和产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