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管理》连载四十:争议领导艺术-领导艺术会不会通向奴役之路?


第一章 争议领导艺术

第一节 领导艺术会不会通向奴役之路?

谈到领导艺术,很容易让习惯了自由主义思维的人起疑,而自由主义思维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多数人的头脑。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这样的领导艺术是不民主、不平等的,体现了专制政治的一贯思维。别说企业的领导,就是国家的领导也没有资格教育人、培养人。人们进企业工作,不是为了被教育、被培养、被改变的,而是与企业签订了一项工作契约。员工按契约工作,企业老板也按契约发薪水,双方是平等的、民主的、自愿的。如果老板可以按照自身的“领导艺术”,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来任用、选拔或解雇员工,而不是按照明确的契约或规则来选拔或解雇员工,那么,老板和员工之间就不再是平等的、自愿的契约关系。员工就会不得不去猜测老板的意图,迎合老板的喜好,最终成为老板的奴隶。表扬和批评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老板可以靠表扬和批评来塑造一个员工,教育、培养一个员工,来改变员工的价值观,那么这位老板就扮演了一个上帝的角色,而员工则在思想上进入被奴役状态。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应该说,这种批评是很有来历的,也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企业,自由主义者能否找出一个有完整、明确、详尽无遗的雇用契约,可以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全部问题?事实上,一个严格的自由主义者既不能创办企业,也不能加入企业。因为企业中必然存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关系必然难以用明确详尽的行为契约加以确定,必然存在上级对下级的支配权,必然是那些懂得领导艺术的上级更能调动下级的积极性,而下级也必然愿意在一个能够教育培养自己的领导下工作——因为没有哪个下级受过如此严格的自由主义思维训练。自由主义者其实并不懂得,严格的自由主义其实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不但不要政府,也不要企业,甚至不要家庭,不要一切、哪怕并非永久的“垄断性人际关系”,即不要任何组织。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生活在他自己的理想中,而不是生活在现实中。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就有这种自由主义思维。他们进入企业后特别善于挑毛病,特别善于讥讽领导,特别警惕企业文化。企业领导人遇到这种大学生,经常不知所措,经常言不由衷地表扬这类大学生文化水平高,肯动脑子,有勇气。殊不知,这只是他们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思维习惯在作怪而已。他们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稍不顺心,就发牢骚,就跳槽。一旦放到班组长岗位上,一准把班组生产搞坏。对于这些人,实际上应该指出他们思维习惯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认识自己的问题,一味地起破坏作用,那只能劝他们早日成为自由职业者。

既如此,自由主义对领导艺术的批评是否还有价值呢?有。如果一个居心不良的领导运用领导艺术,那么部下就可能会被当枪使,就真可能成了奴隶了。所以,中国古人从来强调,兵法不授无德之人。同样,领导艺术也要求领导者居心善良,是真正为了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也为了员工自身的长远利益。

其次,自由主义者将领导艺术与专制政治联系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认为,人性善,或人性可善。因此,专制政治有两种类型,王道与霸道。而西方假设人性恶,所以,一旦专制,就一定是恶的专制。其实,善意专制,即王道,也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出路,甚至是一种更好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成长良好的组织,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常常都实行的是善意专制。对于海尔来说,尽管有董事会、监事会,还有党委会、工会,但谁都知道,真正的权力集中在张瑞敏手中。对于孩子来说,出生就是一件最专制的事。一个生命降生,一段人生展开,但父母却根本不和这未来命运的主人商量,这岂不是专制?只要父母为孩子好,即善意专制,孩子就可以顺利成长,逐渐成为主人。如果父母生下孩子是为了出售赚钱,即恶的专制,那孩子的命运就糟糕透了。到医院求医,医生开的药方事关你的生命和钱包,可是,医生开什么药、动什么刀,你都没有太多商量余地。遇到一个好医生,善意专制的,病人就有福了。遇到一个见钱眼开的医生,恶意专制的,病人就倒霉了。可见,生活中充满了善意专制,需要善意专制。但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上却排斥任何专制,包括善意专制,这只能使社会处于无组织或低组织水平状态,与企业成长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第三,懂得领导艺术与善意专制的关系,我们才会谨慎运用领导艺术。在涉及员工自身长远利益的问题上,部下或员工是非常敏感的。要想使领导艺术真正发挥作用,领导者必须真诚地考虑员工的长远利益,而不能把领导艺术当作耍弄员工的艺术。真诚度有多高,领导艺术就会多有效。否则,很容易形成领导与部下间的虚伪风气,落入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巢穴中去。如果做不到最起码的真诚,那就不要运用领导艺术,还是直来直去谈判的好,还是依靠规章制度好。

懂得领导艺术与善意专制的关系,还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优柔寡断的问题。追求自由、民主固然在反对恶的专制上有重大意义,但是,当自由、民主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思维习惯和心态,不但下级不习惯被领导,上级也不习惯领导别人。体现在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就表现为会议又多又长,在意义不大的细节问题上绕来绕去,没完没了。而领导者则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不敢打断那些无意义的讨论,更不敢承担责任,工作效率低下。如果你确信自己是对企业负责的,至少对企业成长发展而言是绝对善意的(因为企业是私有的,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重合度较高),那么该拍板就拍板,拍错了,吸取教训再前进。我经常告诉学生,怎样才能成长?固然要多读书,使自己的思路开阔起来;还要多实践,使自己的头脑真正地复杂起来。而实践就会犯错误。不要怕犯错误。要学会先武断,再果断。只有在“断”中,一切问题才能真正暴露出来,认识才能深化,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水平才能提高。多谋,多讨论,接近民主;敢断,甚至敢武断,接近专制。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其实都不可缺少。

