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热炒重庆上万农村考生放弃参加高考之事，一时间许多人都把之归为“读书无用”抬头，但对读书无用论为何一再在农村蔓延却无人去理会。“读书无用”此一论调于今再度“甚嚣尘上”并非一日之寒，不能把什么都轻飘飘地推给“读书无用论”，我们应该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这些都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出现仅是农村孩子个人的事？于国于家又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放弃高考，是农村孩子沉重而又理性的选择，农村考生选择放弃高考，尽管苦涩沉重，但又充满理性。国家应该正视这些存在的现实问题，想办法尽快解决这种二十年后会让国家付出巨大成本的大问题！

　　

　　无功利化读书，对于穷人太奢侈。“上学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工资也不高，还不如个打工仔。”

　　从个人角度来看，得出“读书无用”的判断自有其道理。读书作为一项个人决策活动，一旦其所获收益已不能抵偿其成本便自会觉得“无用”。农村“读书无用论”可能仍然会被解读为农民的“短视”，“无知”云云，但在我看来则不然，这恰好反应了农民的理性。况且我们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全家上下“砸锅卖铁”，倾其所有甚至负债累累培养大学生的事例。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也并不是“疯狂投资”而是他们仍然相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们仍然相信书中那个“黄金屋”的存在。当花了几万元培养一个“马路工”，“猪肉贩子”，农民也定会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般认真”。

　　毋庸过多强调，以今日中国一般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大学费用相比较来看，农民子女接受大学教育无异于“剜心头肉”，“断臂求生”，个中辛酸痛苦，惟农民自知。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大量农村家庭选择宁愿艰难度日也要读书。因此，造成今日“读书无用”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读书的成本，而在于读书所带来的收益，农民无法从读书中看到希望。

　　

　　读书不仅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国家、民族亦是最大受益者。

　　读书可以开化明智，提高国民素质。纵观近代中国历史，无数次的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的失败经验让当时的知分子认识到国家的希望还在于国民，在于“开化民智，兴一时之风气”。因此，梁启超先生提出“新民”一说，认为提高国民素质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首要条件，他明确说道：“然则为中国今日之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弥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因此，“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更有鲁迅，对国民“恨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要改变国民的“劣根性”还在于教育，因此当蔡元培邀其出任民国教育部员时，便欣然应允。可见国民教育，人民读书对于国家、民族之重要。在毛泽东时代，毛对于教育作用的认识也是相当的清醒。除了低廉的正规教育外，还进行了大量的文化改造运动。一时间，夜校，扫盲班，甚至连军队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普及文化知识的场所。进入90年代，提出“科教兴国”战略都表明当政者对于教育的重视具有非常好的连续性。但是，时至今日却出现了“读书无用”论调，虽然短时间内不会动摇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但其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却不得不令人担忧。

　　

　　国家必须正视愈拉愈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不能听任国家最基本的公平性不断丧失

　　用简单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已不能刻画今日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本是个人发展的重要权利，人人享有此机会，教育甚至是通过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来实现社会阶层之间有序流动的重要通道。昔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家寒微之士亦可凭借“悬梁刺股”式的发愤图强方式来博取功名进入更高阶层，从而实现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如今的高等教育，且不说它仍然滞留在是否坚持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之间的混沌之中，它作为一项个人实现自由发展的权利也正不断遭到侵蚀。机会均等的重要内容就在于人人可以接受教育之机会，进而可有个人全面发展之可能。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性作用。但是以现在来看，这种公平性正不断被弱化。

　　首先，国家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居民接受教育在起点上的不平等。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仅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数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城乡教育投资不均，必然带来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失。农村的孩子与城市孩子相比“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这种起点的不平等最终导致机会的不平等，因此无怪乎农民担心“上学也考不上”的问题。在同一的高考制度下，农村孩子要想考上大学要付出城市孩子数倍的努力。

　　其次，现行的人才选拔录用机制已经并不只停留在单一的教育标准之上，各种“关系”，权力、资本在人才选拔机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实际上是对教育公平性的削弱，在此一背景下读书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这里不妨讲一个典故，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到家乡广东香山告诉老母亲已获得学士学位，母亲问：“得此学位可获多少奖金？”容闳答曰：“此非可以得奖金者，第有文凭，则较无文凭之人谋事为易。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才，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大学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农民送孩子上大学也意在培养点“势力”，对家庭有所回报，而这必须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教育作为一种公正的结果应被予以充分的尊重。而现在的事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光有文凭还不够，无怪乎农民感叹“考上了也找不到工作”。

　　另外，教育作为人才甄别机制其本身也被破坏。以往天下之士，无论出身贫贱、富贵都必须通过高考得以进入大学以求得人身之发展。而如今，各大学巧立名目，大肆开设独立学院，建立“校中校”，以低分数、高学费招生。其结果不仅仅是形成对统招生教育资源的挤占，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破坏了高考这一人才选拔机制的“公平性”。不知是否有“好事者”研究过中国各高校独立学院的生源结构，毕业去向等问题？但我敢肯定，独立学院的学生家庭收入会明显高于统招生，至于他们的去向则更不必令我担忧，相对于贫寒的农家子弟，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本，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关系。有调查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重点院校的农村生源比例仅为30%左右。由此，由此构成了罗尔斯意义上的程序不公正。

　　也许，有人会因此归咎于“教育产业化”。我以为教育产业化一方面反映了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教育之于民族发展的重要，另外一方面也表明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市场机制对于发展教育的作用，试图以市场推动我国教育的大发展。究其政策初衷，本无所诟病。但是，市场化必须在充分尊重“公平”的基础之上才能得以进行，否则会为部门利益，特殊集团利益所利用，最终堕入为万众所声讨的地步。另外，以现行的教育产业化来看，实际上已处于一种为利益集团挟持的冒进状态，教育产业化仅仅停留于扩大招生，改革收费制度等层面，而忽视教育模式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衔接。教育政策制定者们应该用心思考一下农民“读书无用”论，因为这不仅是农民的不幸，更是政策制定者的悲哀!

　　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应该记住：“中国将来若出问题，必将出在教育上”，但愿老人家的话别成真！

　　（作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杰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