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计划是利用公司工作的空余时间来写作一部书，在写作中遇到企业的性质问题，本来不想将这个问题涉猎太深，可是本人有一个毛病就是爱钻牛角尖，爱打破沙锅问到底，于是就寻找这方面的资料分析研究，这时候偏偏让我遇到了最早论证企业性质的罗纳德·哈里·科斯，如果只是一般了解也早就完成了本人作品的一部分，还是这个毛病导致我一头扎入到科斯的世界中去，其实，自己还有很多关于科斯的研究资料和想法，本想进一步好好论述一番，没想到科斯又让我认识很多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按照古典经济学排序应当首先研究威廉·配第，可是自己是按照科斯提供的经济学家时间表进行的，这样就跨过了威廉·配第，直接接触了斯密，因此，在这段时期将主要精力放到对经济学巨匠亚当·斯密《国富论》深入研究工作上，当我在总结亚当·斯密论分工的全部观点中发现关于分工的论述斯密并不是最早的发现者，更早的发现和阐述者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其《家政论》著作中提出分工和关于“经济”词汇的，在查阅色诺芬资料之中，又了解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这一连串课题，在我分析古希腊过程中，自己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将经济思想的产生和渊源搞清楚，清理出一条研究线索，自己开始从苏格拉底往上追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以及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这样一来可以十分清楚自己已经追溯到了前古典经济领域的划分范围，其实应当讲追溯到这个范围内就可以停止了，然而本人追本求源的思想一直驱动着我，使我不能停下追踪脚步，在研究色诺芬资料时候，我又在分析色诺芬的老师既然是苏格拉底，那么苏格拉底的老师到底是谁，这样一直又追下去了，追到了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认识到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的分水岭，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界线，同时使我认识了很多当时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这时自己又给自己出了更深入的问题，即哲学思想的来源，古代哲学思想的产生，那么，只好再次进入追踪过程，一直追到了原始社会部落氏族，了解到原始社会人类思维产生了宗教和唯物观念，如果到这里可以讲就已经找到了哲学思想产生的源头了，可是自己偏偏爱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原始社会人类观察社会和自然的这种思维能力是哪里来的？带着这个问题追查到了人的起源问题，从人的起源追查到了生命的起源，进而发现了单细胞生物体的思维功能，这时候我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我们无法再继续追下去了，无生命时期是不可能存在任何思维和意识的，在那个完全自然世界中，既看不到生物存在，也看不到最简单意识存在，生命的起源就是意识起源的开始，这就是意识和思维的源头。

自而才会诞生我的“【源探索】”开刊，在这个栏目中我将自己上述追源的结论和成果向喜欢这个栏目的同仁做出富有成效的报告，这可能导致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暂时搁浅一段时间，待我理顺了这些头绪之后在进入《国富论》的整理阶段，我认为这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一，可以使经济研究进入完整的思想领域，对经济问题的阐述不会偏废；其二，有了非常清晰地思想思路再回头观察经济问题就能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其三，在经济课题研究上只要做到从源着手，就能理清非源的和非本的东西，对事物的本质就会做到观察的尖锐性和彻底性；最后，通过这种追源方式，我们不仅看到不同阶段的经济理论形成的原因，而且我们还会看到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他们的作用和地位，他们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对于我们研究工作的质量有一个崭新提升，可以从更高的角度观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