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CPI数据作为经济走势的风向标，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成为关注的焦点。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 Price Index），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服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直接地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对一年前的通货膨胀情况或许还记忆犹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显示，2008年2月份CPI达到过去11年以来新高，同比（与2007年２月相比）上涨8.7％，月环比（与上个月相比，也就是与2008年1月相比）上涨2.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3.3%，非食品价格上涨1.6%。当时，大家都对不断上涨的物价（特别是食品的价格）感到忧虑，因为我们手中的货币，我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在贬值，生活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生活水平在下降。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后，中国整体物价水平，无论是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还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都出现了高位回落。

经济步入衰退，造成消费缩减、需求减缓，大众关注的经济焦点从担心“通货膨胀”，逐渐变成关心“通货紧缩”议题，随着油价与商品价格下跌，不排除2009年全球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2009年2月份，CPI同比下降1.6％，出现6年来的首次负增长。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更广泛地反映价格变动的指标，包括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生活资料价格指数两部分。PPI连续三个月深度下滑，从1月的－3.3%跳升至－4.5%。2009年2月23日，央行在其发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在总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当前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总体仍处于低位，加之外需减弱可能加剧国内产能过剩，在总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目前推动价格上行动力较弱，下行压力则相对较强，通货紧缩风险较大。2009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4月份宏观经济数据：4月CPI同比下降1.5%，环比下降0.2％，连续第三个月负增长；PPI同比降6.6%，同比跌幅连续第四个月扩大。价格水平的下降，使人们对通货紧缩的担心越来越大。通货紧缩压力的加剧是否意味着真正的通货紧缩已经相距不远？

关于通货紧缩，大家比较认可的是将通货紧缩概括为“两个下降、一个伴随”。“两个下降”是指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一个伴随”是指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的确，“两个下降、一个伴随”能够解释世界上许多经典的通货紧缩。然而，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物价总水平的变动率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中国的通货紧缩不完全是货币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在实践中，当价格指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同比负增长时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紧缩。从实体经济来说，通货紧缩意味着社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足，即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公共投资以及净出口出现了严重下滑，致使物价下降。需求不足有可能诱致通货紧缩螺旋出现，即需求不足导致物价下降、产出减少以至工资降低、需求进一步下滑、物价进一步下降，一旦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就会出现经济萧条。

我们认为，对通货紧缩的界定还应是依经济形势变化的。当前如果以6个月物价高低比较为准，可能与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有差异，因为先前2007-2008年通胀实在太高了。所以应该实行更严格的通货紧缩界定，即看CPI是否为负，实际上是把比较物价基准由半年扩展到1年。当前CPI的快速下降，已不仅仅是2008年基数高导致的单纯统计“翘尾”现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一般物价水平的绝对下降，即环比下降。经济学上一般将通货紧缩定义为连续三个月的CPI负增长为典型的通货紧缩状态。当前宏观经济领域发生的经济下行伴随物价持续回落现象，意味着中国经济已开始步入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状态确立已基本成为市场共识。

当然，通货紧缩也有“良性”和“恶性”之分。直观上讲，通货紧缩是供求关系失调的结果。所以，物价持续下降的原因，有两种基本可能：一种是“成本抑制型”通货紧缩，另一种是“需求抑制型”通货紧缩。前者主要是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生产成本下降，带动商品价格下跌。这时，物价持续下跌往往与经济增长并存，有学者称之为“良性”的通货紧缩。后者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引发供过于求，进而导致价格下跌。尽管学界在需求不足对价格的具体作用机制上存在不同理解，有“信贷萎缩说”、“转轨性需求不足说”、“体制性产能过剩说”、“外部冲击说”等多种假设，但大多认为“需求抑制型”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破坏力，是“恶性”的通货紧缩。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需求抑制型”通货紧缩会产生所谓的“债务—通缩效应”。通缩时，一方面，企业资产价值下跌，但其名义债务不变，实际债务负担增加，破产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银行会因为信贷违约增加而倒闭，导致金融系统崩溃和信贷市场冻结的风险上升。通货紧缩导致收入减少，还会导致一个连锁作用：债务比重增加。

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影响是双向的。一般来说，适度的通货紧缩，通过加剧市场竞争，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挤去经济中的“泡沫”，也会促进企业加强技术投入和技术创新，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具体体现在生活成本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但是它的消极的影响更大：虽然没有通货膨胀来得快，但通货紧缩的慢性特点使得它的破坏力也是巨大的。使需求萎缩，生产下降，进而就业下降，收入下降。在通货紧缩情况下，虽然生活成本下降了，但收入下降更厉害。经济紧缩造成的需求水平下降，会推动一般物价水平的降低，从而造成通货紧缩现象的出现；在通货紧缩条件下，物价下跌使生产者的利润减少，生产积极性降低。这又将影响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居民收入水平的降低意味着消费需求减少。同时，在消费者买涨不买跌心理的影响下，左右了企业的“惜投”和居民的“惜购”，大量的资金闲置，限制了社会需求的有效增长，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率下降，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不利。这种自反馈的循环机制，正是各国政府极力要防止通货紧缩的原因。

但是，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简单的自反馈放大机制。首先，经济紧缩的不同阶段，通货紧缩对需求水平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在经济下行初期，在预期改变前，价格下降反而有可能促进需求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紧缩持续，预期开始发生改变，悲观预期开始增加，价格下降本身造成了人们对价格进一步下降的预期，需求水平才会下降。其次，在需求构成中，价格变化是不会使刚性需求部分发生大的变动，如居民生活必需品消费、企业折旧投资等。因此，在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通货紧缩对需求水平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应对通货膨胀可谓得心应手，但他面对通货紧缩时同样措手无策，由此可见，治理通货紧缩的难度远远超过治理通货膨胀。根据上述分析，我国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态度不应该去回避已经既成事实的通货紧缩，而应该正视通货紧缩现象，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消除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要：