事实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企业经营,无数正确决策都是靠善意专制做出的。科学只能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不能告诉我们“事实应该是什么”。后者涉及到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只意味着善意专制。医学研究只能说,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医学不能说,人不应该吸烟。为什么不能吸烟?暂时牺牲健康,换取头脑清醒有何不可?为什么不能过把瘾就死?为什么不能跟着感觉走?为什么一定要尊重长辈?为什么一定要异性恋?这一切背后都隐含着价值判断。在高扬个性的自由主义旗帜下,每个人的答案都可以不一样。

经营企业的选择更复杂。为什么一定要将沃尔玛的旗帜插遍美国?为什么不能进一步稀释股权,激流勇退?为什么不能合法地将小股民的钱洗劫一空,扬长而去?为什么不能及时享乐,却要艰苦奋斗?在漫长的企业经营中,这一切问题都将反复出现,反复拷问领导者,考验领导者的真正意志、品质和道义。企业无数,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企业领导人却是少数,乃至极少数。正是这极少数人创造了绝大多数人艳羡不已的企业奇迹。至少在以企业成长利益为重的意义上,这极少数人的决策方式都可以称得上善意专制。

一旦明确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追问:企业决策能不能科学化?能不能不拍脑袋?

回答只能是,正确的企业决策一定是拍脑袋。问题在于拍的是人脑袋,还是猪脑袋。李嘉诚拍脑袋,十有八九拍对了。黄嘉诚拍脑袋,十有八九拍错了。脑袋里是什么?李嘉诚的脑袋里是知识、智慧、勇气、意志、道义,脑袋里是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脑袋里是基于上述内容的直觉和灵感。李嘉诚的脑袋能不能被计算机数学模型所替代?取代不了。企业经营决策涉及到的变量无数,变量的关系极其复杂,这就使建立数学模型的意图成为空想。更进一步,每一个变量都在随时变化,即使万一可以建立数学模型,也无法采集到足够准确的、及时的数据。

 

佐证:明茨伯格眼里的西方企业战略决策特征[1]

 

亨利·明茨伯格在西方企业管理学界独具一格,享有盛誉。1994年,他出版了《战略计划的兴衰》一书,严厉批评了他的同行们的“科学决策”幻觉,指出战略制定具有下列特征:

 

●由综合而产生。

●非正式的、具有幻想色彩,而不是程序化的、有固定形式的。

●依赖于发散思维、直觉和潜意识的运用。这样才能带来创造力的爆发,形成新发现。

●不循规蹈矩,而是出其不意,特别强调直觉。完全颠覆稳定的模式。

●把管理者看作是适应变化的信息操作者和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孑然离群的指挥者。

●必须在具有不连续变化特征的不稳定时间里运用。

●战略制定采用广泛的视角,因而具有幻想色彩,需要众多既能进行尝试又能完成整合的成员参与。

 

也就是说,西方企业的战略决策同样是靠拍脑袋,拍优秀企业家的脑袋,属善意专制型的决策。当然,越优秀的脑袋越离不开调查研究,离不开情报收集,离不开集思广益,离不开头脑风暴。但是,这一切都是需要一个李嘉诚或沃顿式的头脑来综合,才能“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问题的原因,形成大体正确的决策和实施决策的坚强决心。换一个脑袋,如黄嘉诚、张嘉诚的脑袋,情况越多,问题越复杂,反而越瞻前顾后,左摇右摆,无所适从。

每一个决策都需要有代价,都有可能犯错误,都有可能使无数的参与者做了无用功。社会生活正是由这无数个正确或错误的决策形成的,绝大多数人不是生活在这个人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那个人的决策下。不是生活在政治家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股票庄家的决策下。不是生活在父母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医生的决策下。严格按照自由主义的怀疑论眼光,所有这些决策都可能是错误的。最好,我们能够将生活的决策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自己当医生,自己当庄家,自己当企业家,自己当政治家,自己当自己的父母。但是,切记,在掌握这一切决策权时,不能影响他人,否则,他人又将生活在你的决策下,你又成了他人的专制者。

由此可见,决策意味着承担责任,意味着改变社会,改变历史。无论是否正确,决策都将在客观上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世界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期望各层次的决策者最大限度地善意,最大限度地智慧,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期待善意专制。当这样的人能广泛出现在企业的各层次,国家的各层次,学术研究的各领域各层次时,社会才能真正生机勃勃,团结和谐。

    谈到善意专制时,人们可能会怀疑,民主怎样发挥作用?其实,只有善意专制,才能真正发挥民主的作用。善意,而不是恶意,追求的是企业或组织的整体、长远利益,就一定需要,也一定能够集思广益;就一定需要,也一定能够集众人的智慧和专长。否则,就是善意不充分。所以,善意专制不但不排斥集体智慧,反而真正能发挥民主的多谋功能,又能去民主的寡断之弊。如果缺乏善意专制的整合,民主不是成为少数人的暴政,就是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1] 亨利·明茨伯格:《战略计划的兴衰》,转引自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邱琼等译,第131页,海南出版社,2003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