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93岁了，抗日战争时她还使用过鸡毛信呢。1938年8月她在山西沁水老区开辟工作，忽然接到一封粘着两根鸡毛的信件。鸡毛信是抗战时河北、山西根据地和八路军、抗敌决死队〈山西新军〉以接力赛方式传递的信件，信封上粘一根鸡毛表示加急，粘二根鸡毛表示特急，粘三根鸡毛的信是传送军事情报调动部队的。送信人或骑马或步行，在弯弯的山道上在辽阔的大平原，马蹄得得分外响亮，脚步匆匆急如星火，其速度决不亚于古时的“五百里快报六百里加急”。鸡毛信是抗敌决死队三纵政委董天知〈1911—1940〉派人送来的。董是河南省荥阳县人，1930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6年6月经党营救出狱，参加了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共山西工委会，协助薄一波组建抗敌决死队。为了抗日救国，董常用鸡毛信对外联系，指挥战争。当时他正在浮山打游击，日本人对他又恨又怕，曾悬赏二万银元买他的首级。他转战山区军务繁忙，来鸡毛信有何指示？

　　母亲打开信一看，首长命令她火速赶到三总队〈相当于团〉。三总队在400里外的长治县，接近前线，路上常有日军和汉奸队。一个参军不久的女师范生，去三总队做什么呢？总不会率一连战士同日军作战吧？她捧着鸡毛信感到它沉甸甸的。军令如山，必须日夜兼程赶往长治。找区政府开路条已经来不及了，老乡说就凭这封信便能上路。一路上无论放哨的民兵还是站岗的儿童团员，看一看鸡毛信就放行了，仿佛今日的绿色通道一样。向导老乡心情舒畅，说：“咱们能在根据地、游击区畅通无阻，多亏鸡毛信一路保驾。”三天后到达长治，总队政治处干事程达接过鸡毛信，十分高兴。首长要母亲以战争难童为主创办一个战地剧团，当时在贺龙将军支持下，女作家丁玲在晋北创办了“前哨剧团”，该团就叫“前线剧团”。但是，为母亲写信的董将军没能看到前线剧团的演出。他在1940年8月牺牲了，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董奉命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在山西潞城被日军包围，董连连派人向外送信求援，都被日军火力阻挡。拂晓日军发起进攻，董部孤军作战，弹尽援绝，同敌展开白刃战。董连中三弹，壮烈殉国。噩耗传出，汾河呜咽太行默哀。董将军的老战友、我党著名理论家杨献珍在新华日报〈1940年9月25日〉上撰文悼念：“天知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是新时代新中国的典范，他的牺牲是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可惜，他写的鸡毛信在战争年代丢失了，不然还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呢。

抗战时母亲在山西舅舅在西安铁路局，姥姥远在沦陷的郑州老家。战火阻隔，邮电中断，彼此间杳无音讯，姥姥思念儿女，把一只眼都哭瞎了。1942年金水表哥从郑州逃荒到西安，为了给姥姥报一声平安，舅父又让他坐着马车一路颠簸回郑州。表哥回忆说，经过黑石关涵洞时马车进不去，十多岁的他怀揣舅舅的信，跟着难民连滚带爬钻进遍地黑水的涵洞，出洞口时差一点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姥姥见到舅舅的信，抱头痛哭。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异地分离的亲人想要倾诉一下思念之情，是多么地艰难呵！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黄河边当知青，村上的电话是手摇式的，打电话时需要人帮忙摇动机柄。好容易摇通了，话筒里竟会哇哩哇啦唱起样板戏。原来公社广播站和各村的电话机合用一根电线，要想打电话，只好等到广播站停播时。那时乡下贫困，为了省几个钱，电话线都是铁丝芯，通话质量十分低劣。女知青玉珠的奶奶在郑州患病，家人将电话从郑州打到公社，可是却迟迟转不进村里。夜间，电话接通了，玉珠匆匆进城，奶奶已在弥留之际，她说：“妮，往乡下打电话太难了。不然，你也能早些回来照顾我。”

改革开放三十年，城乡居民的通讯工具有了巨大变化。八十年代我家安装了固定电话，现在家里还多了几部手机，女儿的手机还是彩铃的，不但会唱歌，还会照相呢。抚今忆昔，母亲万般感慨，说：“战争年代，首长们调兵遣将才有资格使用鸡毛信。现在你们不是打手机就是在网上视频聊天，通个电话比拿根鸡毛还轻松。”她言犹未尽，又吟诗抒怀：晚年逢盛世，通信大发展，人是顺风耳，家有千里眼，彩铃声声响，生活比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