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模式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改革3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我们虽然也受到冲击，但是波动的幅度比较小，而且还率先复苏，不过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一是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二是资金巨额过剩。为了救市，我们也放开手脚投入巨额资金，全力以赴启动消费，虽然略有起色，但是成效不是非常突出，出口情况继续恶化，外需转到内需非常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矛盾：一是产能过剩突出，可是我们还要加大投入，会不会因此而造成产能过剩更加突出？二巨额资金过剩，我们的银行是好好的，资金充足，最近放了那么多信贷，可是却止不住生产滑坡的势头。这是为什么？
改革30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非常突出的，国家变化日新月异。城市美了，交通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大大改善，可是为什么启动内需那么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刚刚起步，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宽了，但是社会保障的水平却是很低的，还没有能够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没有达到大家可放开手脚尽兴消费的时候。更重要的，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确很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大多数人只能生活有所改善，不能说“富”了！中国储蓄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但中国的家庭储蓄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来自企业的大公司的储蓄高非比寻常。而雇用着80%的工人的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却非常小。这几年，我们的消费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的。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消费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从过去接近60%的水平逐渐降低到2007年居民的消费率仅为35﹒4%。这一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城乡两极分化严重。我们有巨额资金过剩，而中小企业资金却十分紧缺；我们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70%变成了美国资产，借给美国人用。我们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所遇到的是产能过剩与资金过剩；经济高速发展与消费率下降都缠在一起了，优势被劣势“冲销”掉了！，我们的发展模式遇到了麻烦！
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分配体制。既表现在国家分得过多，也表现在初次分配不够公平——过于倚重效率考虑，导致部分人收入太低。初看起来，国家多拿一些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事实证明，长此以往，也是不可持续的。
先看国有企业。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占国民收入的总水平约1/3，都是占据国民经济的要害位置，自然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投入多，虽然企业年年利润丰厚，但是返回国家、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用于提高全民的收入的相对较少。2008年，140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652﹒9亿元。国资委测算，如果剔除去年电力、石油、石化等行业亏损的2660多亿元，中央企业去年实现的利润和2007年的9968﹐5亿元基本持平。中央企业红利上缴的比例分三种类型，其中资源性行业比赛最高，为10%。即便如此，15年来今年是第三次向国家上缴红利。国家对国有企业还是投入多，上缴的红利少，直接制约了国民收入再分配，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育成长。
第二，国家运用手中的权力，通过体制创建、制度制订或直接行政干预，使国民收入分配向国有企业、大企业和国家倾斜。由于我国人民的消费习惯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局限性，我国储蓄率特别高，约占国民收入的50%。社会闲散资金大多数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手中，垄断分配给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与此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也非常迅猛，目前已超过2万亿美元。我们的外汇储备占用的是基础货币，也就是靠货币发行，实质是国家通过“货币税”，把老百姓的部分收入分流给国家；国家因外汇占款增加而投放了基础货币，转化为银行存款，存款经过派生，成几倍扩张；通过发放贷款，向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倾斜，在资金向国有企业、大企业倾斜时，因为存款是低利率或负利率，随着贷款倾斜渠道将财富向大企业或国有企业转移。我们对资源性产品实行补贴政策，实际上也是利益的再分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题为《世界经济复苏取决于中美合作》（载3月6日《华盛顿邮报》）一文中说：“实际上，中国金融结构的扭曲意味着，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中国普通百姓和中小企业公司一直在补贴大公司和富人。”我们把巨大过剩资金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或美国资产，转向美国，实际上也是国民福利的大转移。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拿那么多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是不正常的，现在已经达到难以自禁的程度。今年二月份，我们再次增持美国国债237亿美元，使得总持有额达到7679亿美元。一年间我们累计增持美国国债277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万亿元。这都是用货币发行解决的。表明这种福利性转移仍在加速。表明在这一年内，中国的每个老百姓分担了1407元！为美国排忧解难1407元！
就这样，国家通过资源垄断性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倾斜，过多的将国民收入向大企业和国有企业输送；国有企业没有适时适度向国家上交利润，不仅制约了社会保障建设，反而刺激了居民储蓄意愿，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增长。股市的暴涨暴跌，把一些稍有积蓄的人弄得狼狈不堪，消费能力大降。奇怪的是，我们一些人对培育自身的消费能力就不大在意。《中国商报》5月12日刊登童大焕的文章说，有一个概念我们一直习焉不察，就是像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垄断企业，早就是名副其实的海外上市公司。这些在国内高价发行低分红甚至不分红的企业，在国外却是低价发行高额分红：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央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至少合计六、千亿人民币。而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摘自2009年5月20日报刊文摘）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国外差别那么大？这些年我国经济的确发展得很快，人民生活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对大多数百姓来说，还只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些略有积余，还不到消费模式转换的时候，构成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