1、加大反通货紧缩政策宣示力度，避免通货紧缩预期的形成和自我强化。反通货紧缩是央行保持币值稳定的内在要求。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要远远超出通货膨胀。在目前通货紧缩压力明显增强的情况下，建议各级人民银行加大反通货紧缩政策的宣示力度，加强对物价的监测、分析，适时公布监测结果，出现通货紧缩时及时向公众解释具体原因，并公布具体的应对措施，积极引导公众预期。政府要公布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并定期发布政策信息，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和实施计划。增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公开性和可信性，以减少公众的猜疑和社会谣传。

2、采取更强有力措施扩大内需。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内需，解决一些影响长期发展的问题，包括总需求不足的一些体制性障碍，比如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金融体系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不顺、金融资源配置过度集中于国有银行等等。我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应逐步转移到结构调整上来。需求结构调整要以满足城市居民的住、行需求，作为结构调整的龙头；加快农民进城及其稳定化、制度化为结构调整的主线。通过户籍改革及其他政策调整，使有合法住所、稳定职业和收入来源的“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得到制度保障。

3、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为了解决当前通货紧缩矛盾，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还要加大力度，同时要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我们过去投资的都是城市大项目，比如高速公路、大江大河治理。林毅夫认为，积极财政用在农村杠杆效应更大。因为钱投在城市的杠杆效应非常小，首先是城市里基本上产能过剩的产品都饱和了，无非升级换代，量还是有限。可这些产品在农村还有很大空间，如果投资在农村，解决了农村的供水供电，或者上水下水，马上就有很多消费需求被动员起来。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激活我国农村需求，已成为共识。用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激活农村广大的存量消费需求，又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为此，国务院出台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即简称的“国十条”），就“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为刺激农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指出了方向。然而，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否起到短期内扩大内需，提振经济，关键得看赤字财政的思路是否发生转变，即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否呈现了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是否出现较快上涨，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是否出现好转。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沿袭以前固有的模式，加剧“马太效应”，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将最终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刺激内需的效果将仍然不会明显，并有可能在滞后效应的影响下，导致未来某一年的经济过热。因此，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导向与可行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对农村的投入支出，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实现结合，使财政政策目标实现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的调整。

4、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摆脱消费低迷，刺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政策直接制约消费者的能力和选择。因此，2009年乃至更长期内宏观调控政策要着力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重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使收入分配适当向居民倾斜。目前，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改革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对贫困阶层的救助上。这样可以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的发展，达到降低富人的收入以降低他们的储蓄倾向，同时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能获得最低消费需求，总体上提高消费倾向；二是实行稳健的收入增长政策。在收入增长政策中，关键是通过逐步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促进劳动力流动，实现人力资本化。只有人力资本化，预期稳定，消费者才能理性地按“生命周期”来配置其收入，从而使消费——收入分割稳定化，有效地抵御“消费紧缩”或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针对国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象，除了要继续促进农民增收外，还要努力促进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的改革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这直接触及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如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和养老保险等都面临着市场化的选择，医疗、教育、就业、退休制度都在不断地给人们风险信息，社会福利制度解体和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既强化居民对收入的低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跨时的消费——储蓄最优均衡必须被纳入消费者的决策中，消费者将会变得谨慎起来，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可见，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对于未来支出的预期，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趋向。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实现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关键。我们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加居民消费信心，以有效促进消费增长，使国民经济运行更加协调。完善全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四个层次（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四支力量（国家、社会、单位、个人）和四个方面（失业、养老、医疗和意外事故保障），按照“明确范围，互相补充；分清责任，合理负担；区别对待，综合平衡”的原则组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合理结构，构成一个相对稳定并动态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可以减轻城乡居民的自我保障倾向，有利于促进即期消费。

6、继续保持信贷平稳增长的势头，多渠道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在2008年12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2009年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意见强调，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2009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₂）增长17%左右。对货币政策的作用，在经济学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譬喻：货币政策像骑手的缰绳，治理通货膨胀，就如马跑得快了，用力拉绳子，可以让它慢下来。而治理通货紧缩，却像马儿却步不前，即使骑手下马拉着走，它也跑不快。比如，运用降息的手段，尽管降息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通货紧缩是有效的，但当公众的消费及投资意愿过低时，容易导致“流动性陷阱”的出现，使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用。我们对2003年1月至2009年2月贷款与货币供应量M₁间的因果检验显示，贷款增长总体上能够推动M₁增长。尽管2008年下半年以来因企业库存大幅增长挤占大量货币资金，抑制了贷款向货币供应量M₁的传递，但是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PMI)回升表明，经过多月库存消化，企业库存的增长正逐步恢复正常，预计今后一段时间信贷投放对货币供应量M₁的推动作用将逐步增强。因此，建议继续保持当前信贷平稳增长的势头，并可通过采取积极的公开市场操作、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多渠道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以支持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现代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曾有一个著名的结论：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并不马上表现为物价的变化，中间要经过12—18个月的滞后期，货币政策的效果才能反映出来。治理通货紧缩，恐怕也应了民间那句老话，心急喝不得热汤面。只要政策对头，我们不妨耐住性子，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