总之，资源分配、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的体制、政策制约了国民消费方式的升级和换代，也拖累了内需的增长。
在出口超速增长的日子里，内需不足的缺陷被出口繁荣掩盖了，内需不足、生产与消费比例失调的矛盾不明显，一旦金融危机来临，出口萎缩，内需不足的矛盾就完全暴露了，也暴露出产能严重过剩。所以有人建议，后30年的改革要以民富为中心，是很有远见的。但这仍属于就事论事，它明白地向我们提出了两个十分尖锐的问题：①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中分配与再分配问题；②市场机制的发育成长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政府监管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占了很大比重，如果这种发展模式完全脱离了市场机制的培育，过分依赖行政干预，很容易滑入计划经济的老路，埋下了危机的祸根。宏观调控简单地说，就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的调节，在中国还有个特殊命题——国有企业在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处理不好，也是要出大问题的。
世界经济已进入了现代化大生产时代。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彼此间的依赖性也越来越深刻。美国两大汽车公司目前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是自己生产方面出了问题，而是生产规模太大，生产能力太强，一旦消费萎缩，几天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堆积如山，资金周转不灵，企业就难以为继。危机的本质是总需求与总供给比例失调。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虽然表现的形态不同，巨额资金过剩、产能过剩，也表现了生产过剩。既有经济结构性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干预失度和国民收入分配扭曲，引发总需要与总供给比例失调，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遇到的新情况与新麻烦。
近日，发改委出台了淘汰过剩产能的具体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目前的大致产能过剩情况是，钢铁产能过剩约2.5亿吨，煤炭产能过剩约4亿吨，汽车产能剩约300万辆，水泥、电力、纺织等产能过剩亦十分突出。中国在制造、电力、公路、港口以及房地产等领域也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这些领域在近8年的经济增长中，有些年份所占比重高达七成以上，在总固定投资中所占比也高达六成。这是在2003年到2008年中国新一轮以重工化为标志的固定资产投资热潮中完成的。多数项目是在2003年和2004年左右开始基本的包括土建建设、厂房建设以及设备奠基等为核心的前期工程建设。而随后的几年则是主要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大规模的投入生产运作，并进而产生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重复建设激增的时期。其实在经济全球化年代，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从某种角度说，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即使今后，我们也不可能仅根据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来安排生产与消费。经济结构失衡当然要调整，问题在于：①以什么为标准？②是由政府调整，还是市场做主？就资源配置效率而言论，行政手段肯定比不上市场机制。我们千万不要陷进“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这一恶性循环中。
在当前，我们不仅要防止经济大滑坡，我们还要趁机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上来，以提高我国产品竞争力。以前，我们注意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现在又推出了产业升级规划。这是很好的一着棋。国务院发出通知：“ 发挥科学技术在扩内需、促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惠民生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科技重大专项提前并加快实施的重点任务已经确定，对有较好基础、能够充分利用多年自主创新成果的项目；对有较好市场前景，两三年内能够实现产业化，对当前产业发展和扩大内需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关键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集中安排资金。中央财政预算今年安排328亿元，2010年安排300亿元左右，同时带动企业投资，主要推动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型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等11个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同时，全面展开科技支撑经济发展、服务企业的各项工作，启动实施一批自主创新产品规模化应用示范工程，加快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把目前金融危机中“危”转化为“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对我们来说，还要抓紧调整生产与消费的`的比例关系，深入调整我们的分配政策。我们常说我们有两大危机，一是产能过剩；二是资金巨额过剩。危机的深层问题是生产与消费比例失调，是分配危机，不仅造成内需不足，在政治造成更大的影响。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主人是工人、农民，可是我们现有的体制和政策都偏向国有企业、大企业和富人、领导者，忽视了中小企业和大多数基本群众。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如果把大多数中小企业撇在一边，内部分配把差距拉得太大，少数人富了，大多数人日子过得不如意，分配不公平，也会引发不满，我们将因此失去基本群众的支持。如果我们的政权失去基本阶级的支持，我们的稳定也就失去了基础。以前，我们不少人很欣赏物质的刺激作用，喜欢拉大工资距离，但从这次金融危机看，高工资的确刺激出了“高积极性”，但也创造出太多的贪婪者，造就出世界大危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限制高工资却是西方领的头。近几年，我们在分配领域喜欢“拉开距离”，金融部门一些高管一年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高工资，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实践证明，这样做，无论是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还是要讲贡献、讲觉悟，不能讲特殊。这几年，我们的经济是发展快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社会治安却不大好，盗窃、抢劫、杀人﹍﹍却多起来了！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说明我们还有深层次问题需要解决。最近，中央军委下发了《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这个文件发得好，我们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和谐社会。不能让“铜线臭”迷了我们发展的方向。（2009年5月20日）